《國際新聞界》近日刊登一則《關于于豔茹論文抄襲的公告》，指出於豔茹在北大歷史系博士在讀期間發表的論文《1775年法國大眾新聞業的「投石黨運動」》涉嫌嚴重抄襲。北大負責人表示，因其已畢業，將組織專家對其博士論文重新核查，若有抄襲，按規處理。（相關報導見今日本報8版）
北大博士涉嫌嚴重抄襲，確實令人大跌眼鏡。用編輯部的話說，「除了提要和最後的幾句結論，幾乎都是抄的！行文完全一模一樣，注釋都搬過來！」《國際新聞界》認為，之所以大張旗鼓公告抄襲行為，是因為「於豔茹這篇論文的抄襲情況是期刊目前遇到的最嚴重的一篇」。可見，反抄襲技術再是升級，也難免遭遇漏網之魚；而要防患於未然，加大違規成本，顯然是核心之舉。
在高校自治的語境下，這首先有賴於權責明晰的學術規範體系。譬如，根據《北京大學研究生基本學術規範》，「已結束學業並離校後的研究生，如果在校期間存在嚴重違反學術規範的行為，一經查實，撤銷其當時所獲得的相關獎勵、畢業證書和學位證書。」當然，此《規範》的適用範圍也包括「在讀期間存在學術失範行為的已離校研究生」。這也就意味著，於豔茹涉嫌嚴重抄襲一旦坐實，或將面臨大罰單的責罰。
但問題是：是不是每所高校都在學術不端上有嚴明的「規矩」？是不是這些「規矩」的度量衡都秉持基本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這種「自理門戶」的調處方式，會不會因為人情關係而導致尺度扭曲？這些追問，顯然不是杞人之憂。近年來，高校及科研機構的學術不端事件層出不窮，而姑息遷就的惡例，更是司空見慣。查究難、責罰難，「自己人監督自己人、自己人查處自己人」——這也是學術不端屢禁難絕的重要根源。
於此而言，在學術不端治標不治本的當下，更當以重典整治學術亂象。
一是借鑑食安辦等職能機構設置的經驗，及早建立全國性學術不端查究中心，從國家層面捍衛智慧財產權、淨化學術風習。
二是加大學術不端的罰單籌碼。不久前，香港地區中學文憑考試出現近年罕見的集體抄襲事件——香港現代書院23名學生，在校本評核中文科考試中，引用資料而沒有註明出處，被取消中文科成績，失去大學申請資格。下手之「狠」，學生尚且如此，更遑論為人師者？相較而言，內地學術罰單似過於綿柔。
三是追究導師責任。此前，教育部、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聯合印發的《關於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見》規定：導師是研究生培養的第一責任人，研究生發生學術不端行為的，導師應承擔相應責任。以導師為代表的學校學術查究體系，對在讀學生的論文情況有沒有秉持起碼的反抄襲警惕？
學格如人格，學格顯國格。在創新與人才更受器重的今天，學術不端已經絕非「私事」那麼簡單。不僅公權失範需要終身追責，學術不端亦須承擔無限責任——道理很簡單，一篇論文成功行騙，改變的，何嘗不是當事人一生的軌跡呢？（鄧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