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花女》《悲慘世界》《巴黎聖母院》《基督山伯爵》《高老頭》《紅與黑》……很難想像,這麼多膾炙人口的法國經典文學作品竟然都出自同一個譯者——鄭克魯。
從事外國文學翻譯、研究60年,翻譯家鄭克魯已經完成1700多萬字的譯著,其譯著的總字數甚至已經超過傅雷、許淵衝、郝運三位著名法語翻譯家譯作字數的總和。
上海作家、澎湃新聞今天發布消息——著名翻譯家、上海師範大學教授鄭克魯9月20日晚逝世,享年81歲。
「我會翻譯到不能再翻譯了,恐怕也不是很久遠的事。生命就是你給世界留下了什麼東西,不留下什麼東西就什麼也沒有。人總是要死的,但我想留下一些東西。」鄭克魯曾這樣向世人解釋自己對翻譯工作的深情。
鄭克魯,廣東中山人,1939年8月生於澳門。196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西語系1965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獲碩士學位。畢業後留所工作至1984年,其間於1981-1983年法國巴黎三大訪問學者。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武漢大學法語系任系主任併兼法國問題研究所所長,1987年調至上海師範大學工作,任博士生導師,還是上海師大中文學科博士後流動站負責人,並任中國法國文學研究會副會長,上海比較文學研究會副會長和上海翻譯家學會副會長,獲得法國政府頒發的「一級文化交流勳章」。
鄭克魯是在翻譯、教學和研究三大領域同時取得不凡成就的為數不多的翻譯家之一。許多人知道鄭克魯的名字,是通過《家族復仇》、《基度山恩仇記》《茶花女》《悲慘世界》《巴爾扎克短篇小說選》《法國抒情詩選》等法國文學作品,其實,這些都是他在研究和教學之餘翻譯出版的。他對於法國文學和外國文學的研究探討,完全基於一手材料的直接閱讀與領悟,將翻譯實踐與學術研究同步進行,並相得益彰。
在鄭克魯60年的翻譯學術生涯中,完成了1700萬字文學翻譯,近2000萬字著作和編著。著有:《現代法國小說史》《法國文學史》《法國經典文學研究論集》《普魯斯特研究》。譯有:《第二性》《法國詩選》《蒂博一家》《茶花女》《悲慘世界》《巴黎聖母院》《雨果散文選》。主編有:《外國現代派作品選》《外國文學史》《外國文學作品選》《外國文學作品提要》《法國經典散文》。
1939年8月1日,鄭克魯出生在澳門媽閣街側的一處深宅大院——鄭家大屋。正是在這裡,他的曾祖父、晚清著名改良派思想家、愛國民族工商業家鄭觀應寫下了皇皇巨著《盛世危言》。鄭克魯生前翻譯完成了《悲慘世界》《茶花女》《基督山恩仇記》等共56種、逾1700萬字的法國文學及理論作品,更出版了《法國文學史》《法國詩歌史》《普魯斯特研究》等重量級的學術著作。1987年獲得法國政府頒發的法國國家一級教育勳章,2012年譯著《第二性》獲第四屆「傅雷翻譯出版獎」。
他共出版了18部著作,近20部譯作,還獲得過中國社科院、教育部和上海市等科研優秀成果獎4個。學術專著《法國文學史》、《普魯斯特評傳》、《法國文學縱橫談》等突出了其治學特點。其主編的「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外國文學史(修訂本)》,獲教育部優秀教材二等獎、上海市教學成果一等獎。2003年、2005年,其所主持的「外國文學史」還被評為上海市重點課程和精品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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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翻譯家鄭克魯:
我學好法語的秘訣就是背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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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時,鄭克魯曾在海南島的教會學校上學,那時候就能把課本從頭到尾背下來。小學三年級時,因父親工作調動,舉家遷居上海,鄭克魯入讀南洋模範小學,文學才能開始顯露。鄭克魯至今還記得第一次參加作文比賽獲獎的情形:「那時候我家住在北四川路(現四川北路),靠著馬路,晚上油燈亮了,行人從窗前經過,我寫了我的感受,就得了獎,獎品是一本《三毛流浪記》。」上了中學以後,鄭克魯成為了一名文學青年,那時候最喜歡的是俄羅斯文學,這多少有時代的原因,第二就是法國文學。1957年參加高考,考上了北京大學外語系,當年俄文專業不招生,鄭克魯便「退而求其次」地選擇了法語專業。
北大的五年是鄭克魯法語文學生涯的起點。在當時,國內各大學的外語系都是以教語言為主,唯獨北大西語系特別重視文學。法語專業的學生不僅要上兩年以上的「法國文學史」課,還要上「歐洲文學史」,而「中國文學史」和漢語課則是由中文系的老師教授。除了文學教育的宏富豐贍,北大也為寫作文學批評提供了充足的機會。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文藝界興起過一股討論、批判法國古典小說《紅與黑》的熱潮,1958年電影《紅與黑》上映,鄭克魯和三位同學共同撰寫了一篇8000字論文,討論小說和電影的關係和異同,發表在《中國電影雜誌》上,從此走上了文學評論的道路。
鄭克魯認為,自己在語言方面的天賦不高,後來的成績都是靠勤奮學習取得的。法語是一門邏輯十分縝密的語言,讀起來優雅流麗,因此語法比較複雜,還存在大量的連讀和同音詞,入門頗不容易。鄭克魯說自己從北大畢業時還沒能跨過語言關。1962年,他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讀研究生,師從著名作家、翻譯家李健吾先生,導師讓他讀盧梭的《新愛洛依絲》,看起來很是吃力。鄭克魯1965年研究生畢業後仍留在社科院工作。1969年,整個社科院一起下放到河南信陽的息縣,出人意表的是,恰恰是下放的一年多時間「幫了大忙」,鄭克魯的法語水平突飛猛進。
「我那時想,我吃飯的工具還是法語,法語要想辦法過關。當時周圍也沒什麼書,只有一本兩萬六千生詞的《法漢詞典》,我就開始背詞典。」鄭克魯背詞典的方法和一般人不一樣,需要無限的耐心和堅持。開始的時候,他早上起來花一個多小時,背一到六頁,上午開會的時候走神幾分鐘在腦子裡過一遍,大概能記得60%,中午午休的時候再背一遍,這次只需要四五十分鐘了,下午勞動間隙休息的時候,對著田野再默背一次,記得的更多了一些,晚上睡覺打著手電在蚊帳裡再背一遍,用時更短。這六頁單詞連續背三天,第四天開始背二到七頁,同樣地背三天,始終以這樣的步驟,一步步往前推進。大半年後背完了一遍,再從頭背第二遍。
離開河南回到北京時,鄭克魯翻看讀研究生時購買的蘇聯版《紅與黑》、《高老頭》,發現幾乎每句話都能看懂,心下驚異,同時也明白自己的語言關算是闖過了。於是,他開始在社科院的圖書室裡讀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九十多部作品我看了90%,也就是80多部,當時國內沒有人能看這麼多。」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社科院群星璀璨,幾年後鄭克魯和柳鳴九、張英倫合寫《法國文學史》,他寫巴爾扎克,卞之琳、羅大岡等老先生都當面稱讚,馮至還問他要了列印本,說寫歌德的時候要參考。
鄭克魯對於社科院的往事也記憶猶新。當時卞之琳是西方組組長,每周五開政治學習會,基本上是他一個人在臺上唱獨角戲,那時候他已經把莎士比亞的幾部悲劇譯成中文了,翻譯、詩歌、論文都十分精彩。楊絳的翻譯方法十分獨特,她譯《堂吉訶德》,先在草稿上把每句話用幾種不同的語法翻譯出來,然後再糅合在一起,謄寫在稿紙上。「她每天只翻譯600個字,一個月就是一萬八千字,現在我們要是這麼譯就沒法吃飯了,但他們那一輩人對翻譯的耐心、認真,確實是楷模。」錢鍾書則是出了名的背書大王,「我雖然背字典,但也背不過他,沒有人能背過錢鍾書!」鄭克魯有一次在圖書室借書,就聽到錢鍾書在另一個隔道裡念念有詞,一邊背一邊核對原文。「在息縣的時候,錢鍾書是郵遞員,他怎麼練外文?他給楊絳寫信,說我今天看到一個人,很像《吉爾布拉斯》裡的一個老頭,然後把書裡面對這個人物的描寫整段默寫出來,這個太厲害了。」
記者 潘卓盈
綜合 澎湃新聞 上海作家 法語世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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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都市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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