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獎
家裡電話響起的時候，妻子杜芹蘭看了看表，18點半剛過，天已經全黑了。葫蘆餡兒的餃子剛下鍋，還沒端上飯桌。今天是諾貝爾文學獎揭曉的日子，莫言最愛吃餃子，杜芹蘭尋思著，「不管得不得獎，晚上都包頓餃子吃」。
自從半個月前「莫言極有可能獲得諾獎」的消息見諸網絡後，全家就從北京回到了山東高密。莫言的家在縣城一個僻靜的小區裡，三室一廳的房子買了沒幾年，樓下住的就是他的大哥管謨賢。為了躲避媒體，莫言換了個本地的手機號，只有極少數人能聯繫到他。中秋節時，他回老家平安莊看望了父親和二哥，但來去匆匆，「坐了個把小時就走了」。那時候，村裡人還不知道有關他的諾獎傳聞，等到聽別人說起時，已經打不通他的電話了。平日裡，除了早晚去小區旁邊的植物園散散步，偶爾跟朋友趕個大集之外，莫言很少出門。雖然書房裡擺著臺電腦，但他基本不上網，小外孫才1歲半，媽媽不讓看電視，客廳裡的電視機一直用布蓋著。莫言儘量屏蔽著外界對諾獎的紛擾喧囂。
其實，有關莫言要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早在五六年前，每到諾獎評選的時候，莫言總是被提及最多的中國作家。他得獎多，作品數量多，被翻譯成外文的也多，以至於文學圈子裡流傳著一個說法，說「莫言是最接近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作家」。就在前一天，村子裡來了兩個本省記者，說起網上的傳聞，家裡人才知道有這麼回事兒。二哥管謨欣帶著記者去莫言出生的老屋子裡拍了幾張照片，今天上午又來了兩個，除了拍老屋子，二哥還帶著他們去6公裡外的孫家口小石橋上照了相，也就是當年電影《紅高粱》的拍攝地。
但是，年年說，卻年年落空，久而久之，就連身邊的人也麻木了。10月11日上午，諾貝爾文學獎揭曉前，我們去平安莊採訪，堂弟和二哥都覺得：「懸！全世界才一個，再說評委都是外國人，可能性太小了。」90歲的老父親耳朵背，一臉茫然的神情：「不能吧？真的嗎？」他對諾貝爾文學獎了解不多，但卻知道它的分量「聽說中國寫小說的還沒人得過。」就連莫言自己也覺得諾貝爾文學獎無限遙遠，「渺茫著呢」，前一天跟朋友趕集的時候，他還這麼說。
但是，這一通簡短的電話，改變了一切。
來電的是瑞典文學院常任秘書彼得·恩格倫，他事後接受採訪，問及莫言得知自己獲獎後的反應時回憶道：「他狂喜並惶恐。」對方問莫言該如何慶祝，莫言回答：「也沒什麼好慶祝的，跟家人吃頓餃子吧，因為我最喜歡吃的就是餃子。」當然，掛斷電話前，對方囑咐莫言，先別聲張，待會兒公布了再說。
正式公布結果的時間定在北京時間晚上19點鐘。隨著這一時刻越來越近，老家平安莊的氣氛也漸漸緊張起來。我們傍晚18點鐘返回二哥家的時候，他剛跟父親吃完晚飯，正守在電視機前看央視新聞頻道，記者們都已散去，家裡顯得有些冷清。入夜天也涼了，街道上不見人影，昏黃的路燈下，堆著一座座小山似的玉米棒子，村子很安靜，只有偶爾傳來的幾聲狗叫。二哥不斷接到電話來詢問結果，問得多了，他也有些不安起來，自言自語：「電視裡能演嗎？是這個頻道嗎？」父親就坐在電視跟前，一如往常地沉默，耳朵聽不見，只能看字兒。不一會兒，當地電視臺的幾個記者扛著機器找上門來，狹小的屋子裡有些擁擠，父親就起身去了另一間，按往常的習慣，他該睡覺了。
莫言90歲的老父親身體依然硬朗
19點已過，新聞聯播剛播了第一條新聞，家裡的電話又響了，二哥接起，聽了幾秒鐘，說道：「哦，得了？」他掛斷電話，轉身告訴我們，是堂弟打來的，說鳳凰衛視播了，是莫言。
「啊？！」
「真的？真的是莫言？」
「快上網！快上網！」
屋子裡頓時亂作一團，空氣好像在瞬間爆炸了。有人慌亂地掏出手機上網，攝像師馬上拉開架勢扛起機器，電視臺的女記者興奮地跳著說：「我們在見證歷史啊。」隨即把話筒遞到二哥面前：「你高興嗎？」二哥已經樂得合不攏嘴，趕忙起身到父親房間報喜。父親坐在炕沿上，少有表情的臉上終於露出了一絲笑意，但過了一會兒，他好像還不放心，又來問老二：「電視上演了嗎？」可能他覺得只有央視上播過才算最終確認。
過了沒幾分鐘，又一路人馬扛著機器急匆匆闖了進來。他們自報是日本NHK電視臺駐上海站的記者，剛剛從青島機場打計程車趕到。早先傳聞說，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會在莫言與日本作家村上春樹之間角逐，日本的媒體自然高度關注，據說在日本也有記者守候在村上春樹家門前，只待最後懸念揭開。為首的一位日本男記者剛一進門就給了二哥管謨欣一個熊抱：「啊，莫言老師，我曾經採訪過你，還記得嗎？」原來，因為房間燈光昏暗，對方認錯了人。反應過來後，大家才意識到「莫言呢？」
尋找莫言，成了這一刻記者們的第一要務。高密是個縣級市，這兩天已經陸續集中了幾十個記者，大家分散在縣城的各個賓館裡，好像只等這一聲令下，立即出動。
接過獲獎的電話後，莫言下樓到大哥家走了一趟，他告訴大哥，明天估計會有很多記者找上門來，我不想說什麼，麻煩你幫我頂一下。可是，記者們哪裡等得到明天。找不到莫言，市領導們的電話都快被打爆了，無奈，領導出面勸說莫言，晚上21點鐘在當地最高檔的鳳都國際大酒店召開新聞發布會。
我們是在從平安莊趕往高密市途中得到這個消息的。離開村子的時候，已經有反應快的村民去買了煙花，擺在路口放起來。有人披著夾襖從胡同裡竄出來問：「誰家大半夜的結婚啊？黑燈瞎火地放什麼炮！」捂著耳朵點炮的人答道：「咱村莫言得大獎了，中國人第一個！」莫言寫的小說，絕大部分村民並沒有讀過，印象大多還停留在當年來這裡拍的電影《紅高粱》，但這並不妨礙孩子們像過節一樣衝上街頭撒歡地鬧，男人們招呼著去買酒喝，女人們則紛紛感慨莫言又給平安莊爭了一回光。
新聞發布會只持續了半小時，莫言從一出場就被團團圍住，一片長槍短炮中，莫言淡淡地說，之所以獲獎，大概是因為自己始終站在人的角度上寫人，作品超越了種族和地域的限制。眾記者散去後，市領導們宴請莫言，夜裡23點多，眾人走出酒店門口時，天空騰起絢麗的煙花。人人臉上洋溢著興奮之情，反倒是莫言，仰頭看著五彩煙花，仿佛陷入一種游離於外的沉思。
不知是誰說，待會兒莫言還要回平安莊，村裡的鄉親們也為他備了煙花慶祝。但當我們於凌晨趕到平安莊的時候，發現村子已經睡著了，有人打來電話說慶祝活動改在了拍《紅高粱》的孫家口小石橋上。趕到一看，漆黑一片的膠萊河，兩輛麵包車停在兩個橋頭打著燈照亮，已經廢棄多年的小石橋上站滿了人，腳下擺滿了啤酒和各式各樣的熟食，原來是一幫當地的文學愛好者們在抒發激動之情呢！大夥邊喝酒吃肉，邊吟詩高歌，有人跺著腳下的石板喊：「當年咱爺爺們就在這橋上打敗了鬼子，今天莫言又贏了一回日本人（指村上春樹）。」有人高聲附和道：「沒有這橋，能有今天的鞏俐、張藝謀嗎？」村支書也難掩驕傲，開始謀劃著怎麼讓這座已經被遺忘多年的小石橋煥發出新生命……
莫言自然沒有來，聽說他還特意囑咐，今晚就別放煙花了，以免擾民。當晚，他回家的時候已經凌晨。「累壞了，也沒顧上洗澡，吃片安眠藥就睡了。」妻子回憶。第二天，高密大街上的電子廣告牌就全部打出了祝賀莫言獲獎的字樣，老家的房子裡也擠滿了前來採訪二哥和父親的記者。二哥幾乎一夜未睡，嘴上急起了燎泡，他笑言自己是「禿頭跟著月亮走沾光了」。眾生喧譁中，或許只有家人才更能體會這個獎的箇中意味。
第二天傍晚，我們敲開了莫言家的門。開門的妻子杜芹蘭顯得有些不知所措，客廳裡擺了幾個花籃，這位樸實的家庭婦女之前從來沒有接受過記者的採訪，突如其來的媒體轟炸似乎把她給震住了，一言一語更顯小心，好在有小外孫的哭鬧聲，稍稍緩解了空氣中的拘謹。結婚33年來，夫妻二人雖然在文學創作上沒有太多交流，但莫言所受的苦她卻看在眼裡記在心上。在部隊時，莫言利用晚上的時間在倉庫裡寫作，夜裡餓了就啃大蔥充飢，從此落下了胃病，直到現在還經常折磨他。雖然已經成了知名作家，但莫言用的筆，還是多年來一直用的一支1.5元的鋼筆。2006年，他在北京借住到一個朋友的房子裡，用了43天時間，耗去3瓶墨水，寫出了43萬字的《生死疲勞》。令眾人狂歡的諾貝爾文學獎，在妻子看來，不過是讓莫言多年的辛苦寫作終於得到了一絲安慰。「他寫得很苦，晚上常常睡不著覺，想起什麼就爬起來記在紙上，寫的時候遇到卡殼，就敲著自己的腦袋做苦悶狀，說自己怎麼這麼笨，像個孩子一樣。」杜芹蘭眼裡閃著淚光。
雖不喜言談，但莫言是個幽默的人，並且他的幽默裡帶著真誠，有時讓人哭笑不得又不得不深思反省。有記者問：「得了諾獎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他答：「意味著我得出來見你們。」又有記者問：「得了大獎，你會離開高密，或者離開中國去國外定居嗎？」他答：「永遠不會。」作家與故鄉，是一個恆久的命題。那麼，家鄉高密，對莫言的成長和文學而言，用他自己的話來歸納，無外乎兩個詞飢餓與孤獨。
飢餓
莫言原名管謨業，1955年出生的時候，已經是大家族裡的第四個孩子，除了自己的兩個哥哥和一個姐姐，還跟叔叔一家住在一起，此後，嬸嬸又生了三個兒子，全家十三口人擠在五間土房子裡。他那個年代的大家庭，用大哥管謨賢的話說：「大人天天忙著幹活，一天到晚想的是怎麼填飽一家人的肚子，哪有什麼歡聲笑語和溫暖可言，父母的愛被生活重擔所淹沒，只能埋在心裡。」莫言3歲的時候，就趕上了「大躍進」，此後，又是三年困難時期，吃飯問題成了農村的頭等大事。
飢餓，成為小莫言童年的第一波記憶。後來，在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紅蘿蔔》中，莫言對主人公「黑孩兒」的描寫便是自己當年的寫照「他的頭很大，脖子細長，挑著這樣一個大腦袋顯得隨時都有壓折的危險。」此後，有關飢餓的描寫，就一直貫穿在莫言的作品中，真真假假，多半都來自他的生活經歷。1961年春，村裡的小學拉來一車煤塊，那種亮晶晶的東西孩子們從來沒見過，有人跑上前拿起一塊就啃，其他孩子也撲上去，每人搶一塊吃起來，那種味道直到今天還讓莫言記憶猶新。後來他把這一情節寫進了長篇小說《蛙》。在《豐乳肥臀》中，莫言描寫母親上官魯氏奇特的偷糧方式她給生產隊拉磨，趁幹部不注意時，在下工前將糧食囫圇吞到胃裡，這樣就能躲過下工時的搜身檢查。回到家後，她跪在一個盛滿清水的瓦盆前，用筷子探到自己喉嚨裡催吐，把胃裡還沒有消化的糧食吐出來，然後洗淨、搗碎，餵養自己的婆婆和孩子，以至於後來形成了條件反射，只要一跪在瓦盆前就想吐。這樣的情節聽著離奇，但卻是莫言母親和村裡好幾個女人的親身經歷。
莫言的妻子杜芹蘭
莫言曾經說過，文學其實是一種記憶。有時候在寫作時打開記憶的閘門，對飢餓的恐懼和仇恨就會一瀉千裡。至今，莫言仍然對食物保留著一種天然的敬畏。妻子杜芹蘭告訴我們，幾十年來，無論名氣多大，他對吃一直沒有要求，因為小時候吃不到面，現在尤其喜歡吃麵食，饅頭、麵條、包子，永不厭煩。至於餃子，無疑算得上是最高的禮遇了。
為了哺育自己的孩子，母親往往要承擔更大的苦痛。莫言的母親，本名高淑娟，但卻連使用自己名字的機會都沒有，生產隊裡的記工冊上一直寫的是管高氏。在母親兩歲時，其親生母親就去世了，跟著姑母長大。17歲時嫁到管家，她身材矮小，纏著小腳，體重只有七八十斤，卻要承受繁重的體力勞動。常年的過度勞累，讓她患上一身病，哮喘、肺氣腫、肛腸疾病……小莫言的記憶裡，每逢夏天，母親必頭疼，在家裡嘔吐怕婆婆和妯娌嫌棄，每晚就跑到胡同裡用手扶著柳樹嘔吐；到了冬天哮喘病就發作，渾身沒有力氣，一行動就喘息不止，只好天天坐在炕上。在她最後的10年歲月裡，莫言每次回家探親，都要陪著母親去醫院。一次採訪中談及童年最深刻的記憶，莫言答道：「是母親的嘆息。」
舊時的大家庭中，母親大概是最沒有地位的人了，上有公婆，下有子女，除了忍飢挨餓，還要頻繁承受生育之苦。莫言的母親總共生育了8個子女，但活下來的卻只有4個。母親曾經告訴莫言，自己懷過一對雙胞胎，那時候「肚子大得自己都望不到自己的腳」，但還是要頂著烈日下地幹活。到生產那天，中午還在麥場打麥子，直到羊水浸溼了腳才被允許回家，下午生產，晚上趕上暴雨，又要掙扎著起來去麥場搶收麥子。雙胞胎沒活幾天就死了，母親也落下了一輩子的婦科疾病。
1994年1月，母親走完了自己苦難的人生。莫言回家奔喪，回到縣城南關的小院時，一度萬念俱灰。想起自己曾經在北京積水潭地鐵口看到的那一幕，那是一個來自農村的婦女，正懷抱兩個孩子哺乳，莫言呆呆地看著這一幕流下了眼淚。他把自己關在南關的小院裡三個多月，中間除了去過兩次教堂外幾乎沒有出門，一口氣寫下了50萬字的《豐乳肥臀》。
在這部小說的開端，莫言用大量篇幅來描寫母親上官魯氏的一次生產。婆婆從大街上掃了一簸箕浮土鋪在炕上，讓上官魯氏自己來生，她和家人則忙著去為驢接生。這種把孩子生在土裡的方法，是當年普遍的真實做法，莫言當年也是生在父親收來的一堆土裡，或許也是一種隱喻，生命的開端就與土地緊密相連。
飢餓、土地、母親、生育，是莫言小說裡最常見的要素。不止於此，莫言還不惜筆墨對女性做了濃墨重彩的闡釋。莫言的奶奶是個性格剛烈的農村婦女，據大哥管謨賢回憶，奶奶的膽子比爺爺還大，有一年鬼子來砸門，爺爺去開，鬼子一進門就把爺爺踢倒，刺刀對準爺爺的胸口，嚇得爺爺面如土色，倒是奶奶鎮靜地走上前去把爺爺扶起。此後，只要聽說鬼子來了，爺爺就先跑了，往往由奶奶留守，哪怕後來的八路軍、解放軍來了，開大會也都是奶奶去。或許是受了這個影響，莫言筆下的女性，往往性格要強，率性灑脫，《紅高粱》裡的「我奶奶」就是一例。莫言甚至說過，他認為女性才是世界秩序的締造者。莫言當年5歲才斷奶，他著力塑造了患有「戀乳症」的上官金童這一角色，也算是對自己、對男性、對內心懦弱的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一次深刻的自我檢視。
孤獨
據現存的《高密管氏家譜》記載，高密管氏世居膠東，據考證是春秋時齊國宰相管仲的後代。歷史上因為從軍、做官或戰亂等原因，曾遷居過江蘇海州、浙江龍泉及江淮一帶。莫言家所在的這一支，於明洪武年間遷居到高密城東的管家苓芝。民國元年，因與人打官司敗訴，莫言的曾祖父帶領家口遷居到高密東北鄉平安莊。
其實，東北鄉只是一個民間的稱呼，因為平安莊地處高密縣城東北方向，當地人習慣以方位來指稱。行政區劃中的平安莊，鄉鎮合併前屬於大欄鄉，地處膠河南岸，地勢低洼，最高處也不過海拔8米，連年洪水，是一片荒地，因適宜放牧、多牛欄羊欄而得名。從管家苓芝遷居此地，當地人稱之為「下窪」，實屬迫不得已來此開荒。
莫言是伴隨著家族的衰敗來到這個世界上的。本來曾祖父一輩來到這裡是白手起家，但靠著祖父三兄弟的賣力經營，到「土改」的時候，管家卻劃成了中農。中農在當時是團結對象，地位雖然沒有地主那樣卑微，但也算不上是主流。可當時的山東地區，在康生領導下，土改走「極左」路線，鬥爭形勢格外激烈，莫言這樣的中農家庭在村子裡矮了半截，這種邊緣性的身份與孤獨一直伴隨著他的童年和青年。
莫言的父親管貽範，生性嚴厲，個子高大但沉默不語，當地人習慣說他長有「虎毛」，管教孩子不怒自威。一直到今天，村裡人說起莫父，仍是尊敬有加，哪怕是孫子輩的媳婦穿衣打扮也必須得中規中矩，稍有出格就免不了要挨他的責罵。他自解放前就為共產黨隊伍徵糧，後來一直在人民公社當會計，幹了33年才退休，但卻一直沒能入黨。因為成分不好，父親一輩子行事謹慎，為生產隊買支鋼筆記帳都要公社書記批准才敢。小時候的莫言沒少挨父親的揍，有一次下地幹活因為肚子餓極，便拔了個蘿蔔吃，後來被人告狀，被罰跪在毛主席像前，被父親知道後，差點把他打死，母親和姐姐都不敢去勸，只好求助隔壁的六嬸去請來爺爺才算解圍。《透明的紅蘿蔔》就是根據這一經歷寫成的。
莫言的童年，正是中國政治運動最為頻繁的年代，「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一波接著一波，個體命運被裹挾在宏大而扭曲的政治浪潮中，飄搖不定，隨時都有覆滅的危險。作為家裡的小兒子，莫言不僅有點嘴饞、偷懶，長得醜，又愛說話吹牛，為此沒少惹事，在家裡並不受待見。後來，在解釋《四十一炮》這篇小說的篇名時，莫言自述自己這樣愛說話的孩子在村裡就叫「炮孩子」，意思是說話像放炮，毫無遮攔。
10月11日晚23時，為慶賀莫言獲獎，人們在高密市鳳都國際大酒店前燃放起絢麗的煙花
1966年「文革」開始，正在讀小學五年級的「炮孩子」莫言終於為此付出了代價。那一年，在華東師範大學讀中文系的大哥回家，帶回了一些有關上海「一月革命」的材料，莫言看後，也學著帶領一幫同學搞起了造反。他們組織了一個「蒺藜造反小隊」，之所以起這個名字，就是考慮到「蒺藜」雖小，但全身硬刺。莫言親自寫了造反小報，帶領同學撕了學校的課表，但是很快就因為隊伍裡出了「叛徒」而被鎮壓了。由於升初中需要貧下中農子弟的推薦，莫言被清除出了學校，只能下地務農。現在說起這些，大哥還覺得有愧於他。
離開校園，事後看，對莫言是一把雙刃劍。不滿12歲的他還幹不了農活，只能放牛、割草，作為被集體所拋棄的一員，他感受到一種無法擺脫的孤獨和自卑。學校就在自己的老屋旁邊，每次牽著牛路過，聽著教室裡傳來的讀書聲，莫言就會感覺自己比別人矮半截。中斷學業曾經是莫言的一個心結，直到1984年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才算解開，他激動地給當時在湖南當中學老師的大哥寫信：「我終於得到了一個扔掉小學肄業帽子的機會，因此我感到有幾分高興。」
但是，一個人放牛割草的日子，又讓他獲得了與大自然親密接觸的機會。莫言坦誠，自己在小說中對自然的描寫，對動植物、聲音和顏色的細膩感知，就源自那段時期的生活。老房子就建在膠河岸邊，那時候還沒有高高的河堤，推開後窗就能看到寬闊的河面，遇到發大水，白花花的浪頭翻滾而來，就像擁擠的馬頭。莫言描寫洪水的樣子，引起了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好奇，2002年春節時他專程來到莫言老家過年，看到河的樣子才算解了心頭之惑。
雖然不能上學，但莫言並沒有放棄讀書。二哥管謨欣還記得，當年他和莫言常常為了爭書看而鬧得不可開交，大哥留下來的書讀完後，兄弟倆就去借村裡人的書，本村的讀完就去外村借閱。為了借書看，莫言和二哥輪流給人推磨，推10圈磨才能換一頁書讀。斷斷續續幾年下來，莫言已經熟讀了《聊齋志異》、《水滸傳》、《七俠五義》等古典小說和《林海雪原》等現代小說，實在沒書讀的日子就讀《新華字典》。直到今天，二哥還保留著這本珍貴的《新華字典》，泛黃髮黑的紙上透著油光，扉頁上歪歪扭扭寫著幾個字：「大欄小學，管謨業。」這種自由散漫、天馬行空般的閱讀和思考，反而奠定了其日後寫作的基調。
離家
飢餓，孤獨，身份的自卑，以及大家庭生活中的壓抑，莫言在21歲之前所想、所做的努力，就是為了有朝一日能夠逃離家鄉，為此他嘗試過各種辦法。
大祖父是遠近聞名的老中醫，尤其擅長婦科和兒科。退學在家的日子裡，有一段時間莫言曾經跟著大祖父學醫、讀醫術，但因為大祖父是地主身份，土改時被掃地出門，唯一的兒子跟著國民黨去了臺灣且多年來生死未卜，要想靠行醫跳出農村幾乎走不通。
考大學似乎是最好的出路。大哥管謨賢1963年考上華東師範大學後，對莫言的觸動更大，成為他兒時夢寐以求的榜樣。大哥向我們回憶，有一年寒假回家，莫言趁著他睡覺的時候，偷偷摘下大學校徽別在自己胸前跑到街上向小夥伴好好炫耀了一番。「文革」後期，大學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按政策莫言或許還有點機會，但現實中大學招生名額很少，不等到村一級就被瓜分完畢，莫言一直也沒有真正獲得過這樣的機會。為此，他還給當時的教育部長周榮鑫寫信，給省、地、縣、公社的招生小組領導寫信，但卻始終未能如願。村裡人知道他在做「大學白日夢」，都用異樣的眼神看著他，生產隊裡的貧農代表更是毫不客氣地指出：「你這樣的能上得了大學，連圈裡的豬也能上。」
1973年，在河崖棉油加工廠當會計的叔叔給莫言介紹了一份工作，讓他去過磅組當季節工，每年棉花收穫的季節，去幹兩個月，負責過磅和記帳，每日工資1.4元，回去還要給生產隊交一部分。這份工作雖然看不到什麼前途，但最起碼算是莫言第一次離開了自己的村莊。有一段時間，廠裡組織「批林批孔」，莫言還負責辦過黑板報，喚醒了他潛在的寫作才華，也算收穫一些自信。直到1976年去當兵，莫言在棉油廠斷斷續續幹了4年。他後來回憶，一次集體勞動中，莫言受到了領導的表揚，算是他長這麼大以來第一次受到表揚。也是在這裡，莫言結識了自己的妻子杜芹蘭。但作為一個沒學歷沒身份的臨時工，要想當正式的工人，也是希望渺茫。
除了考大學，農村孩子要想跳出面朝黃土背朝天的日子，還有一條路可走當兵。但是，從17歲開始，莫言年年報名，年年體檢，卻從未成功，不是體檢不合格，就是政審不合格。二哥管謨欣回憶說，三兄弟自幼都有當兵的夢想，大哥拿到過入伍通知書，但卻在最後時刻被別人頂替，他自己也是年年體檢合格但年年走不成，有一次竟然是在集中報到的前一天被人替換下來。
莫言的轉機出現在1976年。這一年，莫言已經是第四年報名參軍，為了能當上兵，他沒少下工夫，碰巧當時公社武裝部領導的孩子也在棉油廠上班，莫言就注意與他搞好關係。叔叔也找人幫忙，從廠裡給莫言報了名。天時地利人和的是，這一年，生產隊的領導和貧農代表們都在外地出工，沒了人打小報告，莫言終於如願當了兵。
離開家鄉的那一天，別的人都哭哭泣泣、戀戀不捨，只有莫言滿心歡喜，他頭也不回地坐上了開往軍營的汽車。可是，到了黃縣的部隊，莫言才發現，雖然能夠吃飽肚子穿暖衣服，但搞不好當幾年兵還要回到那個帶給他飢餓和孤獨的家鄉。
大哥管謨賢回憶，入伍後，莫言給他寫了一封信，這也是他第一次看到莫言寫的東西。「當時為之一驚，那時候的作文都是"遇到困難，背誦語錄，戰勝困難"的三段論，莫言的信卻是有人物、有情感。」在湖南當中學語文老師的大哥還曾把這封信拿到班上讀給學生聽。在信裡，莫言除了表達成功入伍的激動之外，更多的則流露出一番失落之情。因為他所在的部隊屬於總參謀部下屬的一個保密部門，軍營裡唱主角的都是有著高學歷的技術人才，像莫言這樣既沒學歷又沒技術的新兵，只能被分去做飯和站崗。很不幸，莫言連做飯的機會都沒得到，他只是一個普通的哨兵。
怎麼辦？如果這樣下去，過幾年退伍後難免又得回到那個自己一直想離開的家鄉，又得過上土裡刨食的日子，又得受到貧農們的白眼和譏諷。恢復高考後，部隊裡還曾想推薦他去參加高考，莫言非常珍惜，跑到黃縣中學去借書、聽課，但最後卻被告知，名額沒有了。無奈，莫言想到了寫作，若是能在軍旅刊物上發表幾篇文章，說不定能夠獲得提幹的機會。看上去，這是他最後一根救命稻草了。剛開始大哥還有些擔心，「從來寫文章都是個危險的差事，家裡成分又不好，生怕出問題，但卻又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位於縣城南關村的莫言舊居。莫言婚後曾在此居住多年,他前期的部分作品便是在這裡創作完成
那段時間，莫言寫得很苦，但並沒有什麼收穫，投出去的稿子都是石沉大海。由於壓力大，他開始大把大把地掉頭髮，被胃病和鼻炎折磨著。雖然後來調往保定當教導員，但他仍焦慮無比，如果作品不能發表，就幾乎沒有提幹的希望。在1980年5月份一封寫給大哥的信中，莫言讓大哥寄來他認為有參考價值的各類書籍，他說：「這是我能否達到目標的最後一次"垂死掙扎"，是破釜沉舟的背水一戰，成敗在此一舉。」
1981年10月7日，莫言又給大哥寫了一封信，信中說，他的提幹已經有眉目了，暑假裡寫了一篇小說，發表在保定的新刊物《蓮池》上。「真是瞎貓碰了死耗子，這篇東西費力最少，一上午寫成，竟成功了，有好多"嘔心瀝血"之作竟篇篇流產，不知是何道理。」
這就是他公開發表的第一篇小說《春夜雨霏霏》，有了這篇作品，如果提幹能夠順利通過，最起碼莫言不用再擔心回家務農了。他告訴大哥，自己就快要當父親了。「往事不堪回首，幾十年，一場夢幻。我馬上也要30歲了，再不努力真的就完了。」
故鄉
諾貝爾評選委員會評價莫言「用魔幻般的現實主義將民間故事、歷史和現代融為一體。」魔幻現實主義、鄉土、民間等等，這些分析莫言作品時最常出現的詞語，在其最早的文學啟蒙者大哥管謨賢看來，並非那麼絕對。「莫言早期的作品並非今天的風格。」
據大哥回憶，莫言剛開始寫作的時候，也深受傳統軍旅文學的影響，所寫故事無非是某某先進士兵的感人事跡，頂著弘揚真善美的大帽子。他甚至有意迴避著那個讓他傷心的故鄉，寧肯寫海浪、寫山巒。莫言自己大概也有感覺，他寫信給大哥自我批評：「濃厚的小資情調，明顯的模仿，都是非常露骨的毛病。」直到1983年的短篇小說《民間音樂》，才算擺脫了一些以往的主題式創作習慣，開始有了超越現實的文學味道。在這篇小說裡，莫言創造了一個介於現實與想像之間的地方「馬桑鎮」，得到了孫犁的賞識。
第二年，莫言在《白狗鞦韆架》的開篇寫道：「高密東北鄉原產白色溫順的大狗，綿延數代之後，很難再見一匹純種。」這是「高密東北鄉」第一次出現在莫言的小說裡，自此一發不可收拾，後來他自己回憶道：「以前總覺得沒東西可寫，但自從用了這個之後，仿佛打開了一道閘門，發現自己少年時期的生活被激活了，要寫的東西源源不斷地奔湧而來。」他根據1938年「孫家口伏擊戰」和「公婆廟慘案」寫了《紅高粱》，結合山東「蒼山蒜薹事件」和自己四叔的遭遇寫了《天堂蒜薹之歌》，根據農民孫文率眾扒膠濟鐵路的故事寫了《檀香刑》，以自己生產隊裡一個單幹戶為原型構思了《生死疲勞》，以自己的堂姑為原型寫成《蛙》……
借著「高密東北鄉」，莫言進入了與童年經驗緊密相連的人文地理環境，在這個沒有疆域的文學王國中，他可以自由馳騁，信馬由韁。自此，莫言以後的創作中，多多少少都會看到其故鄉的影子、童年的影子，號稱高密「四寶」的年畫、泥塑、剪紙和茂腔，對莫言的小說多少都有影響。除了像《透明的紅蘿蔔》這樣自己親身經歷的故事外，小時候從大人那裡聽來的傳奇故事，也為莫言打開了另一扇門想像力。
說想像力是一個小說家的生命力，大概並不為過。今天人們往往用馬爾克斯和福克納來評說莫言敘事風格裡的「魔幻現實主義」，但他自己卻並不這麼看。莫言的家鄉山東高密，深受齊文化的「泛神論」影響，至今在民間仍流傳著五花八門的神怪故事。人們把蛇稱作「神蟲」，把黃鼠狼、烏鴉、貓頭鷹當作不吉利之物，相信各種動植物都有各自的靈驗。在莫言的村子裡，仍然流行各種「叫魂」、驅邪、祈雨的儀式。傳得最神乎的是一種叫「畫懷」的儀式坐月子的女人碰到擠住奶的情況，去找一個神婆，用錐子和炊帚在女人胸前比畫幾個圈就能下奶。雖同處山東，但這種齊文化與崇尚正統、克制周正的「魯文化」有著很大區別。莫言小說裡描寫的各種鬼怪故事，在當地百姓看來，「就是代代流傳的街頭故事，並不稀奇」。
膠河平原地勢低洼，河道密集，常常水澇成災，莫言老屋對岸就是當地唯一一個滯洪區。高杆的高粱不怕淹，逐步普及開來，不僅可以釀出好酒，也是英雄好漢們行俠仗義的理想舞臺，又為土匪竊賊們提供了殺人越貨的天然屏障。尤其是近代以來，地處膠東半島和山東內陸結合部的高密，既是德國等殖民者進駐青島的必經之地，又是日本侵略者的重點掃蕩區，上演了一出出驚心動魄的大戲。二哥管謨欣回憶，當年膠東地區出了120個土匪頭子，僅大欄鄉就有三四個。小時候，莫言最愛幹的事兒就是纏著爺爺和叔叔們給他講故事，不僅有真人真事，也有神仙鬼怪。與嚴肅的歷史記載不同，這種口口相傳的故事往往帶有誇張修飾的成分，為莫言的寫作插上了想像的翅膀，就像他在《豐乳肥臀》中塑造的三姐鳥兒仙，可以聽懂鳥叫、看見未來……
尋找故鄉，超越故鄉，莫言把天南海北的故事和人物都拉到自己創建的「高密東北鄉」裡，在這裡展開一幅當代中國社會的宏偉畫卷，任由他書寫，任由他批判。故鄉的概念，早已超出地理範疇了。
小時候的莫言，曾聽一個被打成「右派」的大學生鄰居講，濟南一位寫小說的作家，生活非常腐敗，一天可以吃三頓餃子，從此莫言便在心中埋下了寫作的願望，他祈願自己有一天也能發表小說，也能頓頓吃上肥得流油的肉餃子。今天，他終於如願了。
（感謝王旭對本文的大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