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剛召開的中國翻譯協會第六次會員代表大會上，新老翻譯們歡聚一堂，暢敘昨天、今天和明天。翻譯雖然不是創造性的勞動，雖然永遠是一名配角，但它是不可或缺的橋梁和紐帶。在這個世界日益成為密集交往的「地球村」時，翻譯的作用尤其顯得重要。
在北京剛召開的中國翻譯協會第六次會員代表大會上，新老翻譯們歡聚一堂，回顧新中國成立60年來中國翻譯事業的甜酸苦辣，展望未來的光明前景，與會者時而暢懷大笑，時而頜首沉思。窗外，雪花紛飛；室內，熱氣騰騰。翻譯本是幕後工作者，但一些著名的翻譯工作者曾因見證了國家的重大歷史事件而讓普通人也記住了他們的面孔，如唐聞生、李肇星、吳建民、施燕華等。浙江省的英、法、德語翻譯代表也在本次大會上獲得了同行的很高認同。
感懷於翻譯的往事
在全國翻譯大會上，第一個發言的施燕華是一名資深外交官、翻譯。她曾是外交部翻譯室主任、中國駐盧森堡大使。上世紀70至80年代，她曾長期為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擔任英文翻譯。全國翻譯大會的開幕式是11月11日，這個日子使她回憶起中國在上世紀70年代初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的一件趣事。1971年的11月11日，中國代表團抵達美國，所住酒店對面的高樓掛出很大的條幅，寫著Season's Greetings，落款 from the running dogs of U. S. imperialism，即「來自美帝國主義走狗們的問好」，這讓他們領教了美國人的特殊幽默感。因為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中國，正處於紅色浪潮之中。大街小巷都是「打倒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標語。這些標語和口號的照片也上了美國的報紙。於是，美國人知道了紅色中國送給他們的稱謂──「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在中國代表團到來之際，他們就掛出了這麼一個大條幅，讓大家一見之下笑不可抑。
施大使還回憶了中國翻譯逐步與國際接軌的經歷。她說，當時的翻譯完全按照中國的國內政治思路來，比如「最最最強烈抗議」，英文中本沒有相應的說法，外交部的翻譯室就給創造出了完全中國特色的譯法：「strongest strongest strongest against…」惹得在場的青年翻譯們捧腹大笑。施大使說，後來中國與國際慢慢接軌後，外交部的翻譯開始強調以別人聽得懂的方式來翻譯，而且翻譯可以根據語境靈活翻譯。當施大使談到的老一輩翻譯家們的工作精神時，感動了在場的每一位翻譯。板門店談判時，中方根本沒有速記員，是翻譯兼任速記的。但翻譯們都沒有學過速記，於是一些老同志去書店買來一本速記的書，邊學邊幹，出色地完成了談判的翻譯任務。在總結新中國60年來的科技翻譯時，發言的代表談到一些默默無聞為科技翻譯奉獻青春的老翻譯工作者，有些人幾十年來翻譯了數以億計的科技資料，但他們的名字和面孔永遠都不為人所知，他們永遠只是幕後辛勞的工作者，為國家為事業奉獻了一切，全場翻譯聽了都為之肅然動容。
徜徉於德語的小徑
浙江大學人文學部主任範捷平教授，雖然擔負了浙大人文學部主任的領導職務，但他衷心熱愛的是自己的德語專業和翻譯事業。他曾是文化部《北京周報》編輯，1987年赴德國柏林工業大學留學，1993年獲德國柏林工業大學、柏林自由大學文學理論、漢學碩士學位。隨後師從柏林工業大學文學研究所 H.D.Zimmermann教授和語言文化研究所U.Steinmueller教授從事文學和文化學研究。1996年獲得柏林工大哲學博士學位。此後在柏林工大教育系外語教學研究所任教。2000年12月回浙江大學，任人文學部主任。他是全國外國文學學會理事、中國德語文學研究會理事、浙江省翻譯學會會長，最近當選為中國翻譯協會常務理事。他是瑞士作家羅伯特·瓦爾澤的翻譯者與研究者，在這位富有造詣的學者眼中，著手翻譯一位作家的作品意味著對作家全面深入的了解與剖析。
1956年的聖誕節，羅伯特·瓦爾澤(Robert Walser)在瑞士赫利薩精神病院用完午餐之後，跟往常一樣獨自外出散步。外面在下雪，瓦爾澤在雪中經過火車站，樹林，他向一片廢墟走去。途中，他突然身子一滑，摔倒在地上，從此之後就再也沒有起來。「若干時間之後瓦爾澤先被一隻獵狗發覺，接著是附近的農民，然後是整個世界」。範捷平先生在他的譯著《散步》中，最後用這樣的一句話間接地概括了這名作家生前的失意、悽苦，以及死後他對整個西方現代文學的影響。
《羅伯特·馮·貢騰》成書於1908年，是瓦爾澤客居柏林期間(1905—1913)的重要作品，也是瓦爾澤生前發表的最後一部作品。這部小說將敘事性降到了最低點，除了稍具故事的輪廓外，毫無情節可言。瓦爾澤注重的是人物的性情和精神世界。外部世界在他的小說裡隱退而去，只留下稍許的暗示，而敘事者雅考伯的聲音清晰地凸現。由此也可看出，作家選擇以日記或者碎片的形式並非是隨意而為的，因為這種形式擺脫線形敘事的羈絆，有利於更自由挖掘、分析人物的心態。但作為翻譯來說卻難度甚大，範捷平教授曾將譯稿在抽屜裡一放數年，只為了要更深入地研究作者的因生活經歷而形成的風格、思想。他說，瓦爾澤在表現某種事物時會突然提到一個完全憑空冒出來的人名或者一個符號，還有日常生活中的奶酪和麵包的味道，這就需要譯者把他所有的生活細節都儘可能地了解甚至熟悉起來。
凡學過德語的人都知道，德語中有許多名詞在中文中根本找不到相應的詞彙。範捷平教授說，這隻有兩種辦法，一種是生造詞彙，許多學者都這樣做過。比如德語的「討論」，不能照搬中文的「討論」，範教授說那其中有「說出去、拿進來，再攪拌一下」的複雜含意，內中如此豐富的含義怎麼能夠用一個簡單的詞彙來取代呢？他為此在語言的詞源和考古上花過許多工夫。無法找到對應的中文詞彙時，翻譯採用的另一種方式就是做注釋。他曾翻譯過一本德國談現象學的哲學著作，60多萬字的譯者，僅注釋就做了385條。
沉醉於英語的意境
浙江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副所長、外語學院英語文學研究所副所長郭國良教授，同時也是浙江省翻譯協會常務理事、秘書長。最近也當選為中國譯協理事。他的翻譯經歷頗為傳奇，他本是一名海軍，外語學院畢業後在軍隊做偵聽工作。一個偶然的機會讓他與文學作品的翻譯相遇，從此就愛上了文學翻譯，後來考上了杭州大學外語系朱炯強教授的研究生。1991年，在導師的幫助下，他在一部澳大利亞中短篇小說選的翻譯中小試身手，在他看來，文學翻譯是很神聖的事，翻譯過程中神經始終處於興奮狀態，一有問題就拼命查資料問老師，決不肯有一絲馬虎。他曾先後赴香港中文大學、美國瓦爾帕萊索大學、印第安那大學作訪問學者。主要研究方向為英美短篇小說理論、當代英國小說及翻譯和西方文論。
使他在翻譯界名聲大噪的是英國作家伊恩·麥克尤恩的作品《贖罪》。郭國良教授說，《贖罪》一書約23萬字，他全身心投入其中，翻譯了一年才完工，上海譯文出版社始終沒有催他。有些出版公司就沒有這樣好的「耐心」，買到國外圖書版權後，給譯者的時間最多只有半年，甚至才幾個月。翻譯時間沒有保證，翻譯出來的東西肯定存在各種遺憾。
當今英國文壇，寫嚴肅小說又好又叫座的，當數伊恩·麥克尤恩，他也被認為是英國文壇當前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麥克尤恩的作品多為短篇小說，內容大都離奇古怪、荒誕不經，有「黑色喜劇」之稱。他的文字簡潔而且優雅，他對人的生存狀態的洞察和深挖，使他筆下經常是「不潔」的題材具有真正的人性深度，對於一個翻譯來說是真正的挑戰。自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最初的愛情和最後的儀式》獲得1975年的毛姆獎以來，他四次獲得布克獎提名，並最終在1998年以《阿姆斯特丹》折桂。《贖罪》同樣獲得2001年的布克獎提名，雖然最終未能獲獎，但評論卻給予了較之《阿姆斯特丹》更多更動聽的溢美之詞，認為比它更豐滿，更好讀，既有討好讀者的動人情節，喜劇因素，又不乏冷色調，讓人愛不釋手。2007年，麥克尤恩憑藉《切瑟爾海灘上》再次入圍英國布克獎。
翻譯《贖罪》一書讓郭國良教授深深愛上了伊恩·麥克尤恩的作品，他說：「《贖罪》2001年剛出版時，我就在英國，看見書店裡讀者在爭購。當年外國媒體給予了高度關注。後來回國後，出版社約我翻譯這本書，我感到很榮幸。」到目前為止，《贖罪》已經再版了4次。
留戀於法語的精緻
杭州市翻譯協會會長應遠馬，也是翻譯界的一個奇人。1971年出生的他，在本屆全國翻譯大會上算得上是個年輕人。他畢業於北京第二外語學院法語系。主攻方向為翻譯理論與實踐。但他很長一段時間在幹外貿， 曾擔任國貿部副經理、經理職務。2007年擔任寧波宇超進出口公司副總經理。在此期間出訪過歐非10 來個國家。2003年至2005年就讀復旦大學國際貿易研究生進修班。現在浙江城市學院教書。
應遠馬的翻譯生涯開始於1993年。出版過《感受中國》、《本末倒置》、《老外看中國》等譯著。他也是2007年娃哈哈集團總裁宗慶後致法國達能集團公開信法文版譯者。
應老師提起自己的翻譯經歷時說：「我所走過的翻譯之路，首先要歸功於一個人：我的外教李莎老師。她是義大利裔加拿大籍作家、詩人，後來拿到了中國「綠卡 」，還獲得了中國政府頒發給外國人的最高獎「友誼獎」。大四的時候，班裡同學獻血。李莎老師在其住處燉雞給學生們吃。看著她像一個母親一樣對待她的學生，我第一次對她有了很大的好感，於是跟她多聊了幾句。之前，我不是很喜歡開口，也一直不喜歡和外教多聊。也就是那一天，李莎給了我一本加拿大作家弗朗索瓦·巴塞羅(François Barcelo)的小說集，借給我看。我試著翻譯了其中的兩篇微型小說。當我還書的時候，我跟他說我自己嘗試了一下翻譯， 她又鼓勵我去投稿。我投到了《世界文學》， 沒想到真的在1993年的第5期上刊出了！編輯就是《世界文學》現任主編餘中先先生。李莎幫我聯繫了小說的作者，作者說不需要付給他版權，我和巴塞羅先生還聯繫了一段時間。」
自1995年起，應遠馬就開始翻譯李莎老師的作品，其中有一本長篇小說的書名叫做《本末倒置》，講述了一名外教與她的中國男學生之間的曲折愛情故事。出版的時候，還在加拿大駐華使館舉行了發行儀式，中央電視臺4套等媒體都做過報導。當時就有朋友問譯者，這篇小說的故事是否真的發生過。她教過的學生中曾經一度在猜測誰是小說中男主人公的原型。應老師對此一概都說他也不知道。只知道在翻譯過程中，常常令他想起二外熟悉的生活。李莎曾經在翻譯過程中專門來杭州和應遠馬探討過翻譯的某些問題。但應遠馬始終沒敢當面問老師這個問題。李莎老師對法語精緻的運用，使應遠馬在翻譯的過程中很享受。
2009年11月14日，應遠馬到北京參加全國翻譯大會時，在北京重新見到了他的李莎老師，李莎老師用中文，應遠馬用法語，師生二人聊得不亦樂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