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陳秉安家位於14樓的陽臺望去，可以清晰地看到深圳蛇口的深港西部大橋。這座由深港兩地合作興建、於2007年投入使用的白色大橋，是連接深圳與香港的重要通道，在大多數時間裡，橋上車流滾滾，一片繁忙景象。
但在碧水白橋背後，卻有著一段幾乎被人遺忘的慘痛歷史。上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有將近100萬名內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這被研究者認為是冷戰時期歷時最長、人數最多的群體性逃亡事件，史稱「大逃港」。深港西部大橋所在的深圳灣，便是當年逃港者的一條主要路線。
為了弄清這段歷史，陳秉安前後用了22年時間，採訪了百餘名相關人物，收集了大量資料。今年10月，其長篇報告文學《大逃港》公開出版。
在一些歷史研究者看來，深圳特區成立30周年之際，這部30多萬字作品的問世，有著極為重要的象徵意義。因為，「這段此起彼伏規模宏大的逃港風潮，為中國改革開放最為重要的決策之一深圳經濟特區的設立，做了一個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鋪墊」。
也正因為此，每當有記者來訪，陳秉安都會不斷重複深圳寶安的一個農民對他說過的一句話：「"改革開放"這4個字，你們是用筆寫的，我們，是用血寫的！」
請你把我的故事寫下來，告訴所有人，在這塊土地上，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
後來發生的所有故事，都要從一家酒店的開業慶典說起。
1987年，深圳市羅湖區的一家港資大酒店開業，其總經理邀請深圳特區報派記者出席。這個任務落到了剛剛到報社工作的陳秉安身上。
慶典的開頭很尋常，可到了主人致辭的時候，情況卻起了變化。臺上的總經理，在念了一半歡迎詞後，居然捧著演講稿嚎啕大哭起來。
臺下一片寂靜，人們都望著這個失態的總經理。他稍微冷靜了一下，突然用腳蹬了蹬鋪著嶄新紅地毯的地面，哽咽著說：「我的父親……20多年前，就在我現在站的這個位置，他背著我，已經快到河邊了，一顆子彈打來……」
「不瞞大家。」他擦去眼淚，說道，「正是為了他當年對我的期望，要活得有出息，我才把酒店開在了這個地方。」
就像臺下的許多人一樣，剛剛辭去湖南老家的工作，孤身來深圳「闖天下」的陳秉安，並不清楚在這片土地上裡曾經發生過什麼。他趕緊詢問一個在場的當地居民，才得知，「原來這個老闆，是逃港過去的呀」。
「逃港？什麼是逃港？」他開始隱隱約約地感覺到，在這個總經理的身上，在這座看起來熱火朝天的城市背後，似乎藏著一些不為人知的故事。
不久之後，類似的事情又一次發生。
陳秉安去一家港資工廠採訪，邱姓廠主在接受完採訪後，突然把他拉到了一個無人之處，問道：「有一段發生在我身上的歷史，你敢寫嗎？敢的話，請你跟我來。」
好奇的陳秉安，坐上了這個廠主的汽車。公路崎嶇蜿蜒，進入深圳東部的閘門山。兩人在一處河岸邊下了車，河對岸便是香港。廠主指著對面的一處小樹林說：「請你仔細看。」
陳秉安順著對方指的方向望去，在小樹林的邊上，有一丘小小的墳墓。
「那是我的哥哥。」這個廠主的眼睛裡，突然蒙上了一層白花花的東西。
在隨後的聊天兒中，陳秉安才知道，20多年前，邱姓廠主和哥哥一起從這個地方逃往香港，途中遭遇邊防部隊的追捕，哥哥背上中槍，他眼睜睜地看著哥哥倒在河裡，卻沒有一點辦法。
後來，他在香港打拼出了一番事業，還把廠子設到了深圳。在來內地之前，他在河的那邊堆了一座空墳，立了一塊墓碑。
「請你把我的故事寫下來，告訴所有人，在這塊土地上，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這對我個人，對我們的國家，對我們的民族，都是一筆財富。」他這麼懇求陳記者。
從那一刻起，陳秉安突然意識到一種使命感，「就如同已經被掩埋了許多年的寶藏，突然無意中露出了一絲縫隙」。
他開始尋訪這段此前少有人知的歷史。工作一有空隙，他便奔波於寶安縣農村的山中小徑、舊村瓦舍，採訪那些逃港的親歷者，聽他們傾訴當年藏在心底的種種怨氣，以及對香港天堂般的幻想。
11月初一個陽光明媚的午後，62歲的陳秉安坐在家中書房的椅子上。當年風華正茂的記者，如今已是兩鬢花白的老人。在他身旁，有幾個裝得滿滿的編織袋，裡面都是這些年來的採訪筆記。
「如果我不寫下它，歷史，或許將留下一頁空白。」他緩緩說道，「能給那些葬身在大海高山間的窮困的偷渡者和他們的親人以一點慰藉，是我最大的心願。」
(責任編輯：高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