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義地理學》，[美]段義孚著，宋秀葵、陳金鳳、張盼盼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0年5出版，272頁，45.00元
2017年為段義孚先生送上聘書
作者與段義孚先生的合影，1999年上海譯文出版社選擇《人文主義地理學》翻譯出版，一定是仔細揣摩了讀者的偏好，儘管當下讀者偏好日益分化，但是出版社還是準確地找到了這本受眾較多的學術著作。《人文主義地理學》一書最打動人的標籤就是作者——段義孚（Yi-Fu Tuan）。他是享譽北美和歐洲的地理學者，2001年獲得英國科學院院士稱號（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2002年獲得美國藝術和科學院院士稱號（Fellow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2013年，我在洛杉磯親眼見證了他獲得美國地理學家聯合會的首屆創新地理獎（Inaugural Award in Creativity in Geography,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這是因為他在學術生涯中始終筆耕不輟，突破自己。2017年我專程到麥迪遜，為他送上北師大特聘教授的續聘書。段義孚的著作不單影響地理學界，也影響人文社會科學界，甚至是建築學、城市規劃等領域。因此，許多段義孚的「粉絲」對《人文主義地理學》漢譯本的出版抱有極大的期待，渴望在這部著作中，找到可資借鑑的學術營養。一本引人入勝的書，才能讓讀者快速獲得學術營養。有些學術著作文字艱澀，從抽象概念到抽象邏輯，令人讀起來「頭大」。段義孚的著作是娓娓道來的風格，《人文主義地理學》延續了這種風格。我是2013年5月第一次拜讀《人文主義地理學》，我之所以將時間記得這麼清楚，是因為那年我的博士生別乾龍去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訪學，他在大學書店買了這本書，待段先生給他們上課時，特意請段先生在書的扉頁上給我寫了一段話。5月別乾龍回國，將此書作為禮物送予我。這本書的英文開本比漢譯本要大，我問了自己的研究生，竟沒有人通讀原著，估計學生們一拿起「厚厚的」大師著作，就馬上聯想到了「攻讀」兩字。但是，如果他們看到上海譯文出版社設計的這本精巧的漢譯開本，就不會望而卻步了。本書章節編排由淺入深。多數作者將致謝放在書的最後，但是段義孚將致謝放在這本書序言之前，他以自己八十歲生日聚會的場景為開場白，用三個自然段感謝了家人、摯友和出版團隊。而後在序言中開宗明義，道出人文主義地理學並非是一門幫助人們提高勞動技能的學問，而是幫助人們提升感知能力，喚起心智，進而不斷地思考——如何活得更像「人」。無論在大陸，還是在臺灣地區，許多介紹段義孚作品的信息必介紹他顯赫的出身，以及在多國名校學習的經歷。我原來對此種做法有些微詞，認為這些家庭和教育背景雖然對段義孚成為著名學者有幫助，但是並不是充分且必要的條件。民國初年，天津租界既有許多晚清的遺老遺少，也有不少北洋時期的達官顯貴，不是每個這樣的家庭都能培養出著名的學者，當然也不是所有名校畢業生都能成為人中俊傑。但是，讀了《人文主義地理學》後，我改變了原來的態度，因為作者在書中專門介紹了自己的家庭和就讀的學校。他用若干生動的例子，解釋了兩者對他成長的影響。我自己體會到的意思是，不必在意出身是否顯赫、就學的學校是否著名，任何人在成長中都會遇到善與惡、美與醜，這些「相遇」可以促使人成長。了解段義孚所寫的個人經歷，尤其是感悟，讀者就可以理解主人公的心路歷程了。
段先生書架局部（上一層是他著作不同文字的版本，下層一整排都是他的日記本）
《我是誰》封面《人文主義地理學》前四章的標題分別是重慶、雪梨、牛津、伯克利，這些城市依次是段義孚在小學、中學、大學、研究生期間所生活的城市。這四章實際上是他人生早期的四個階段，與父母兄弟，與老師同學，與社會其他成員的交往，與人文、自然環境的接觸，都影響著作者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的形成。書中一個個鮮活的場景，讓讀者有很強的帶入感。例如，在重慶簡陋的小學，老師講授太陽系，讓同學分別扮演太陽、地球、其他太陽系行星、月亮，然後在操場上按照它們的運動軌跡奔跑。再如，剛進入雪梨的一所中學，段義孚兄弟三人不會說英語，幾個澳大利亞男生總是圍著他們一邊跳舞，一邊唱著帶有種族歧視的歌謠。然而，他們絲毫沒有感到窘迫，因為他們從小受到的教育是，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待客如賓是中華禮儀，而這幾個唱侮辱性歌謠的同學，恰恰展現了野蠻之舉。三如，他在伯克利讀博士，一年級時索爾（伯克利學派的創始人）給他們上課，交課程作業時，段義孚專門用舊金山的案例，展現城市景觀對人的進步意義，用以挑戰索爾浪漫的自然觀，不成想索爾竟給了A的好成績，由此他學到了一種教育理念。相對於他的自傳體著作《我是誰》，這四章凝練出來的要點更清晰。從第五章開始，段義孚跳出了個人的經歷，旁徵博引，從更廣泛的人類個體經歷，說到人類整體的發展，旨在展現人類在對自己、對他者、對自然的思考歷程，例如宗教對這三對關係的解釋不斷變化著。如果將此書作為人文地理學課程的教科書或教參，最合適的考題不是記下書中哪些「片段」，而是讓學生判斷自己學會從哪些角度思考人性，而人性表現在我們所有的空間行為和空間決策之中。最後要說的一點是本書的中文譯名。2013年我拿到原書時，最衝擊眼球的是書名——Humanist Geography。這是因為該書名與Humanistic Geography不同。1976年，段義孚在《美國地理學家聯合會會刊》上發表了「Humanistic Geography」一文，該文是地理學一個重要學派的發端。中國人對此學派有兩種翻譯：人文主義地理學、人本主義地理學。董樂山在《西方人文主義傳統》譯序中專門解釋，在不同時期，不同語境下，中國人翻譯humanism時，用了「人本主義」「人道主義」「人性主義」「唯人論」等。但是他主張這些都可以統一在「人文主義」的含義之下。2002年，我正翻譯《現代地理學思想》（漢譯本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其中有一章介紹humanistic geography這個學派。那年秋季學期，我選修了北師大全校公共課《科學哲學》，主講教師是北京師範大學科學與人文研究中心主任劉曉力老師（她現在中國人民大學），她家與我家正好是對門，我們交流較多。在她的課上我了解到，1970年代西方人文主義興起，用以抵抗科學主義至上。因此我理解，段義孚等學者是在這個思潮之下，提出humanistic geography的。故此，我將這個學派翻譯為人文主義地理學。中國臺灣的王志弘老師，翻譯出版了大量的地理學名著，他也將之譯為人文主義地理學。本書第一譯者宋秀葵教授一直研究段義孚的著作，她的博士論文，也將這個學派譯為人文主義地理學。我一直覺得，為了區別兩個英文術語，段義孚的這本新作的漢譯書名應該有一些差異，譬如人本主義地理學。因為本書的哲學追求已經不僅僅是反對科學主義至上了，其例證之一是，在第十四章段義孚專門提到了文藝復興時期的humanism，這個術語的流行漢譯是人本主義，而人本主義的出現，主要是以反對神本主義為目的的。不過，本書譯為《人文主義地理學》，也符合董樂山先生的邏輯。
2017年段義孚給在中國訪學師生上課後的合影(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