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
今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迎來95周年誕辰。站在這個重要的時間節點上，回望中國共產黨九十五載風雲歲月，我們深切認識到，中國共產黨與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始終緊緊聯繫在一起，與中國青年的命運始終緊緊聯繫在一起，當代青年要有所作為，就要堅定信仰跟黨走。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終代表廣大青年、贏得廣大青年、依靠廣大青年，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我們黨始終高度重視青年、關懷青年、信任青年，對青年一代寄予殷切期望；從來都把青年看作祖國的未來、民族的希望，從來都把青年作為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生力軍，從來都支持青年在人民的偉大奮鬥中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
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人民的幸福，是當代中國青年必須和必將承擔的重任。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歷史際遇。我們的國家正在走向繁榮富強，我們的民族正在走向偉大復興，我們的人民正在走向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當代青年要在時代的舞臺上展現風採、發光發熱，就必須在黨的堅強領導下，意氣風發、堅定不移地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努力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青春的激情和力量。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之際，《思想者》推出一組文章，以示紀念，以饗讀者。
■當我們覺得信仰可有可無，甚至為了物質而丟棄信仰時，這也正是我們背離幸福的時候。因此，做一個幸福的人，就要從做一個有信仰的人開始。
北大圖書館裡珍藏著一份「北大月刊」，這份96年前的月刊上刊登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成立啟事，該研究會由時任北大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組織發起，成員有鄧中夏、高君宇、劉仁靜、何孟雄、朱務善、羅章龍等19人，其中14人成為建黨初期的共產黨員。習近平總書記前年「五四」到北大考察時看到這份啟事，就曾感慨道：「追根溯源，看來源頭在這裡啊！」
1920年3月31日，李大釗在北大成立了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時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專門撥了房間作為研究會的活動室，成員們親切地稱之為 「亢慕義齋」，「亢慕
義」取義於「共產主義」一詞的德文音譯。要做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首先必須做一個馬克思的讀者，在「亢慕義齋」裡，李大釗組織有志青年搜集整理和翻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人的著作，他們時而伏案研讀，時而走進群眾中進行宣講。青年毛澤東對於馬克思學說的接觸，就與這一研究會有極大關係，他曾回憶道：「我在北大圖書館當助理員的時候，在李大釗手下，很快地發展，走到馬克思主義的路上。看了大量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其中最重要的一本就是《共產黨宣言》。」
如今，在北大圖書館依然能看到蓋著「亢慕義齋」印章的共產主義文獻。「亢慕義齋」的名字把博大精深的馬克思主義學說與中國文明典雅、簡潔地結合在一起，我曾慕名專程尋訪「亢慕義齋」舊址。
根據羅章龍等人的回憶，「亢慕義齋」位於北京景山東街2號，齋室內牆壁正中掛有馬克思像，像兩側貼有一副對聯「出研究室入監獄，南方兼有北方強」。我去的那天，景山東街兩側是成蔭的綠樹和整齊的民居，並不見「亢慕義齋」任何痕跡，彼時進步青年的身影早已消逝在老百姓鍋碗瓢盆的日常生活中。
沒找到「亢慕義齋」，我索性走進石駙馬後宅胡同的李大釗故居，居住在這裡的那段崢嶸歲月見證了「亢慕義齋」的成立和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
李大釗故居的陳設極為樸素，僅有幾件簡單的家具。遙想過去，1916年，留學歸國的李大釗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新文化運動中，成為這場運動的一名主將。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極大地鼓舞和啟發了李大釗，幫助他確立了共產主義信念，認為只有這一真理才能救中國，由此開始發表大量宣傳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章。
1919年，李大釗公開闡明「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次年初，李大釗和陳獨秀在北京和上海分別著手籌建中國共產黨，史稱「南陳北李，相約建黨」，陳獨秀寫信詢問黨的名稱是否用「社會黨」，李大釗回信一錘定音，就叫「共產黨」。
當時，李大釗在北大任圖書館主任併兼任經濟系和歷史系教授，每月有200~240銀元的收入，按當時物價，兩銀元即可買25公斤麵粉，他本來完全可以過上富裕的生活。但據李大釗的學生張爾巖回憶：「他每天上下班不坐車，中午不回家吃飯時，自帶乾糧，有時是一張大餅，有時是兩個饅頭或窩頭就點小菜和白開水下肚。他不吸菸，很少喝酒。」李大釗的夫人趙紉蘭居然難以應付買米買菜度日的最低開支，直到校長蔡元培知道此事，親自叮囑學校會計，每月都要直接給李夫人送去一部分李大釗的月薪，以安排全家度日之用。
原來，據考證，李大釗把一多半薪金交了黨費，用於維持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日常活動，以及購買共產主義文獻。截至1922年4月，該研究會已有英文圖書數百冊，報刊上百種，設有英、德、法三個翻譯組，出版了中文版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共產黨宣言》等。李大釗的一部分收入還用來資助學生，他還經常到工人中宣講共產主義，給工人買糖果茶葉，這樣一來，留下的薪水確實微乎其微。
在白色恐怖下，中共中央曾通知李大釗等人去武漢成立中央分局，李大釗卻回答道：「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給誰做？我是不能輕易離開北京的。」1927年4月6日，奉系軍閥張作霖進入北京後，對共產黨員進行抓捕，李大釗也被捕了，隨後社會各界人士曾設法予以營救。李大釗寫就《獄中自述》：「釗自束髮受書，即矢志努力於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為功為罪，所不暇計。」在獄中，敵人對他施以各種酷刑，企圖獲取更多黨組織的信息，但李大釗忍痛作答：「大丈夫生於世間，寧可粗布以禦寒，安步以當車，就是斷頭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氣節。」最後，李大釗從容就義，他在絞刑架前挺直身軀發表了最後一次演說：「你們不能因為今天絞死了我，就絞死了偉大的共產主義，我們已經培養了很多同志，如同紅花的種子，撒遍各地，我們深信，共產主義在世界，在中國，必然要得到光榮的勝利。」
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犧牲時不滿38周歲。在隨後的日子，我們的黨正如大釗同志所展望的那樣，從建黨初期的50名黨員發展到今天8600萬黨員規模的世界第一大政黨，在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時期帶領中國人民取得了世人矚目的成就。
縱觀李大釗一生，他生活清貧，幾乎沒有任何物質享受，甚至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受盡折磨，但我們能說他的一生是不幸的嗎？！離開李大釗故居時，正值傍晚，故居不遠處的西單商業圈霓虹閃爍、人流如織，我不禁聯想，在物質極大豐富的當下，信仰似乎成為稀缺品，有的人「不信馬列信鬼神，不信真理信金錢」，不用說甘為信仰而獻身，就是為信仰堅守也難做到。這類人比的是金錢多少，比的是職位高低，卻很少有比信仰的。幸福產生於人們對美好事物的不懈追求，而信仰表徵著對美好事物和崇高價值的追求。馬克思曾說過，「那些為大多數人帶來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而他也將畢生精力都獻給了最壯麗的事業——為了人類解放而鬥爭！當我們覺得信仰可有可無，甚至為了物質而丟棄信仰時，這也正是我們背離幸福的時候。因此，做一個幸福的人，就要從做一個有信仰的人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