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陶勇恢復門診已4個月了，但他還不能重回手術臺主刀。
診室裡，陶勇被砍傷的左手依舊只能耷拉著靜放在桌面上。老病患絡繹不絕，他們是來看病的，更是來看陶勇的，陶勇的診室動輒就會被鮮花包圍。
陶勇是北京朝陽醫院眼科副主任，今年1月20日他在出門診時，被自己診治過的患者崔某砍傷，造成左手骨折、神經肌肉血管斷裂、顱骨外傷、枕骨骨折。
剛滿40歲的優秀青年醫生瞬間跌入人生的至暗時刻，尤其是他在手術後醒來，才知道傷害自己的人，就是自己曾經想盡辦法救治的人。「為什麼會這樣？」陶勇反覆問自己，無解。
4月13日，被砍傷84天後，陶勇出院，5月18日陶勇重回醫院恢復門診。
如果說在那個最黑暗的1月，陶勇僅僅是「一起慘烈傷醫案背後受傷害的好醫生」。那半年多後，那個活躍在各個短視頻直播平臺和微博上，傳播著眼科疾病常識、熱心公益的陶勇，似乎正在甩脫那個受害者的形象。
但陶勇還是謝絕了記者跟他出診或者是參加公開活動的倡議。「這幾個月，感覺我的生活已經全部被這些事務打亂了。」他說。而陶勇在這樣一條生活快車道上似乎停不下來了。
不少人都會好奇，出院以後陶勇的生活和心態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
他說了一個乍看讓人有些失望的「標準」答案，「我變得更樂觀、勇敢、堅強了。」
記者在和陶勇2個小時的談話中，卻逐漸發現他所說的這些形容詞，於他這半年多而言，並不空洞。但對於一名「受過傷」的醫生來說，陶勇又不得不承認有時候面對一些潛在的醫患糾紛，自己變得越來越謹慎膽小了。
「超短」門診
現在陶勇把坐診的日子固定在了每周三下午。今年3月更新的科室專家出診信息欄上，陶勇的名字還來不及添上去。
出事前陶勇的坐診頻率是每周兩個半天，看起來眼下只是縮短了一半的出診時間，實際上他減輕的門診負荷並不止一半。
因為疫情限流和陶勇的手傷還沒有恢復，現在他一次門診下來最多看的號也在20個以內。而受傷以前，他一個半天看60多個號也是常事。
「規定的下班時間是下午5點，以前陶主任看門診到傍晚七八點，最晚的一次紀錄，聽說他一直看到了晚上11點，但他看的病人病情千差萬別，根本不能流水作業……」科室門口導醫臺的護士回憶。
陶勇總是不忍心拒絕那些遠道而來的患者，尤其是那些家境差的患者家庭，在北京多留一天，也會加重他們的經濟負擔，陶勇就只好給自己加壓，無限延長下班時間。
現在每周三下午來掛陶勇號的，大多是老患者。他們來時大多會帶著家裡的土特產，比如小米、花生甚至是鞋墊。
有的患者家屬克制不住，在陶勇面前對行兇者厲聲斥責，有的患者和家屬會輕輕摸一下陶勇受傷的左手，落下眼淚。
一位40歲出頭的父親，孩子的雙眼球都因為惡性腫瘤被摘除了。他一見到陶勇就忍不住哭了。後來他告訴陶勇，這是自己成年後第二次哭，第一次是在孩子的第二個眼球被摘除時。
陶勇總覺得從某種程度來說，這些患者和自己就是「命運共同體」，「我的很多患者都是被很多醫院拒絕過的，我接收了他們，也是他們最後一根救命稻草。」
在這些老患者中，田女士一家有些特殊。1月20日事發當天，帶著女兒來看病的田女士毫不猶豫衝到陶勇前面為他擋刀。
陶勇事後才想起來，這位河北母親能做出這這樣的舉動，或許只是他當時為她們做的一點小事：去年夏天，田女士帶患有巨細胞病毒性視網膜炎的女兒從河北來求醫，得知診斷結果，她已經是五雷轟頂。但是按照流程，當天田女士女兒只能拿著檢查結果回家，要間隔好幾天才能來打針治療。陶勇見到一家人很焦慮且來醫院路途遠，乾脆就免除了女孩的排隊等待，幫她當天就把針打了。
「有時候就是這些你自己也不知道什麼時候的善舉，能夠幫到你。」陶勇說起來似乎舉重若輕。
在危難時幫助陶勇的還有兩位醫護，其中一位就是他眼科平時交集不多的一位同事。當時他也被行兇者砍傷了耳朵和頭。
簡單包紮處理後，這位同事第二天又出現在了診室，給即將動手術的患者查房。陶勇回去工作後，倆人其實也很少再聊起這件事。別人問起，這位同事總是淡淡一句「當時就是一瞬間的本能。」
還有一位一路背著陶勇，幫他躲開行兇者並且幫他第一時間包紮止血的同事是護士陳偉微。事後，醫院獎勵了她6000元的見義勇為獎金，但她覺得受之有愧，就找到陶勇，全部捐給了他的公益項目。
「那件事後，沒有後怕是不可能的。但是好像只要我一坐到診室裡，一見到那些老病人，就會覺得精神頭兒特別好，啥也不害怕了。」陶勇說。
北京朝陽醫院門診大樓 楊書源 攝
安檢門裝了，之後呢？
今年年初，朝陽醫院的門診大樓入口處安裝了安檢系統。所有進入門診樓看病的患者都要通過安檢進入。安檢的廣播裡，一直循環播放著「為了您的安全，請接受安全檢查。」
「其實醫院安裝安檢門的事情說了很久了，甚至是民航總醫院楊文醫生出事後，也沒有太多實質性推進，反倒是我的事情後，北京各大醫院安檢門紛紛落地了。」陶勇覺得這是自己這件事帶來的公共價值。
記者探訪朝陽醫院是在一個周一的上午，門診大門前的引導錄音循環播放著「為了您的安全，請配合安檢」，來看病的患者和家屬似乎已經習慣了這個安檢儀器的存在。負責安檢流程的醫院保安介紹，每天這個儀器都會檢查出幾把到十幾把水果刀，大部分是患者無意中帶進來的，一個月內也會通過安檢發現一兩次比較危險的長刀具的攜帶者。
問起保安這套安檢設備的設立目的，她不假思索地說：「是因為疫情，安全起見。」心照不宣的這場傷醫事件，似乎是被模糊淡化了。
但在朝陽醫院醫護人員的工作日常中，卻留下了 「痕跡」。大部分科室原本鎖閉的後門都打通了，一些科室的醫生把自己的診桌橫放在了診室門口，這樣患者只能在門外依次排隊就診。而陶勇所在的門診樓7樓眼科病房，患者在進入就診區前，科室導醫臺的護士要再次核實進入者是否掛了當日的號，每到就診高峰時，保安也會增派力量在診室附近巡邏。
「用診桌擋著門，這樣是不是有些矯枉過正了？」記者小聲嘀咕了一句。陶勇立即表示反對：「這是你終究還是站在患者的角度，才會得出這個結論。」
根據陶勇所述，在自己受傷住院以後，院內又發生了大小近20起傷醫事件，因為沒有造成特別嚴重的人身傷害，所以也就沒有傳開去。
所以安裝了安檢門就夠了嗎？陶勇覺得這一切並不是最終的結果，這僅是個開始。
「或許可以請一些心理學專家來為我們醫護講講犯罪心理學，比如一些潛在的犯罪分子在行為舉止上有哪些特徵，這樣大家在工作時也能更好察言觀色。」陶勇現在回憶起那位傷害他的人，其實也是有一些可以引起注意的跡象的。此前他總是一個人來看病，從沒有家人陪同，看起來也有些孤僻。
另外陶勇還有一個設想，他想向醫院申請聘請一位之前的患者家屬，為他上五險一金，請他擔任科室裡兼顧保護醫生職責的醫導。陶勇還打算在科室內部推廣一個微信程序，運用這個程序醫導可以迅速幫助患者熟悉就診流程，減少醫患因流程不清產生的摩擦。而這位身兼數職的醫導人選就是那位在陶勇出院後見了他嚎啕大哭的盲童父親。
「他想把孩子轉到北京的盲校來讀書，正好需要一個北京的工作。」無形中，陶勇的計劃又促成了一件公益。
9月14日，患者在通過朝陽醫院門診部的安檢門。 楊書源 攝
拒絕「被神化」
在出院後，有一位記者問過陶勇一個問題，「如果時間可以重來一次，您會不會接收這位傷害您的病人，為他動手術。」
陶勇回答得迅速堅決：「不會。」
陶勇在停頓片刻後忽然提高分貝解釋：「這個問題。本來就不應該問，因為太違背人性了。醫生治病救人，但不是聖人，怎麼會給一個這樣用最殘酷方式傷害自己的人動手術？」
「我希望法律能夠嚴懲傷害我的人，等到了開庭的時候，如果沒有別的事情，我也會出席旁聽的。」陶勇說。
至今沒有因為醫療糾紛而上過法庭，這被陶勇自評為「好運」。陶勇也的確見過一些患者對他直言：「我知道醫生都在盡心為我治療，但是如果我不告他，我就沒錢看病了。」聽到這樣的話，陶勇心寒卻覺得這些患者「並不是十惡不赦、不可諒解的」。
一個10多年前的事被陶勇多次提及：他曾經參加國家衛計委主辦的中華「健康快車」行動， 在江西樂安，陶勇遇到了一位年近90歲因患白內障失明且身患癌症的老人王阿婆。這位阿婆已經到了她生命的倒計時階段，而她的丈夫和兒子早年間已相繼去世，當時她唯一的心願就是眼睛能復明，她可以在臨終前用嫁妝親手做一身壽衣。因為按照當地風俗，只有穿著親手縫的壽衣，才能夠與家人在另一邊相遇。
陶勇對老人的請求權衡再三，王阿婆的手術難度很大，醫療火車上條件又很有限。救助這樣的患者，其實也被一些年資較高的醫生提醒是「在拿自己的職業前途下賭注」。但是為了老人生命最後時刻的心願，陶勇還是決定鋌而走險。手術成功了，王阿婆恢復了部分視力。
一周後，剛回北京的陶勇收到了王阿婆去世的消息。但是臨終前她總算為自己親手做了一件壽衣，並且把一家人的照片縫進了衣服口袋。
「怎麼會不擔心？怎麼會有人不愛惜自己的名譽呢？」陶勇回憶著激動了起來。
但經歷傷醫事件後，陶勇對患者提供幫助的邊界感也在增強，或者說行醫之時更加小心克制了。
陶勇說起上個月出門診時自己遇到的一件犯難的事，至今他沒有獲得最優解。
那天下午6點多，門診快要結束了，一對農村老夫婦帶著26歲的兒子忽然跑到陶勇面前，央求他為他們看看病，他們說自己在這兒等了一天了，就是因為不會操作手機一直沒掛上號。
陶勇的第一反應就是這家人在對他進行道德綁架，「我偶爾會遇到這樣的患者，他們一天跑很多家醫院，也不掛號排隊看病，就是想仗著自己是大老遠來的插隊先看。」
當天陶勇採取了折中的辦法，他請一位值班醫生了解了這家兒子的病情，確認不是十分緊急後，又讓人幫忙替這家人掛了第二天上午的門診號。第二天早上，陶勇不出診，但是他看到這對夫婦一大早就帶著兒子坐在等候區，他就特地為這家的兒子看了病，這才確認昨晚這對夫婦並沒有騙他。
「我們的志願者昨天教了你們那麼久，以後你們可以獨立掛號來看我的門診了嗎？」這家人臨走前，陶勇特地問了句。回答是否定的，這對夫婦甚至在看診時向陶勇提出是否可以請他幫忙再去協和醫院掛個號。
「作為醫生，如果你想幫助這樣的患者，那會是一個無底洞，所以應該想清楚幫助他們的邊界究竟在哪裡。」其實陶勇自己，也在對這個尺度的重新探索之中。
陶勇所在的眼科門診室，現在值班臺的護士會對出入人員是否已掛號進行二次檢查。 楊書源 攝
轉身之間
直到如今，陶勇左手被砍斷的神經和肌腱也沒有恢復，那隻手依舊處於失能狀態。
當初受傷時「尺神經斷了，最多一處縫了四十多針」，所以這隻手現在對觸覺、溫度等都無法準確感知。陶勇知道，左手恢復正常功能獲得要以年作為計量單位。
現在陶勇每周都要去積水潭醫院做2次康復治療。康復訓練有是要通過電流等讓逐漸萎縮的手部神經獲得刺激，每次他都會痛得求饒。「左手現在覺得軟和一點了，不像是剛開始就像是整個手掉在冰窖裡那種麻木僵硬。」陶勇堅持給自己好的心理暗示。
5月中旬，一家電視媒體跟著陶勇去了他做理療的地方，那次他的左手要進行感覺訓練，他要閉上眼睛，說出醫生用牙刷指著的左手各個部位分別是哪裡，觸感的強度如何。當時陶勇幾乎沒有報對一個醫生用牙刷所指的左手位置。
其實陶勇很清楚，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他都沒有辦法重返眼科手術臺了。「其實現在不能手術了，我也不是覺得很遺憾，因為每天大量的手術本身對醫生而言也是一種消耗。」陶勇這樣表述。
陶勇從醫後的手術記錄是1.5萬臺，手術最多的一天，他做了86臺，「幾乎就是每隔5分鐘就換一臺，不斷地在切換，人是那種高度緊張、機械化的狀態。」他說。
然而，他還是忍不住提及了心裡一直沒放下的手術。這是一位延安的女孩，患有葡萄膜炎，家中經濟不好，有3個孩子，靠做廚師的父親養家。原本陶勇把她的手術安排在了1月21日，但就在手術前一天，陶勇出事了。這場手術最終沒有做成。
「好不容易控制住了炎症，到了最佳手術時機，但是錯過了。後來她的炎症又復發了。」但後來他收到了這位女孩母親寫來的信，她通篇都沒有流露出對這件事的遺憾，只是表達對陶勇傷情的記掛。
今年8月19日全國第三個醫師節，陶勇獲得了「中國醫師獎」，一起領獎的還有不少在抗擊疫情中表現突出的醫生。「其實我就覺得我得這個獎和他們相比，還是有些意外的。」陶勇說。
那天有位領導上臺講話，有一段話讓陶勇感觸頗多，大概意思就是：醫生你的使命是幫助別人，但是你首先得讓自己過得好，才能有能力讓你的患者過得好。
一名專攻眼科疑難雜症的醫生不能拿手術刀了，這意味著他必須開啟另一種生活。
陶勇終於有了自己的時間看書、練字，現在讀的枕邊書是《中國的禪學》。他甚至會在上下班路上也會拍北京的天空、拍綠樹了，配上一段他心裡的旋律。夏天路過池塘，他錄下了一段荷花的視頻，請大家猜猜鏡頭裡一共拍下了幾朵，「夏日微風乍起，荷花池的表面泛起了一層層的漣漪……」陶勇寫下。
陶勇還開始頻繁露臉各大視頻網站和電視臺，為公眾普及眼科常識，講得最多得內容是近視眼防治，瑣屑日常，似乎距離陶勇曾經一次次挑戰的疑難雜症相去甚遠。
「雖然看著瑣碎，但實際上每天也就至多花費半小時時間。」陶勇想這其實和治病救人是一樣的，也是患者的需求，就值得做。
今年六一節，陶勇在網際網路上發起了一場關愛盲童的公益直播，近150萬名網友觀看了這場直播。陶勇自己也帶頭為盲童捐出了「白衣戰士天使基金」授予他的10萬元資助金。那次直播通過社會愛心成功救助了2名眼病患兒。
其實一直以來陶勇主攻的治療方向是眼底病和葡萄膜炎，來找他看病的孩子佔到了總患者數的三分之一，這些孩子又大多來自農村經濟條件較差的家庭，因為這些病主要和當地的生活環境和衛生習慣有關。
「出院後，我第一次出門診的10個號中，就有6個視力不好的孩子。」這讓陶勇對這些小病患的記憶杯重新激活了， 「這些孩子不僅僅是救治問題，還有社會融入的問題，比如他們有的人總被好點的盲校拒之門外。」
而在專業領域，陶勇接下來想要在眼病的檢驗和治療上探索更多精準治療規範。他跑了鄭州、上海等多個城市，想在當地同步推進精準眼病的診療機制。
「在很長的時間裡，國內眼科醫生對於患者眼病的初步診斷是憑藉經驗的，而我想倡導的是把許多初始的診斷結果量化、數位化。」陶勇解釋。
陶勇說自己受傷後，即使感覺最黑暗時，也沒想過放棄給自己帶來了傷害和意外的這份職業。
「很多人的人生是短跑，他們可以隨時改變方向。我的人生就是一場和醫學的長跑，如果離開了，哪怕我的物理生命還在繼續，我的精神生命也就消失了。所以我只能是做醫生，別無選擇。」他說。
今年陶勇所在的朝陽醫院眼科今年又新加入了三四位大夫，不少年輕人前來應聘時總會提到陶勇的事情，這成為他們報考這家醫院眼科的動力。
陶勇說，在他們的眼睛裡似乎看不到恐懼。這無疑是在這一場就發生他身上的巨大劫難之後，對醫學而言最萬幸之事。
來源:上觀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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