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新南威爾斯大學（University of NSW）和雪梨科技大學（UTS）的一份最新報告顯示，留學生遭遇工資剝削（Wage theft）的程度最高。
研究人員發現，自4年前一項具有裡程碑意義的調查揭示外籍學生成為澳洲最受剝削的勞動者以來，問題一直未有轉變，而且在新冠疫情期間的經濟衰退中，情況可能會進一步惡化。
該報告的作者之一、雪梨科技大學法學副教授伯格（Laurie Berg）在澳洲廣播公司《七點半》（7.30）節目中稱：「有可能會出現糟糕透頂的局面。在留學生愈發急需收入的情況下，剝削加劇，而且僱主可能會試圖節流，工作機會變得更為稀少。」
「對於澳洲的高等教育機構來說，這是一個令人憂心的跡象。它們現已在努力扭轉留學生人數持續下滑的局面。」
時薪7澳元的餐館工作
艾瑞斯在一家餐館打工期間，時薪僅有7澳元。（澳洲廣播公司圖片）
雪梨大學人文科學/政治學（arts/politics）學生艾瑞斯·姚（Iris Yao，音譯）曾在一家餐館打工，以助支付學費。
她在接受《七點半》節目採訪時說：「我的父母為了給我付學費和生活費，非常辛勞地工作。我認為我需要做些什麼，來減輕他們的經濟負擔。」
作為餐館服務員的她，負責「打掃廚房、洗盤子和點餐」。她從事這零零種種的工作，每小時都僅能賺取7澳元的工資。這還不到20歲以上臨時工最低工資的三分之一。
「他們告訴我，如果我能做得更好，就會付給我更多的錢。但顯而易見，我覺得這是謊言。」艾瑞斯說。
伯格教授表示，艾瑞斯的遭遇在留學生中並不罕見。「他們（留學生）之所以忍受不足額的工資，因為這是他們所能找得到的工作，而且他們不願意站出來。」
研究人員調查了來自103個國家的6000名學生。其中半數人報告稱，他們的薪酬低於最低法定工資水平。逾四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其時薪不超過12澳元。
來自中國的留學生的情況最糟糕。他們中54%的人稱，僱員都嚴重少付其工資。
職場性騷擾
54%的受訪中國留學生稱，自己的工資被嚴重剋扣。（澳洲廣播公司圖片）
除了工資被剋扣，留學生還易面臨更惡劣的問題。來自巴西的保拉（Paula）在墨爾本攻讀商業領導力課程。她透露自己在工作場所遭受了性騷擾。
她在《七點半》節目中憶述當時的情況：「他（性騷擾者）要求吻我，還索要我的內褲。我回絕了這樣的性挑逗，並追討我的錢（被拖欠的工資）。他企圖懲罰我，威脅要把我的職位給新人。」
保拉後來辭去了這份工作。但她表示，自己受到如此壓力時，不會去投訴。「他說，他是重要任務，有人脈關係，還一直威脅要致電移民部門。」
同樣來自巴西的塔裡塔（Talita）也透露，曾有一名高級職員試圖吻她，並提出想出錢與她發生一夜情。「他企圖吻我，咬我的嘴唇。我只想要逃跑，他跟著我說『你表示需要錢，我可以給你錢』。」
塔裡塔最後失去了這份工作，暫時回到巴西。再次來到墨爾本後，她決意實現自己的大廚夢。
難以追回欠薪
多名留學生都向《七點半》欄目組表示，他們太過恐懼，而不敢公開自己的遭遇。
「這令人震驚。」伯格說：「我認為確實存在有罪不罰的循環，這讓留學生保持沉默。這些國際學生離家遙遠，常常形單影隻，又不熟悉澳洲的法律體系。不幸的是，他們極易受到僱主的剝削。」
來澳攻讀土木工程專業的中國女孩喬納森（Jonathan）是為數不多站出來維護自身權益的留學生。
他告訴《七點半》欄目：「我被欠付了約6000澳元，因為我沒有獲得額外加班費（Penalty Rates）。我耗費了兩個月時間，但我得到了一個讓自己相當滿意的調解方案。」
然而，另一名靳（Jin，音譯）姓中國留學生還在努力追回3年的加班費，「他們欠我1萬澳元」。
靳姓學生曾在雪梨機場一家免稅店工作。她向公平工作委員會（Fair Work Commission）稱，自己與該零售商直接僱傭的其他零售人員從事一樣的工作，但薪水卻較低。但她的前僱主則聲稱，它們是根據法律規定支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