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服自然：水、景觀與現代德國的形成》
內容簡介
250 年來，德國人開墾沼澤，排乾酸沼，將萊茵河裁彎取直，建設威廉港，在河流高峽修築大壩，以人的力量顯著改變了自然的面貌。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他們為什麼能夠這樣做？「徵服自然」帶來了怎樣的後果？
現代景觀形成的歷史，也是現代國家形成的歷史。在一切環境改造的背後都蘊藏著深厚的政治、文化、經濟因素，本書以德國為例，將這些因素與生態因素結合在一起加以考察，同時對人類千方百計「徵服」自然所付出的巨大代價進行了反思。
作者簡介
大衛 · 布萊克本，範德比爾特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專治德國史和歐洲史。曾任哈佛大學柯立芝講座教授、歐洲研究中心主任， 2007 年當選為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院士。除本書外，還著有《漫長的 19 世紀》《馬爾平根》《德國歷史特性》等。
書籍摘錄
導言 德國歷史上的自然與景觀（節選）
1914 年 8 月，德國士兵開赴前線之際，德皇威廉二世向他們保證，他們將在秋季葉落之前凱旋而歸。到 1915 年，德國士兵和平民意識到不可能輕而易舉地打敗敵人。就在這一年， 威廉·伯爾舍（Wilhelm Blsche）出版了《德國景觀話今昔》。伯爾舍是 20 世紀初傑出的社會改革家，他在德國大力普及查爾斯·達爾文的學說，還發起了旨在讓新興德國城市擁有更多綠色空間的花園城市運動。這本書是伯爾舍為戰爭出的一把力，這樣的努力數不勝數，都是利用自然資源為民族事業服務。該書的前言把這一點講得很清楚。前言出自弗朗茨·格克（Franz Goerke）之手，他也是一位社會改革家,不但對大眾科學教育感興趣， 還對自然保護這樣的綠色事業充滿激情。
「在這個拼搏與戰鬥的時刻，」格克寫道，德國的景觀是「我們必須捍衛的最重要的東西。」經歷過 20 世紀曆次戰爭的德國人很熟悉這種要求人們做出犧牲的號召。他們要保衛的景觀是「德國綠色大花園」，是故土和故鄉（Heimat），這裡的草地、森林和蜿蜒的河流孕育了德國人的特質和精神。無論戰爭將帶來何種巨變，自然景觀不會變，一如它所養育的這個民族。只可惜， 自然景觀也是會變的。如果一個德國人能夠穿越時空，從 1915 年或 1940 年回到 1750 年，映入眼帘的「自然」景觀會讓他大吃一驚：土地大多未經開墾，到處是沙地、灌木，尤其是水面。這位 20 世紀的來客走不了多遠，那些早已乾涸、被人遺忘的水潭、池塘和湖泊會令他步履維艱。 18 世紀的北德平原遍布低洼的草本沼澤和鹼沼，這位現代旅行者會完全找不到方向，從而面臨重重危險。正是因為這個緣故，受過教育的同時代人把這些沼澤比作新世界乃至亞馬孫河流域的溼地。這個地區陰鬱而泥濘，水道蜿蜒，到處是濃密的藤蔓植物， 只有平底船能通行。這裡成為蚊蟲、蛙類、魚類、野豬和狼的棲息地，不僅在視覺上，在聽覺與嗅覺上也迥然不同於 20 世紀德國人所熟悉的平整田野上無言矗立著風車的開闊景觀。走進 18 世紀任何一條德國河流的河谷，這位現代德國旅行者都會覺得來到了一個迷失的世界。 1750 年的河流與 20 世紀完全不同。它們甚至沒有固定的河道。現代河流是航運大動脈，河水在人造堤岸的固定河床中歡快流淌，而 18 世紀的河流在泛濫平原上蜿蜒流淌，被沙洲、礫石崖和島嶼分割成數以百計的水道。河流在不同季節流速快慢不等，無法滿足常年通航之需。河流兩岸數英裡內都是茂密的溼地森林，根本沒有農田和工業設施的空間。這就是 18 世紀的萊茵河， 歌德曾在這裡釣鮭魚， 成百上千人在河邊的沙裡淘金。此後的 150 年間，萊茵河成為德國特性的最高象徵，但河流的面貌煥然一新，河裡已經沒有鮭魚和黃金了。
這就是 1750 年前後低地德國的景象， 20 世紀的德國人很難確定自己置身何處。高地德國變化較小，但仍然足以讓我們假想的現代旅行者感到震驚。例如，假設有某位 20 世紀的人士前往 18 世紀的東弗裡斯蘭（Friesland） 半島， 或是絕大部分屬於高沼地的巴伐利亞。 1750 年時，數個世紀以來形成的廣袤無垠的泥炭酸沼幾乎荒無人煙， 既沒有道路和運河， 也沒有開墾成可耕地。只有極少數地方，泥炭採掘開始改變地表的面貌，但依然讓人望而卻步；直到酸沼開始消退，德國人——某些德國人——才開始學著把這些地方看成是「 浪漫的」。如果繼續登高， 攀上艾菲爾山（Eifel）、紹爾蘭(Sauerland)、哈爾茨山脈(Harz)和厄爾士山脈(Erzgebirge)的高地，這些旅行者能看到更動人、從那以後徹底消失了的景象：被日後興建的大壩淹沒的數以百計的山谷。 18 世紀時，山谷裡的田野和村莊尚未被水淹沒，正如泥濘的高地酸沼尚未變成田野和村莊。德國景觀意味著很多東西，但絕非一成不變。
本書講述了 250 年來德國人重塑景觀的故事，他們開墾草本沼澤和鹼沼，排乾酸沼，將河道裁彎取直，在河流高峽修築大壩。這些人造工程並非全新的創造。中世紀時，西多會修士就排乾過草本沼澤； 1391 年，萊茵河首次成功實施了裁彎取直工程。早在數百年前，德國中部山脈就建過水壩，當時是為了用水力來給礦井排水。 1750 年後水利工程的新意在於規模和影響。它們顯著改變了地表的面貌， 如同當今那些隨處可見、引人注目的現代標誌， 工廠的煙囪、鐵路以及生機勃勃的城市。為什麼要採取這些舉措？是什麼人決策，又帶來了什麼樣的後果？這些就是我所關注的問題。我把書名稱作「徵服自然」，是因為當時的人們就是這樣定義自己的所作所為的。時光流逝，人們的態度隨之改變，從 18 世紀啟蒙運動開朗的樂觀主義， 19 世紀對科學和進步的熱切信念，到 20 世紀特有的強調確定性的專家治國論。（1900 年，水電被看成是穿白大褂的人創造出來的現代清潔能源，這種在當時屬於異想天開的主張與 60 年後人們對於原子能發電的熱情如出一轍。）唯一不變的是基本觀念：大自然是人類之敵，應該加以約束、馴服、抑制和徵服。
「讓我們學會向自然環境宣戰，而不是向我們的同胞開戰。」蘇格蘭人詹姆斯·鄧巴（James Dunbar） 於 1780 年如是說。在他看來，向自然開戰乃是天經地義之事，這種觀點無疑是 200 多年來德國歷史一再重現的主題。作為鄧巴的同時代人，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主持排乾的沼澤溼地和鹼沼超過當時的任何一位統治者，他俯瞰新開墾的奧得河沼澤， 自豪地宣布：「我在此和平地徵服了一個省。」 19 世紀，進步人士的理想是在酸沼建立定居點和實現輪船航行。在自然科學的黃金時代， 駕馭自然被視為人類道德進步的標誌；它是戰爭的反面。這種態度甚至一直延續到災難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許多評論家認為這場戰爭打破了人類進步的固有軌跡。 1915 年，弗洛伊德撰寫《戰爭與死亡時代的思索》，把這種態度視為戰爭的「幻滅」，「我們在控制自然上的技術進步」助長了和平解決人類衝突的信念； 因為關於秩序井然和法律文明化的價值觀乃是「使人類成為地球主人的品質」。戰後，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家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從另一個角度闡述了相同的主題，哀嘆「社會不去排乾河流，反倒把人的洪流引入戰壕」。在水利工程問題上，直到 20 世紀中葉之後很久，這種鑄劍為犁的樂觀主義始終是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共同點。
歷史事實並非如此。事實往往與我們的想像不同，排乾沼澤或是讓河流改道，與其說是「戰爭的道德等價物」（威廉·詹姆斯的說法），倒不如說是戰爭的副產品，甚至是幫兇。不妨以腓特烈大帝的圍墾工程為例。排乾沼澤，等於是摧毀了逃兵藏匿的幽暗庇護所，清除了時鐘般精確的腓特烈軍隊行軍的障礙。士兵們開鑿運河和水渠，移民村落則由前軍需商負責監督。而徵服自然往往是在武力徵服的地區進行的。再來看看 19 世紀雄心勃勃的萊茵河「治理」工程。拿破崙摧毀了神聖羅馬帝國，從而有益地簡化了德國的政治版圖，為這條河流的改造鋪平了道路，工程進度和施工方式才得以確定下來。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普魯士工程師和數以千計的工人要在北海和瘧疾肆虐的亞德灣（Jade Bay）泥灘苦苦奮鬥 10 年之久，所為者何？是為普魯士以及日後的德國艦隊修建一座深水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為什麼加快了在高地沼澤排澇和移民的步伐？因為《凡爾賽條約》之後， 德國人開始自認為是「沒有空間的民族」(Volk ohne Raum)，因而每一寸開墾出來的土地都價值連城。為了準備下一場戰爭， 納粹黨人緊鑼密鼓地推行這場爭奪糧食、同時也是針對自然的鬥爭。 1939 年後，他們制訂了東歐的水利工程計劃，這個計劃既有專家治國論的狂妄自大，也從種族上蔑視所徵服的混亂土地上的民族。種族、土地開墾與種族滅絕交織在一起。
為了更好地說明歷代德國人所謂的「徵服自然」，我們不妨藉助一個軍事術語，即「水的戰爭」。這個比喻在內政和外交上都是適用的。水能夠滿足人類多方面的需求。河流是飲用水以及清洗和沐浴用水的唯一來源。河水灌溉農作物，河中的魚類為人類提供熱量。河流帶走汙水並提供了運輸手段（河流是移動的道路，布萊茲·帕斯卡爾如是說）。它們為冷卻和其他工業生產過程提供水源。它們驅動簡單的水車乃至精密的渦輪機，這是人類歷史上名副其實的重複發明的實例。人類用各種方式利用河流，有些方式彼此兼容，有些則相互衝突。本書所描繪的德國水文地理的每一次重塑，不論是河流改道還是築堤防護、排乾沼澤、開鑿運河、修建大壩，不同的受益者之間都發生了衝突。為了適應新的需要，人們改造河流和溼地，衝突隨之而來。在早先的年代，這種衝突集中表現為漁業或狩獵與農業的矛盾，日後則是農業與工業，某個現代利益集團（如內陸航運業）與另一個利益集團（如水電站）的矛盾。地方的或小規模的需求與更大的勢力之間幾乎總是有各種各樣的衝突，這種衝突幾乎總是以強勢一方獲勝而告終。正如一位重要的德國水壩專家所說：「對水的控制伴隨著對水的爭奪。」
題圖為萊茵河，來自：維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