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發生已經30年了，作為一位親歷過此次地震的地震工作者，回顧唐山大地震的速報工作，從專業上吸取經驗教訓，同時澄清某些歷史事實，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1978年7月28日是中國地震工作者永遠難忘的日子，我當時就在原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北京遙測地震臺網，負責臺網運行維護工作。
當時中科院地球物理所負責全國的地震監測和科研工作。北京遙測地震臺網是我國第一個採用電信傳輸遙測技術的地震臺網。1966年邢臺地震以後，為了監視北京周圍的地震活動，在周總理的親自指揮下，在郵電部和中科院的共同努力下，於一個星期內在北京周圍建立了8個地震臺。郵電部則將8條電話專線架設到8個地震臺。科技人員採用實線地震信號遙測技術，將8個地震臺的實時地震信號，利用電話線傳輸到北京中關村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大樓，同時建立了北京遙測地震臺網中心，集中接收記錄和處理地震信號。
臺網的建立標誌著我國地震監測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當時在全球也是最先進的地震觀測網。1974年，中美關係改善以後，美國著名地震學家波特(B.B.Bolt)訪問中國時，對中國有北京遙測地震臺網感到異常驚訝，因為在那個時期，美國遙測地震臺網也是剛剛起步。1975年海城地震後，臺網在十天內完成了擴建工程，傳輸的地震臺擴展為21個，範圍達到河北省中北部，臺網孔徑達到400公裡，成為當時全球最大的地震遙測臺網之一。
當時北京遙測地震臺網中心地震記錄是採用燻煙和筆繪圖紙記錄，地震的處理是人工操作，就是在發生地震後人工量取震相，然後使用圓規和直尺在地圖上圖處理。當時，一般地震發生後，地震波掃過臺網所有臺站後，地震的速報大概需要30分鐘到一個多小時。但是，在大地震發生時，特別是地震發生在臺網以內時，由於臺網裝備的是微震儀，加上當時的地震記錄器是筆馬達記錄，系統的動態範圍只有大約34dB，一般網內大於3級的地震，記錄就超出線性，地震記錄被限幅。這種情況下，地震數據只有初至到時，震相基本無法識別，對地震的快速定位是非常不利的。同時，大地震對處理工作還有一些幹擾因素，比如處理者的心理狀態、其他人員的打擾等等。因此在當時的條件下，大地震發生時處理的時間要比一般地震長得多，需要一個到兩個小時不等。
1978年7月28日是中國地震工作者永遠難忘的日子，我當時就在原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北京遙測地震臺網，負責臺網運行維護工作。當時中科院地球物理所負責全國的地震監測和科研工作。
北京遙測地震臺網是我國第一個採用電信傳輸遙測技術的地震臺網。1966年邢臺地震以後，為了監視北京周圍的地震活動，在周總理的親自指揮下，在郵電部和中科院的共同努力下，於一個星期內在北京周圍建立了8個地震臺。郵電部則將8條電話專線架設到8個地震臺。科技人員採用實線地震信號遙測技術，將8個地震臺的實時地震信號，利用電話線傳輸到北京中關村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大樓，同時建立了北京遙測地震臺網中心，集中接收記錄和處理地震信號。
臺網的建立標誌著我國地震監測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當時在全球也是最先進的地震觀測網。1974年，中美關係改善以後，美國著名地震學家波特(B.B.Bolt)訪問中國時，對中國有北京遙測地震臺網感到異常驚訝，因為在那個時期，美國遙測地震臺網也是剛剛起步。1975年海城地震後，臺網在十天內完成了擴建工程，傳輸的地震臺擴展為21個，範圍達到河北省中北部，臺網孔徑達到400公裡，成為當時全球最大的地震遙測臺網之一。
當時北京遙測地震臺網中心地震記錄是採用燻煙和筆繪圖紙記錄，地震的處理是人工操作，就是在發生地震後人工量取震相，然後使用圓規和直尺在地圖上圖處理。當時，一般地震發生後，地震波掃過臺網所有臺站後，地震的速報大概需要30分鐘到一個多小時。但是，在大地震發生時，特別是地震發生在臺網以內時，由於臺網裝備的是微震儀，加上當時的地震記錄器是筆馬達記錄，系統的動態範圍只有大約34dB，一般網內大於3級的地震，記錄就超出線性，地震記錄被限幅。這種情況下，地震數據只有初至到時，震相基本無法識別，對地震的快速定位是非常不利的。同時，大地震對處理工作還有一些幹擾因素，比如處理者的心理狀態、其他人員的打擾等等。因此在當時的條件下，大地震發生時處理的時間要比一般地震長得多，需要一個到兩個小時不等。
地震當天，分析值班員張志堅是一個剛剛上崗的年輕同志，機務值班員楊惠義是一位有經驗的同志。根據大地震應急處理的程序，我習慣地檢查了臺網21個地震臺的情況。由於這個地震發生在網內，東部的地震信號絕大部分中斷，中部和西部的信號正常，大大小小的餘震一個連著一個，為了防止地震記錄滾筒記錄重合，趕到臺網中心的臺網技術人員全都根據預定的分工，人工挪動記錄筆和不斷換紙，整個工作是緊張有序的。具有十年地震處理和大地震應急經驗的北京臺網人員在唐山大地震時經受住了考驗。
由於唐山大地震無任何前震，主震突發，又在網內，東部臺站受到地震破壞。唐山地震主震記錄實際上只記錄了地震波的初至到時，後續波形全部限幅。有些臺站的地震記錄，特別是東部臺站，地震初動波形就把記錄的筆桿打飛，無法記錄後續波形。如前所述，唐山地震的速報處理異常困難，值班員和趕到的處理人員使用初至波到時數據，交切的震中位置十分分散，致使無法最後確定。
時間在飛快流逝，負責處理的人員滿頭大汗，心急如焚。當時北京遙測地震臺網還配備一個二類專線電話，在通訊不發達的時代，這種電話專供一定級別的領導和重要部門使用。電話在大地震時，允許臺網值班員與全國任何地方政府和地震臺通話。通過這個電話，值班員及時得到了全國幾個主要地震臺的參數，但是很多地震臺的記錄也限幅了。根據蘭州地震臺的基式地震儀的參數和北京臺網中心的5倍513地震儀記錄，確定了震級為7.8級。但是地震的位置經過反覆處理，仍然遲遲不能確定。
時間已經接近5時，這時二類電話鈴響了，我立刻接電話，這是從雲南昆明黑龍潭地震臺打過來的，昆明臺的童汪練同志問我們震中是否確定了，他告訴我：根據他們的記錄測定的震中距，震中應該東距北京160公裡臺。由於是單臺，他們只能提供這些數據。我立刻將昆明地震臺的數據告訴了處理人員，這時臺網中心的分析人員張伯民突然醒悟過來說：東邊的臺站初動可能有問題，不能用東邊的臺站！
一句話使大家立刻明白過來，果然將東邊臺站的數據甩掉，交切處理的結果立刻就集中在唐山豐南了。最終確定的速報結果是，發震時刻：1976年7月28日3時42分53.8秒，震中位置：唐山豐南，震級Ms7.8。唐山地震速報就這樣產生了。這時已經過了凌晨5時了。
唐山地震速報如此艱難，是北京臺網大地震速報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為什麼不用臺網東部的地震臺的初至到時數據，處理交切就集中了呢？其實當時在場的所有人都忽略了一個重要問題，那就是位於唐山以東的有些臺站初動是假的。
這是因為，遙測的信道是郵電部提供的有線專線，而電信專線的路由都是經過唐山電信局的。
例如昌黎地震臺的傳輸線路的路由是從昌黎鳳凰山地震臺到昌黎電信局機務站，再到唐山市電信局，經過天津電信局到北京長途電信局，經過北京市話局到達北京遙測地震臺網中心。唐山強烈的地震發生時，傳輸線路已經在唐山受到破壞，臺網中心記錄的「初動」實際是線路在唐山被破壞的時刻。由於地震波的P波的速度是每秒6公裡，地震波還沒有到達昌黎地震臺，線路就在唐山被大地震破壞了。因此，在臺網中心記錄的昌黎「初動」信號不是地震波到達昌黎的信號，而是線路在唐山被破壞的時間。由於地震太大，很多筆桿被打飛，被誤認為是昌黎地震臺的初至波也是情理之中。
唐山大地震速報給遙測地震臺網處理帶來深刻的啟示，那就是對於臺網內發生的大地震，一定要考慮傳輸線路破壞這個因素。
唐山地震後，有些文學作品提到了當時不知道地震的位置，靠唐山的工人進京報告地震位置等等。我將當時進京向中央報告災情的開灤唐山礦工會副主席李玉林的回憶報導摘抄一段：「1976年7月28日凌晨3時42分53.8秒，唐山發生歷史上罕見的大地震，數萬人被埋在廢墟之下。通訊設備被毀，沒有人能準確判斷出震中的準確位置。當日上午，黨中央雖已初步確定了震中，但對災情具體程度卻無從了解。震後，時任開灤唐山礦工會副主席的李玉林，果斷帶領曹國成、崔志亮、袁慶武3名同志飛車向首都告急。第一時間將災情報告給中央領導，為抗震救災工作贏得了寶貴時間……」可見李玉林主要是向中央報告災情的。
唐山地震後，北京遙測地震臺網全體人員以及由地球物理所抽調的部分科技人員，夜以繼日地投入餘震處理和地震活動的監測。在這一特殊時期，他們無從顧及家人和自己的一切，吃住都在臺網中心，表現出了為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犧牲一切的崇高精神。
老軍人的「極度恐懼」
李汾元說，當時的唐山市委常委、武裝部部長陳仁泉，一個參加過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的老軍人，用「極度恐懼」形容1976年7月29日的夜晚：「比戰場還慘，戰場很慘，也是一片片地死人，可那才多少人啊，七八百號人。打孟良崮，那才死多少人？唐山可不一樣，馬路上就沒有隔十米八米沒有屍體的。」
28日凌晨的那場大地震，陳仁泉沒有親歷。他當時在石家莊學習，略有震感。聽說地震在天津、塘沽一帶，擔心唐山有事，他立刻向會議組請假，並借了一輛車，帶著同事們趕回唐山。那時連石家莊市委書記也不清楚，究竟哪裡發生了地震。
車越往前走，他們的心越懸。本來半天能到的路程，他們走了一天一夜。道路毀壞越來越嚴重，司機不得不繞了幾次彎路，還遭遇幾次堵車。路上，他們看見大量軍車與他們駛往同一方向，拉著解放軍或救援物品。還有大量軍車駛往他們的反方向，拉著屍體或者傷員。
快到唐山了，陳仁泉看到路邊有十幾個孩子，從嬰兒到幾歲的，有男有女，有的衣不蔽體，有的啥也沒穿，一排死屍。他擔心起自己的孩子，心揪了起來。他結婚晚，雖然他當時已50歲，但最小的兒子才七八歲。
車終於走到唐山火車站附近，陳仁泉下車往東一看，整個城市全平了。陳仁泉蹲了下來，哭了。「這個城市怎麼辦？」這個經歷過戰爭生死的老軍人，感到無助與茫然。
十幾分鐘後，擦乾眼淚，陳仁泉繼續往市中心的市委大院前進。但是道路毀壞、傷員滿街，車根本無法前進。一起回來的同事們各奔各家。陳仁泉一路步行，花了兩三個小時，才走到了市委、武裝部大院。
大院門口停著一輛破公共汽車，上面掛著一塊布，寫著「抗震救災指揮部」。車旁邊的一個破蓆子裡，卷的竟是他的結髮妻子。所幸的是4個孩子還好，傷勢不太嚴重。
在這個城市裡，市委大院算是死亡率比較小的區域。這得益於他們住的是解放前遺留的德式建築，結構比較堅固。院裡住了50多人，被壓埋的有20多個。而且地震之後大約1小時，附近的空軍就到市委上空救援，所以市委領導無一人遇難。
根據《走遍中國》攝製組對當地地震局的採訪，唐山當時是「不設防」的城市，建築對地震沒有任何防範，很多死亡是因為灰土嗆死。唐山地委(按當時建制，市委管理市區，地委管理周邊區縣)的家屬樓是解放後蓋的新樓，傷亡相對慘重，地委領導的震亡率達到50%。
陳仁泉來不及安頓家小，只掀開蓆子，看了一眼亡妻。市裡已安排他分管物資，其他一些市委領導則早已去唐山機場的總指揮部。陳仁泉到達時，市委大院裡已經堆積了大量救援物資，用防雨布覆蓋著。陳仁泉一方面按照「哪裡人多，哪裡急需，就往哪裡發放」的原則發放物資；一方面迅速組織民兵，守護重要的企業、銀行、商店等。
斷電斷水的城市一片死靜，不時傳來一陣哭嚎，撕心裂肺。忙碌了一天的陳仁泉摸索過死屍堆，去市委大院附近探望自己的老戰友，打聽傷亡情況。突然，遠處傳來一聲槍響，陳仁泉的心哆嗦了一下。
那時候，第一要緊的是救命。重傷員要緊急轉移。留下來的人，則要讓他們活下去。甚至29日晚上的那一聲槍響，他也沒有去仔細追究。
不過陳仁泉第二天緊急收集所有民兵的槍枝彈藥，嚴加管理。那些參與哄搶國家物資的武裝幹部，後來也都受到了處分。根據他的回憶，唐山在地震之後四五天，各種秩序就基本良好了。物資分發在10天以後，也基本穩定。
政府逐漸開始計算唐山到底還有多少家底，根據陳仁泉的記憶，當時粗略估計唐山每年工業總產值有50億元，在地震中直接損失40億元，要重建則需要大概30億元。
關於災後重建問題，當時市委的爭論比較大。一種意見是死屍這麼多，清理不了，太傷心了，索性移到別的地方去。另一種意見是，那麼多物資不好再調動，不如就地重建。
最後中央下達指示，決定兩個方案同時進行。而後來的實際執行中，主要實現的還是廢墟重建，《走遍中國》這次去採訪了解到，豐潤新城是最近10年才真正發展起來的。
地震20天後，陳仁泉開始負責清屍。地震之後，解放軍運輸出去一部分屍體。陳仁泉妻子的屍體也在震後第三天被運走，至今不知葬在何處。但是還有大量屍體被市民們就地淺埋。震後三四天，城市裡已經瀰漫著腐爛的味道。繼續下去，更將成為傳染病的隱患。
陳仁泉從全市各地組織了1萬多民兵，用了大概10天時間，清理出1萬多具屍體，全部挖坑深埋。然後在此基礎上，搭建簡易房，開始了重建工作。9月份，部分能源工廠已經恢復生產。
重新建設的唐山，參照日本經驗，所有建築都加了防震設計。所有房屋建設選址，都需要地震局審批。
陳仁泉一直以來沒有接受過任何採訪的一個理由是，他不是地震的親歷者。他沒有如《講述》採訪到的一個當年的小戰士一般，見到地震前那一道褐紅色的地光；也沒有如更多的親歷者一般，經歷被壓埋的驚慌絕望。
《走遍中國》採訪到的一位親歷者是當時擔任唐山軍分區幹事、後來擔任唐山軍分區副政委的高慶友。他還記得地震剛響動的時候，他還以為是颱風，跑到屋外，遇到軍分區司令員沈光厚。這位1938年入伍、抗美援朝時擔任團長的老同志，這時候也不明就裡。「我說司令這是怎麼回事兒？怎麼弄？他說蘇修真是可惡，甩這麼大原子彈，毀滅性的，他都沒想到是地震，那老同志，都沒這個意識。」高慶友回憶說。
當陳仁泉回到唐山的時候，這片土地已經歷了大震和多次餘震。
「當時根本就沒想究竟死了多少人。死的已經死了。當時主要是，(活的)怎麼弄水喝，弄飯吃，弄衣服穿。」當被問到，作為市委領導，當時有沒有統計傷亡人數時，陳仁泉回答。
地震之後的唐山最缺的是水。陳仁泉曾帶人到處找能喝的水。遊泳池、洗澡堂的水，防空洞裡的積水，都被用上。
可是這些依然難以滿足當時災民的需求。當時28歲的教師王學軍清晰地記得，自己那時口渴難耐，見到地上小坑裡積有雨水，把上面的蟲子拂去，埋頭就喝了起來。《講述》節目採訪到被困地下15天的礦工，甚至曾經喝尿解渴。
與此同時，位於唐山的陡河水庫，卻因為大壩受震斷裂，又遇大雨連綿，面臨著必須開閘放水的險境。這個水庫庫底高出唐山市10米，有3600萬立方米的儲水量。一旦決堤，已經破碎的唐山將完全置於沒頂的洪水之中。
當年水庫的工作人員主動給《講述》節目打來電話。他們的講述，成為《講述》「獨家揭秘」的亮點之一。
當時水庫使用電動閘門，但是地震之後，唐山斷電。如果人工打開兩扇40噸重的閘門，需要幾十人輪番工作20小時。可是當時水庫只剩下幾個工人。時不我待，工人們立刻跑到附近高炮團找來解放軍。
他們使用的手搖絞車，搖60圈，閘門才能提升1釐米。要放水，閘門至少需要打開1.5米。但是面對沉重的閘門，即使4個小夥子，一口氣也只能搖上20圈。偏偏在閘門搖到1米時，還遇到了一場強餘震。
所幸餘震過後，大壩還在，絞車房還在，房裡戰士們的號子聲還在。工人和解放軍努力搖動著絞車，閘門終於開啟，黑暗中聽到洪水譁譁瀉出的聲音。
震後唐山的另一個關鍵詞是「衣服」。由於地震發生在盛夏凌晨，很多人穿得很少。陳仁泉還記得他29日上午回到唐山時，見到大部分人都是「光著膀子」。他一路走回家，一路脫衣服給路邊的災民。
《講述》節目採訪到位於唐山的陸軍255醫院的一個司機。地震中，他被壓埋了幾個小時，被一個老兵用搖汽車的搖把給扒了出來。他獲救之後，第一眼看到的，卻是一個孕婦光著身子跑出來了。
老兵讓他把自己身上的背心脫下來，給那個孕婦。當時255醫院有很多病人，不少都是光著身子跑出來的。老兵想到，士兵們睡覺時，枕的都是自己的衣服。他便要求這個司機重新鑽回廢墟，把自己枕的衣服取出來。
「現在人真難以想像，我剛生死一線，剛出來，你又讓我回去。」《講述》主編說。而當時，司機什麼都沒說，立刻又鑽回廢墟，找出了自己的衣服。
《講述》節目採訪的多位親歷者，都銘記著當時曾受過的贈衣之恩。其中一位當時只有四五歲的女孩回憶，她當時看到很多解放軍冒著大雨在救援，她就在路邊傻傻地看著。從隊伍裡衝出來一個解放軍，把自己身上的雨衣脫下來，披到了她的身上。女孩說，她一輩子都忘不了這個解放軍。她長大以後，就嫁給了軍人。
另一個當時也只有七八歲的女孩，則對衣服有著另一種記憶。這個女孩的父親是軍人，她家住在營房，建築質量較好，對28日凌晨的地震，她幾乎沒什麼感覺。直到早上天蒙蒙亮，她母親起床，發現院子裡的雞窩塌了。一二十隻雞，只搶救出一隻瘸腿雞。
女孩的母親坐在地上哭了起來。女孩的父親已在外面救援一圈，回來看看自家的房子塌了沒有，卻見到妻子在哭死雞。男人吼了一句：「你出去看看！」
母親走出營房大院一看，觸目所見，一片廢墟。她不哭了，回到家裡，把米、面、衣服、被褥，能搬的都往外搬，送給需要的人。之後，她還參加了婦女救援隊。
救援工作結束之後，這位母親忽然有一天醒過味來，說：「我的呢子大衣也捐出去了，那是我最貴的衣服！也不知道穿到誰身上了。」
潑辣爽朗的女兒講到這裡，笑了起來，說：「我媽就是個家庭婦女。」編導們卻聽得笑中帶淚。
題轉移 傷員轉移
由於節目長度等方面的限制，不少故事沒有出現在《講述》播出的節目裡。「有一些故事是類似的，我們只能用一個。」《講述》主編在介紹取材標準時說。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李汾元製作的節目上。
李汾元原計劃拍10個與唐山大地震有關的人，做10集。這10個人包括當年的地震孤兒、救援戰士、被壓埋了8天的礦工、後來家庭重新組合的夫妻，還有錢鋼、張慶洲這樣關注唐山大地震的作家，以及陳仁泉。
李汾元找到陳仁泉的時候，他仍身體健康，表達清晰。老人在地震之後，在原職工作了8年後離休，此前沒有接受過任何訪問。李汾元曾經當過兵，經朋友介紹，認識了老人。
李汾元片子的主題，後來被確定為「十萬傷員大轉移」。在李汾元製作的24分鐘的片子裡，陳仁泉出現了兩個鏡頭，說了兩段話。一個是看到城市癱瘓以後，他說自己心中一片茫然。還有一段，是10多萬傷員被運出去的時候，陳仁泉說市裡不清楚有多少人被運出去，運到哪裡了。
根據李汾元查找的數據，當時唐山市有90萬人，被壓埋進去的有80多萬人，有60萬傷員，其中10萬是重傷員，需要往外轉移。在李汾元看來，「救助尤其感人，甚至比地震中被壓埋，比親人離去，更加震撼心靈。」
但是具體怎麼做才能比較感人，能滿足節目提高收視率的要求？李汾元心中還沒數。好在唐山遍地都是故事。他打算先去唐山採訪。巧的是，當攝製組第一天到唐山，在地震紀念碑前拍攝的時候，遇到了一個他們要的故事。
地震時才28歲的青年教師王學軍，後來成為唐山一所中學的校長，今年剛剛退休。他的父親、原唐山鋼鐵公司的老工人王振和，地震時在單位值班，被壓斷了雙腿，所幸被轉移去外地治療，老人挽回性命，直到1992年去世。
老人的遺囑是讓兒子一定要找到當年的救命醫生，好好致謝。王學軍謹記父親的叮囑，每到10年紀念的時候，便往煙臺媒體投寄一封感謝信。花了十幾年功夫，終於通過媒體，找到了當年救治他父親的煙臺海軍407醫院的王恆松醫生。
媒體還找出了王振和當年的病歷。老人是8月6日被送到海軍407醫院，10日做的手術。由於送到醫院時，老人已經昏迷，醫生根據別人口述，把他的名字寫成了「王振河」。
當時這家海軍療養院床位雖多，但只有一名骨科醫生，就是36歲的王恆松。他還記得，8月6日那天，醫院一下子來了140多個唐山傷員，最後醫院共接收198名重傷員，其中絕大部分都需要接受骨科治療。
作為軍醫，雖然接受過戰傷訓練，但這是王恆松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遇見如此陣仗。頭3天，他完全沒合眼。此後的1個月，他1天也只睡兩三小時，終於做完全部手術。而全部傷員沒有1例死亡。
今年6月，終於找到恩人的王學軍拿出自己兩個月的工資5000元錢，邀請王恆松和其他幾位醫生來唐山做客。李汾元在唐山地震紀念碑前拍攝的時候，正好遇上王學軍為這些醫生送行。
李汾元抓緊王恆松離開前的幾小時，匆匆採訪了醫生們，然後順著這個線索，採訪了更多當年海軍407醫院救治過的傷員。
恢復的不僅僅是身體
雖然救了這麼多唐山人，王恆松只是在1980年去過一次唐山，隨訪病人的恢復情況。震後4年的唐山，在他印象中，還是一片斷壁殘垣。時隔16年之後，他再次來到唐山，「想再尋找一下地震的痕跡，找不到了，找不到了。」老軍醫感嘆說。
他沒有想到唐山變化這麼大。更沒想到，在唐山，竟還有這麼多人記得他。認出他的，有一位是坐在輪椅上的老大媽劉愛英。當年38歲的劉愛英，高位截癱，王恆松送她出院時，判斷她大概能活3到5年。沒想到30年後，他竟然見到了笑容爽朗的劉愛英。
劉愛英在報紙上看到王恆松來唐山的消息，特意讓老伴推著她來見「恩人」。
劉愛英原本在張家口一個單位做會計，丈夫張紹良則是唐山豐南的一個工人。兩人長期兩地分居。地震前，劉愛英剛剛帶著孩子從張家口搬到唐山，一家團圓。
劉愛英雙腿受傷被轉移後，丈夫並不知道她被送去了哪裡。「當時就是醫生判斷這個人屬於重傷，就地不能治療，馬上寫個條子轉運。立刻就有人抬上車，輪到哪裡的車就去哪裡。火車站，來個火車，裝滿就走。飛機也是。送到哪兒都不知道。」李汾元介紹說。
大地震的第456天以後，劉愛英作為最後一批傷員返回唐山。張紹良聽醫生說妻子最多還能活3到5年，淚水頓時湧出，說：「無論如何我得把我老婆伺候好了。」
張紹良自創了一套按摩方法，30年來堅持給老伴按摩。現在劉愛英的腿部肌肉不但沒有萎縮，而且恢復了彈性，還可以坐在輪椅上做一些簡單家務。
唐山傷員，讓軍醫王恆松印象深刻的，是他們的堅強。雖然受傷嚴重，但幾乎沒有哭喊抱怨的。不過這其中也有一個格外愛哭的女孩，讓醫護人員們記憶猶新。
這便是當年21歲的姑娘史玉芬。史玉芬當時師範畢業，剛到農村工作隊兩個月。地震後她被埋在老鄉家的炕洞裡，屋梁上一枚大釘子釘進她胯骨，動彈不得。
到醫院後，年輕倔強的史玉芬一直哭嚷著要保住自己的雙腿。醫生後來救了她的腿傷，但是因為骨盆骨折，擔心她以後不能生孩子。
李汾元聯繫到史玉芬。51歲的她健康、幹練，走路絲毫看不出受過傷。她還奇蹟般地生了一個兒子，現在19歲，已經在上大學，她自己則擔任了唐山市婦聯副主席。
史玉芬回憶起當年，淚水漣漣。被壓埋之後，她不停呼救，喊到嗓子幹了，摸到旁邊有兩瓶紅墨水藍墨水，就把兩瓶墨水喝了，繼續喊，最後終於被救了上來。
史玉芬姐妹4人，她排行第二。姐姐在地震中死去。母親說：我最愛的就是這二女兒，她如果已經死了，就別讓我看了。救護隊員告訴她：你女兒還有一口氣。
母親掀開被子，見到女兒渾身是血，滿嘴紅的藍的不知什麼東西，又被炕灰燻得黑黢黢的以為女兒送去醫院，也活不過來了。哪知道，不到一個月以後，女兒竟然拄著雙拐，好好地回來了，還帶著部隊送的一箱煙臺梨。
史玉芬回家之後第二天，父親就帶她去單位報到。她本來在市教育局工作，卻主動要求去了「傷愈返唐接待站」。
錄災難 記住災難
得知當年的救治醫生來了唐山，史玉芬推掉一個婚宴，打上車，往醫生們住的飯店趕去。「這一路上我不知道想了幾個角度，第一句話說什麼，不控制自己的激動，但也不要見了人家，讓人家感覺都50歲的人了，還那麼脆弱，又是當年那個愛哭的孩子，所以我忍著吧，結果去了以後，見了他們我還是哭了。」51歲的史玉芬說。
醫生們感動於唐山人的感恩之情。可是面對新環境下成長的新一代，李汾元和這次邀請醫生們的王學軍都有一種危機感，擔心人情淡漠，擔心人們對唐山地震的追思漸漸淡化。王學軍把醫生們請到自己所在的中學演講，可是孩子們的反應平淡。
這讓李汾元更加有了一份記錄唐山的使命感。今年42歲的李汾元是山西太原人，卻一直與唐山有著不解之緣。他的父親是軍人。李汾元還記得12歲時，太原各種大院的人們曾住了好一陣子防震棚，領了一些物資。一開始，他還覺得好玩。住了幾天，也覺得沒意思，蚊子多，又吃不好，就還是回家住了。
回家住了一個來月，唐山地震了。「唐山一地震，就覺得太原鬆了一口氣。」李汾元說。而真正讓他對唐山大地震有切身感受的，是那一年秋季學期開始，學校轉來十幾個唐山孤兒。從此以後，李汾元的同學、戰友裡，越來越多人與唐山有關。李汾元也越來越想做一個關於唐山的紀錄片。
他這次去唐山採訪時發現，雖然30歲以上的唐山人對於地震都還有著深刻清晰的印象，可是年輕的孩子們已經對這一事件頗為淡漠了。
《講述》節目的採編們大多只有二三十歲，而且沒有唐山人。年紀稍長的主編今年也只有34歲，是河南人。她只記得唐山地震之後，她家裡也住了一陣防震棚。
「我們以前都是從國外的一些大片裡看到關於海嘯、颶風的場景。當你實際面對著這些親歷者的時候，他真的看到了天崩地裂，而且面對面地跟你講述出來，那種感覺跟看電影電視是完全不同的。」《講述》的編導說。
央視10頻道的另一個節目《探索·發現》則是從科學的角度出發，探討了地震問題。
就在唐山地震前一年的1975年，遼寧海城的地震工作者曾觀察到大量的宏觀異常現象。各種反常現象清晰地預示著將要發生一次大地震。2月4日上午10點半有關部門發出了地震警報，大疏散開始了。9個小時後，海城發生了7.3級強烈地震，建築物大量倒塌，但人員傷亡很少。
這是目前世界上惟一的一次有減災實效的地震預報。更多的是失敗預報，也包括唐山地震。「海城地震成功預報後的第二年，唐山地區的地震監測者又發現了一些跡象。然而，這些跡象不像海城那樣有著統一的模式。科學家們產生了爭論，最終沒有足夠的信心發布地震預報，人員沒有及時疏散。」《探索·發現》的解說詞如是說。
陳會忠
唐山大地震發生已經30年了，作為一位親歷過此次地震的地震工作者，回顧唐山大地震的速報工作，從專業上吸取經驗教訓，同時澄清某些歷史事實，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1978年7月28日是中國地震工作者永遠難忘的日子，我當時就在原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北京遙測地震臺網，負責臺網運行維護工作。當時中科院地球物理所負責全國的地震監測和科研工作。
北京遙測地震臺網是我國第一個採用電信傳輸遙測技術的地震臺網。1966年邢臺地震以後，為了監視北京周圍的地震活動，在周總理的親自指揮下，在郵電部和中科院的共同努力下，於一個星期內在北京周圍建立了8個地震臺。郵電部則將8條電話專線架設到8個地震臺。科技人員採用實線地震信號遙測技術，將8個地震臺的實時地震信號，利用電話線傳輸到北京中關村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大樓，同時建立了北京遙測地震臺網中心，集中接收記錄和處理地震信號。
臺網的建立標誌著我國地震監測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當時在全球也是最先進的地震觀測網。1974年，中美關係改善以後，美國著名地震學家波特(B.B.Bolt)訪問中國時，對中國有北京遙測地震臺網感到異常驚訝，因為在那個時期，美國遙測地震臺網也是剛剛起步。1975年海城地震後，臺網在十天內完成了擴建工程，傳輸的地震臺擴展為21個，範圍達到河北省中北部，臺網孔徑達到400公裡，成為當時全球最大的地震遙測臺網之一。
當時北京遙測地震臺網中心地震記錄是採用燻煙和筆繪圖紙記錄，地震的處理是人工操作，就是在發生地震後人工量取震相，然後使用圓規和直尺在地圖上圖處理。當時，一般地震發生後，地震波掃過臺網所有臺站後，地震的速報大概需要30分鐘到一個多小時。但是，在大地震發生時，特別是地震發生在臺網以內時，由於臺網裝備的是微震儀，加上當時的地震記錄器是筆馬達記錄，系統的動態範圍只有大約34dB，一般網內大於3級的地震，記錄就超出線性，地震記錄被限幅。這種情況下，地震數據只有初至到時，震相基本無法識別，對地震的快速定位是非常不利的。同時，大地震對處理工作還有一些幹擾因素，比如處理者的心理狀態、其他人員的打擾等等。因此在當時的條件下，大地震發生時處理的時間要比一般地震長得多，需要一個到兩個小時不等。
1978年7月28日是中國地震工作者永遠難忘的日子，我當時就在原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北京遙測地震臺網，負責臺網運行維護工作。當時中科院地球物理所負責全國的地震監測和科研工作。
北京遙測地震臺網是我國第一個採用電信傳輸遙測技術的地震臺網。1966年邢臺地震以後，為了監視北京周圍的地震活動，在周總理的親自指揮下，在郵電部和中科院的共同努力下，於一個星期內在北京周圍建立了8個地震臺。郵電部則將8條電話專線架設到8個地震臺。科技人員採用實線地震信號遙測技術，將8個地震臺的實時地震信號，利用電話線傳輸到北京中關村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大樓，同時建立了北京遙測地震臺網中心，集中接收記錄和處理地震信號。
臺網的建立標誌著我國地震監測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當時在全球也是最先進的地震觀測網。1974年，中美關係改善以後，美國著名地震學家波特(B.B.Bolt)訪問中國時，對中國有北京遙測地震臺網感到異常驚訝，因為在那個時期，美國遙測地震臺網也是剛剛起步。1975年海城地震後，臺網在十天內完成了擴建工程，傳輸的地震臺擴展為21個，範圍達到河北省中北部，臺網孔徑達到400公裡，成為當時全球最大的地震遙測臺網之一。
當時北京遙測地震臺網中心地震記錄是採用燻煙和筆繪圖紙記錄，地震的處理是人工操作，就是在發生地震後人工量取震相，然後使用圓規和直尺在地圖上圖處理。當時，一般地震發生後，地震波掃過臺網所有臺站後，地震的速報大概需要30分鐘到一個多小時。但是，在大地震發生時，特別是地震發生在臺網以內時，由於臺網裝備的是微震儀，加上當時的地震記錄器是筆馬達記錄，系統的動態範圍只有大約34dB，一般網內大於3級的地震，記錄就超出線性，地震記錄被限幅。這種情況下，地震數據只有初至到時，震相基本無法識別，對地震的快速定位是非常不利的。同時，大地震對處理工作還有一些幹擾因素，比如處理者的心理狀態、其他人員的打擾等等。因此在當時的條件下，大地震發生時處理的時間要比一般地震長得多，需要一個到兩個小時不等。
地震當天，分析值班員張志堅是一個剛剛上崗的年輕同志，機務值班員楊惠義是一位有經驗的同志。根據大地震應急處理的程序，我習慣地檢查了臺網21個地震臺的情況。由於這個地震發生在網內，東部的地震信號絕大部分中斷，中部和西部的信號正常，大大小小的餘震一個連著一個，為了防止地震記錄滾筒記錄重合，趕到臺網中心的臺網技術人員全都根據預定的分工，人工挪動記錄筆和不斷換紙，整個工作是緊張有序的。具有十年地震處理和大地震應急經驗的北京臺網人員在唐山大地震時經受住了考驗。
由於唐山大地震無任何前震，主震突發，又在網內，東部臺站受到地震破壞。唐山地震主震記錄實際上只記錄了地震波的初至到時，後續波形全部限幅。有些臺站的地震記錄，特別是東部臺站，地震初動波形就把記錄的筆桿打飛，無法記錄後續波形。如前所述，唐山地震的速報處理異常困難，值班員和趕到的處理人員使用初至波到時數據，交切的震中位置十分分散，致使無法最後確定。
時間在飛快流逝，負責處理的人員滿頭大汗，心急如焚。當時北京遙測地震臺網還配備一個二類專線電話，在通訊不發達的時代，這種電話專供一定級別的領導和重要部門使用。電話在大地震時，允許臺網值班員與全國任何地方政府和地震臺通話。通過這個電話，值班員及時得到了全國幾個主要地震臺的參數，但是很多地震臺的記錄也限幅了。根據蘭州地震臺的基式地震儀的參數和北京臺網中心的5倍513地震儀記錄，確定了震級為7.8級。但是地震的位置經過反覆處理，仍然遲遲不能確定。
時間已經接近5時，這時二類電話鈴響了，我立刻接電話，這是從雲南昆明黑龍潭地震臺打過來的，昆明臺的童汪練同志問我們震中是否確定了，他告訴我：根據他們的記錄測定的震中距，震中應該東距北京160公裡臺。由於是單臺，他們只能提供這些數據。我立刻將昆明地震臺的數據告訴了處理人員，這時臺網中心的分析人員張伯民突然醒悟過來說：東邊的臺站初動可能有問題，不能用東邊的臺站！
一句話使大家立刻明白過來，果然將東邊臺站的數據甩掉，交切處理的結果立刻就集中在唐山豐南了。最終確定的速報結果是，發震時刻：1976年7月28日3時42分53.8秒，震中位置：唐山豐南，震級Ms7.8。唐山地震速報就這樣產生了。這時已經過了凌晨5時了。
唐山地震速報如此艱難，是北京臺網大地震速報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為什麼不用臺網東部的地震臺的初至到時數據，處理交切就集中了呢？其實當時在場的所有人都忽略了一個重要問題，那就是位於唐山以東的有些臺站初動是假的。
這是因為，遙測的信道是郵電部提供的有線專線，而電信專線的路由都是經過唐山電信局的。
例如昌黎地震臺的傳輸線路的路由是從昌黎鳳凰山地震臺到昌黎電信局機務站，再到唐山市電信局，經過天津電信局到北京長途電信局，經過北京市話局到達北京遙測地震臺網中心。唐山強烈的地震發生時，傳輸線路已經在唐山受到破壞，臺網中心記錄的「初動」實際是線路在唐山被破壞的時刻。由於地震波的P波的速度是每秒6公裡，地震波還沒有到達昌黎地震臺，線路就在唐山被大地震破壞了。因此，在臺網中心記錄的昌黎「初動」信號不是地震波到達昌黎的信號，而是線路在唐山被破壞的時間。由於地震太大，很多筆桿被打飛，被誤認為是昌黎地震臺的初至波也是情理之中。
唐山大地震速報給遙測地震臺網處理帶來深刻的啟示，那就是對於臺網內發生的大地震，一定要考慮傳輸線路破壞這個因素。
唐山地震後，有些文學作品提到了當時不知道地震的位置，靠唐山的工人進京報告地震位置等等。我將當時進京向中央報告災情的開灤唐山礦工會副主席李玉林的回憶報導摘抄一段：「1976年7月28日凌晨3時42分53.8秒，唐山發生歷史上罕見的大地震，數萬人被埋在廢墟之下。通訊設備被毀，沒有人能準確判斷出震中的準確位置。當日上午，黨中央雖已初步確定了震中，但對災情具體程度卻無從了解。震後，時任開灤唐山礦工會副主席的李玉林，果斷帶領曹國成、崔志亮、袁慶武3名同志飛車向首都告急。第一時間將災情報告給中央領導，為抗震救災工作贏得了寶貴時間……」可見李玉林主要是向中央報告災情的。
唐山地震後，北京遙測地震臺網全體人員以及由地球物理所抽調的部分科技人員，夜以繼日地投入餘震處理和地震活動的監測。在這一特殊時期，他們無從顧及家人和自己的一切，吃住都在臺網中心，表現出了為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犧牲一切的崇高精神。掩埋在唐山市南湖公園西北角的大地震亡靈，可能要在一場風波中迎來他們的30周年祭日。
引起巨大爭議的，是刻有他們姓名的「大地震紀念牆」。因為需要收費才能刻名，它被斥為「借死難者斂財」；由於至今手續不全，它又被市規劃局視為非法建築，正面臨被拆除的命運。
但民間的哀思並未就此阻斷。7月24日傍晚，當本報記者來到紀念牆前，又看到兩位死難者的親屬交費刻上了親人的名字。紀念牆管理者說：牆上的姓名已超過4000個。
紀念牆共有3座，距離南湖西北角的大墳只有200米——那裡，埋著曠世之災中的數萬名死難者。紀念牆始建於2002年，出資方是當地民營企業河北華盈集團和香港世紀星企業。原計劃要修建9座 「哭牆」，並將24.3萬死者的姓名全部刻上，供後人憑弔。
此前的26年裡，唐山市政府只建有抗震救災紀念碑和紀念館，並沒有一處死難者的集中哀悼之地。所以，每年的清明和7月28日入夜時分，市內的大街小巷會同時燃起上萬堆祭火。
「哭牆」的方式無疑更為文明。但出資方很快出臺了刻字收費標準：正面1000元，背面800元。這個舉措深深觸及了國人的敏感神經，一時間，對良心的批評和商機的質疑鋪天蓋地。
面對巨大的道德壓力，出資方卻不改初衷。7月25日，負責籌建「哭牆」的華盈集團科普園公司總經理李麗對本報記者表示：要將收費進行下去。
據李麗稱，至今出資方已經在紀念牆項目上投入了近1800萬元，但回收的資金連維持日常開支都不夠。對遇難的解放軍、全家震亡者、孤兒的親人、下崗工人和傷殘人的親屬，都是免費刻名或打了折扣。更麻煩的是，對紀念牆和附近景觀綠化的維護，將是筆無休止的投入。
「我們做了這麼多事，還要背負惡名。」李麗提起遭受的委屈和無奈，淚水在她的眼眶中打轉。
從2002年開工到2006年上半年完工，紀念牆的建設一波三折——
華盈集團出具的文件顯示，紀念牆是南湖科普紀念園的一部分，這是一個唐山市政府在2001年圈定的招商引資項目，目的是開發當時的南湖採煤沉陷區和垃圾填埋場。在合作意向書上，市政府的主要負責人均有籤字。
該集團的員工回憶，為了避免各種繁瑣的批文耽擱工期，有關部門曾經在現場要求儘快開工，「手續由政府幫著辦理。」他們保留的一些有領導批示的文件上，也體現了同樣的意思。
2004年7月28日，第一座紀念牆完工，另外兩座的鋼結構也已做完，科普園公司向社會發出了收費刻名公告，爭議也就此而起。
此時的南湖，已被改造成為一個風光旖旎的公園，獲得聯合國「人居環境改善最佳範例杜拜獎」。而整個市中心也向西北遷移，紀念牆距最繁華路口的直線距離只有1000米。另外，在這一年，唐山市政府負責人恰好換屆。
到了9月，紀念牆工程突然被叫停。
一位政府工作人員說，叫停的理由有三：一是手續不全，是非法建築；二是離鬧市區太近，過多的人到南湖祭拜會帶來交通壓力；三是影響遊客的心情，與公園的優美環境不和諧。
協調會上，政府派出的一位領導希望紀念牆能儘快搬家，但被已投入巨資的華盈集團拒絕。
「如果是決策失誤，我們應該得到補償。」李麗說。
一個未經證實的說法是，在這個協調會上，華盈集團就表示「也可以服從大局，無償獻給政府，由政府接手管理」，但並未得到回應。對於華盈集團來說，即使賠錢甩手，亦可避免日後無休止地往裡貼錢。
雙方僵持了整整一年。
大地震30周年紀念活動的臨近為南湖紀念牆的建設帶來轉機，華盈集團被「允許」建完剩下的兩座半拉子紀念牆。至於其它6座，則被永久凍結。
今年年初，3座紀念牆正式完工。隨著「7·28」的臨近，媒體再次關注收費問題。
與此同時，一場官司也即將訴諸法庭。唐山市規劃局已經起訴華盈集團在南湖亂建非法建築，要求依法拆除；而後者反訴前者行政不作為，「2002年就報上去的詳細規劃圖和總體方案至今沒有批覆。」
紀念牆何去何從，至今依然飄搖不定。
7月25日，唐山市委宣傳部的一位工作人員告知記者，目前紀念牆的項目沒有任何新的進展。
規劃局的一位工作人員否定了政府接手的可能性，「如果願意接手，何苦等到今天。」其背後的心結是，對於資源型城市唐山來說，地震依然是一個影響投資環境的敏感字眼。
「你去翻翻29周年以前的唐山報紙，有幾處提到了地震？」他說。
(作者系中國地震局地震預測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