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SARS一役，人民醫院設置了感染科。 南都記者 吳珊 攝
人民醫院隔離前，SARS患者和感染醫護人員被轉運到其他醫院救治，左一為護工管理員許瑞芹。 盧廣 攝2003年4月24日，人民醫院建院85年來第一次封院停診。
3月8日，許瑞芹從北京昌平坐了兩個小時的公交車去西直門的北大人民醫院取藥。她是S A R S後遺症患者，也是10年前人民醫院急診科護工的管理員。
當年因公感染SARS，給她留下了一對脆弱的股骨頭和膝蓋，除了越來越少的免費藥品和懸而未決的報銷票據，這個當年的臨聘員工不知道自己還能剩下什麼。
每個月來這裡，她會特意繞過北門的急診樓，入東門直接上二樓取藥，然後匆匆離去，10年來幾乎沒再踏入過急診科。當年，那裡是北京市最重要的疫源地，醫院近一半的科室被感染。
門診樓右側，殉職的丁秀蘭的雕像身後就是仍舊熙熙攘攘的急診科。當年俗稱「天井病房」的急診留觀室裡仍舊擠滿了輸液的病人。只是呼吸科搬出了大樓，和南側腸道門診的地下室挨在一起。經過南門後一條窄道指向孤懸的感染科，門口牆上掛著規範的SARS診療方案。
10年前的傷口仍隱隱作痛，醫院和許瑞芹似乎都還很難釋懷。醫院迴避著記者，許瑞芹多年的心病變成一句，「這場災難，後果為什麼要讓我們承擔？」
2月28日騰訊微博組織的一場小型座談會上，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首席科學家曾光回顧10年前的這場悲劇，認為「公共衛生問題歸根結底不是公共衛生機構的問題，最終還是政府行為的問題」。
「壞了」 吳如欣提前為她的生活做了看似徹底的防護，厄運還是找到了縫隙10年前的入春，每一天回憶起來都格外清晰。那時有輕度潔癖的吳如欣繃緊了神經搜集各地SA R S疫情的信息，提前為她的生活做了看似徹底的防護。她從1月就開始戴口罩、不坐公交車、暫停了保險公司的兼職工作、不再為撰寫文章去圖書館借還書籍，還去超市買了黃豆、綠豆、海帶、粉條、鹽、衛生紙等夠半年用的物品，搶購了清開靈、板藍根和口罩，甚至為自己和家人都提高了住院保險的額度。
但厄運在2003年4月7日這一天找到一個縫隙。
吳如欣的丈夫腰椎間盤突出，需要在這天上午11點之前去醫院拍胸片和找醫生。當時常用的口罩正好洗了，匆忙之間沒去取備用口罩，後來路上又沒有買到。吳如欣和丈夫進了骨科診室，想完事之後快速離開，骨科的X光機卻恰好壞了。她託人從醫生通道直接進入放射科，特意想避開內科、掛號、交費和取藥的大廳，她知道放射科離急診科的門口並不遠。
北大人民醫院是北京三甲醫院中的權威醫院，急診科的建設努力體現了「方便就醫」的原則，一進正門北側就是急診科，搶救室、監護室、留觀室、注射室在一條走廊上無障礙地通達放射科、檢驗科、收費處、門診大藥房甚至衛生間。但在傳染病來臨時，這個空間優勢在吳如欣眼裡變得格外可怖。
從醫生通道進入放射科的大門時，她無意識地吸了一大口氣，「壞了」，她突然感覺肺裡不好。「俄羅斯的消息說，抽菸、喝酒可以防非典。」她安慰似地告訴自己和丈夫說。丈夫後來出了醫院就抽了三根煙，當天開始每頓飯都喝點白酒。當時，放射科裡裡外外都是病人，「屋裡十多個人在照片子，屋外還排隊等著十多個人，很反常，醫護人員已經戴上了口罩」。
吳如欣夫婦還不知道，人民醫院這一天也正在鑽進一場風暴。一位叫秦玉馥的患者兩天前到該院就診，因為隱瞞了SA RS接觸史，醫院按一般的肺炎把她安排在急診搶救室治療。而就在這一天，西城區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員趕至人民醫院，通報了秦玉馥是一位SA RS死者的家屬，她隱瞞接觸史是因為曾在其他醫院被拒收。人民醫院由此有了第一例確診的SA RS病例。
但這個確診病例，並未公布在北京市SA RS感染者的名單上。北京301醫院從3月初就開始收治SA R S病人，「我院領導到衛生部開會，會議精神是北京已經有了SA R S，(但)不許宣傳」。該院的蔣彥永醫生「當時還看不到SA R S這個病如此嚴重和危險」，4月8日他向美國《時代》雜誌透露了政府和醫院瞞報疫情的情況，「覺得這樣做是很不對的」。
直到4月21日，衛生部才建立每日疫情發布制度。但第二天世衛組織來人民醫院檢查時，29位SA R S病人仍被裝入兩輛急救車在院外躲避，該院急診科主任朱繼紅曾對媒體透露。蔣彥永也回憶，當時302醫院、309醫院把SA R S病人轉送其他醫院和臨改旅館，中日友好醫院和協和醫院也因為接到通知，只能把上報數字之外的病人裝入救護車，配了醫護人員在街上轉。
這導致吳如欣沒能對人民醫院的感染情況提高警惕，此前她是個每天仔細搜索所有SA R S疫情信息的人。4月10日發熱之後，她還每天去人民醫院拍胸片檢查。
「那個」 4月17日轉院之前的這22個人，有19個是「肺炎」，後來證明就是SARS4月10日吳如欣戴了兩個口罩去人民醫院。醫生讓她拍了一個X光片，驗了一下血項，白血球8000在正常值範圍內，診斷只是普通感冒。第二天她又去人民醫院拍了一個片子，白血球4000依然在正常值，依然不咳嗽，但她預感不妙。4月14日再照片子，「肺部侵潤由虛到實，有錢幣大小的一塊兒陰影」，身體已經虛弱到走路喘氣都困難了，「像穿著厚重的太空服步履維艱」。但她還是沒有被診斷為SA RS，每天還能夠回家。
當時在人民醫院急診科做護工管理的許瑞芹，每天調配人員陪病人抽血、拍片子、輸液、取藥和交費。4月7日得知人民醫院有了第一例確診病人，後來「護理員和清潔工很快就跑光了，一天給60元錢都沒人幹」。那時急診室、監護室、留觀病房甚至樓道裡都擠滿了發熱病人，「病人體溫上升，白細胞卻不升反降，用抗菌素也不管用，醫護人員都在議論這是什麼傳染病？」
「知道是有SA R S要來，但到底SA R S是什麼樣子，到底SA R S怎麼傳染，SA R S厲害到什麼程度，我們對這種烈性的上呼吸道傳染病真的是沒有認識。」當時的人民醫院院長呂厚山後來在央視《面對面》中說。
北大人民醫院當時是一家有85年歷史的綜合三甲醫院，門診量、住院病人、急診病人數量都在北京市列前三，但沒有設防治傳染病的感染科。當時各個綜合醫院普遍沒有感染科，肝炎、結核病的粗篩都放在普通門診，這類傳染病人大多被轉診到結核病防治研究所等二級醫院。
這年2月，因為「病人多，能學到東西」，選擇到人民醫院急診科當實習醫生的武震，遇到了5年從業經歷中最棘手的問題確診SA R S。每年冬春換季時發熱病人都會增多，所以她當時並未覺得人民醫院的情況很反常。SA R S感染者初期症狀和病毒性肺炎很相似，「單憑胸片和血相常常看不出來，但前者肺部感染的速度極快，血相低於4000，血液中能查找到抗體就可以確診」。但當時人民醫院做不了血液中的SA R S抗體檢驗。
所以除了胸片和血相，只能靠最重要的接觸史來確定SA R S和疑似病例。「但一旦發生瞞訴或患者自己也不知情的時候，就很難確診。」武震說。
4月14日，吳如欣擔心傳染家人，決定去人民醫院住院，急診科醫生的診斷仍舊是「肺炎」。當時一位高個子的主治醫生穿著隔離服、戴著一副碩大的防護眼鏡從隔離間出來，極力勸阻她在人民醫院住院。「住在這兒，你不是也是了。」他對吳如欣說。當時還未承認在北京發現了SA RS，但他們都已經很清楚這句話的含義。
「他們很忌諱『非典』這個詞，都隱晦地說成『那個』。」吳如欣沒有接受那位醫生的建議去小醫院治療，而是堅持留在了人民醫院，找人擠進了倒數第二張留觀病床。她的名字也上了急診科留觀病房的黑板，後面寫上了「肺炎」。4月17日轉院之前的這22個人，有19個是「肺炎」，後來證明就是SA RS。
「天井」 擁擠的急診留觀病房，沒有窗，只靠頂部換氣扇透氣實習醫生武震是看到身邊的同事一個個倒下，才真切感受到SA R S來了。4月5日，呼吸科護士長王秀玲成為人民醫院第一例感染的醫護人員。4月7日患者秦玉馥被確診這天，武震正好和在人民醫院進修的醫生陳世軒值夜班。她後來才知道，他們一起接診的一位老太太后來也被確診為SA RS。
值完夜班，她回家休息了兩天，4月9日再到醫院，卻發現「大家都全副武裝」，氣氛陡然一變。急診科監護室主任穿著一次性的防護衣，戴了口罩和手套告訴她，「趕快走吧」。那時急診通道突然變得很安靜，平時熙熙攘攘的病人和醫生護士似乎都消失了，武震感到很奇怪，「SA RS」！很快她在心底對自己說。
這天晚上回家她就開始發燒了。在醫院時出於醫生的本能希望見到SA R S病人，「現在自己見到自己了」，她後來自嘲。發病後武震回到所在的花鄉醫院隔離，再輾轉731醫院、長辛店醫院治療。陳世軒後來也發病在人民醫院治療。
4月7日第一例SA R S病人秦玉馥被確診以後，大規模的感染風暴在她身後迅速拉開，是因為人民醫院缺乏隔離和防護條件。
4月8日，秦玉馥的弟弟也來到人民醫院就診，也被確診為SA R S。醫院希望將他們轉院但轉不出去，只能在24小時內緊急開闢隔離病房。4月9日，他們花了22個小時，把原本要在當年9月拆掉蓋新樓的一個洗衣房改造成有7張床位的一號SA R S病房，各科室抽調醫護人員進入。
4月10日，秦玉馥和弟弟終於被轉進了SA R S病房，但為時已晚，就在這一天，急診科留觀室的4位護士同時發燒倒下，人民醫院迎來了第一次大規模感染。很快，SA RS病房又有6位護士發燒感染。
而此前秦玉馥被安置在急診搶救室時，同室住的還有患心臟病、腦血管病和腎病的3位病人。那名心臟病患者後來轉至住院部的心內科治療，死於SA R S，也導致該科11位醫護人員感染。「送上來時沒人敢說他可能感染了SA RS，如果確診的話住院部肯定不收。」當時也被感染的一位護士說。
當時人民醫院沒有發熱門診，心臟、神經、腎臟、呼吸、消化等多系統的病人大多留在了擁擠的急診科留觀病房。據媒體後來報導，留觀病房曾先後將兩例尿毒症、一例血液病和一例腦血管病患者，轉入腎內科和神經內科病房，後被診斷為SA RS並發。神經科主任、呼吸科醫生和腎內科的護士都被感染。
在SA R S肆虐的4月5日至4月17日，人民醫院急診留觀室成為了北京重要的疫源地，「天井病房」漸為人熟知。
北大人民醫院地處西直門立交橋西南角，「在北京三甲醫院中面積最小，患者就診的密度很大」。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流行病首席科學家曾光當時查看時，就覺得該院收治傳染病人在空間上「沒有開拓餘地」。
SA RS來臨前的2002年年底，人民醫院急診留觀室剛剛建成。200多平方米的空間擺放了27張床位、25張臨時輸液椅，還有護士站和醫生辦公室。它是為了密度過高的急診病人而建的，位於急診科與門診大廳之間的通道裡，四周都是建築物，加了個蓋子就成了病房，因而被稱為「天井病房」。病房內部無窗，只靠頂部的換氣扇來透氣。朱繼紅曾提及，天井病房平時也是滿的，多的時候可以擠進60多個病人。
人民醫院的第二例SA R S確診病人趙明，4月5日曾在這裡的輸液椅上度過一個晚上。
4月10日之後每天來人民醫院檢查的吳如欣，每次都要從門診大廳去放射科做胸透，再去化驗室驗血相。人民醫院的急診科和門診室相通，放射科、檢驗科和綜合檢查室又挨在一起，不同門診的病人都集中在放射科，吳如欣每次檢查一圈下來，都要穿越這個病人最密集的地區。
4月9日建成的一號SA R S病房很快爆滿，人民醫院又緊急把要拆掉的鍋爐房也改造成二號SA R S病房。「我們就是緊著想把病人從天井和樓道裡邊搬出去。」呂厚山說。4月18日，由於醫務人員感染人數增多，人民醫院決定把急診科的醫生值班室，改造成專門收治醫務人員的SA R S病房。據人民醫院內部資料，4月19日，病人不斷湧來，醫院決定關閉6個病房增加SA R S病房。經連夜改建，20日晚，三號SA R S病房投入使用。
失控 「別著急，你的病過幾天就會好了。」安慰吳如欣的護士王晶也SARS病發吳如欣在4月14日入院時，堅決不進天井病房。和其他混沌的發熱病人不同，她之前的信息收集和人際網絡發揮了作用，求生本能讓她在急診科南北大通道的北端上風口找到一個位置，遠離了南側下風口的天井病房。從4月14日晚開始，她在醫生看病的房間外面，獨自躲在被窩裡吸氧和輸液，為避免家人傳染不讓來探視。
這天她幾乎等了一天，急診科副主任丁秀蘭並沒有出現。後來她才知道，就在這一天丁秀蘭也發熱病倒，這一天也成為醫護人員防護升級的分水嶺。他們全副武裝開始戴兩層口罩，且按規定要4-6小時一換，15日晚上醫生開始戴上防護鏡。但病人幾乎沒有戴口罩的，陪護的家屬可以自由出入。醫護人員下班也可以回家。細心的吳如欣也託人買了一副潛水鏡戴上。
堅守崗位的許瑞芹感覺到醫院的防護裝備出現緊缺，口罩沒有新的換，「用醫院的大蒸鍋自己蒸煮消毒循環用」，防護眼鏡也得輪著用。滿樓的醫護人員穿的都是手術室裡的那種一次性藍色隔離衣，薄薄一層，到病房裡才換三層隔離衣。
醫護人員繼續接連倒下。他們被送到急診科東西通道東側的醫護人員SA R S病房隔離治療，下午空閒一點的時候，其他醫生護士都從病房另一側隔著玻璃窗探視。那時丁秀蘭已經戴上了呼吸機，護士們都知道戴呼吸機意味著什麼，回來抱頭痛哭。
4月15日這天，吳如欣見到一個醫生來傳達院裡的通知：「一個病人不留！」此時人民醫院已經下決心要關閉天井病房這個疫源地了。她在急診通道的北端呆了一天多，就被一位護士要求必須遷入天井病房，「要不進病房，要不出院，不能佔用通道」！妥協之下她被送到了急診科門口護士站後面的通道裡，而此時醫生也不知道她是否已開藥、經過診治，氧氣瓶也沒有護士給換了，「醫院已處於一片混亂之中」。
吳如欣在鏡子裡偶然看見自己「鬼」一樣的臉，發高燒、拉稀脫水、肺部感染、心臟缺氧、腎臟也有問題了，她知道自己如果再不喝一點水、吃一點粥，可能就挨不過去了。她一步一挪到北門的小賣部買了幾瓶水和幾罐八寶粥，這時連擰開瓶蓋的力氣也沒了。
一名過來給吳如欣輸液的護士輕柔地對她說：「別著急，你的病過幾天就會好了。」這是她住院期間聽到的唯一一句安慰的話。她沒有想到，4月17日，這位叫王晶的護士就SA R S病發，後來和丁秀蘭一起因公殉職。
同樣是4月17日，許瑞芹連續12個小時陪護病人。她頂替一個護嫂上班，本該兩人倒班，但另一個護嫂到醫院一看這麼緊張，衣服沒換就跑了。從早八點上到晚八點，許瑞芹一個人攙扶病人、幫他們換床單被罩、拍片子和送化驗單。她也是學醫出身，穿了十年白大褂，這時讓她脫下來也有點難。
這天晚上她沒回家，住在醫院附近的一個賓館。第二天下班回家後，許瑞芹也開始發熱。後來丈夫勸她說儘量別在家呆了，她有點委屈，挎著個小包，裝了幾百元錢就去了人民醫院檢查。4月21日她被確診為SA RS，後來跟王晶住在地壇醫院的同一個病房。
據後來的報導，SA R S期間，人民醫院確診的醫護人員感染者共有93名，其中急診科62人中就有24人感染，兩人殉職。
轉移 吳如欣說了聲「來不及了」，一路小跑著去追趕救護車，慌亂中手背上的血也滴了一路4月17日中午，人民醫院的一位工作人員來到吳如欣病床前動員轉院。「現在可以轉到專門醫治肺病的胸科醫院了！」她知道北京胸科醫院的醫療等級遠不及北京人民醫院的三甲等級，「然而不去北京胸科醫院又能去哪兒呢」？
她在急診室通道東頭輸著液，等著轉院通知，誰知輸液時再一次昏睡過去。等她傍晚四五點醒來，急診科的東西通道裡已經沒有人了。她看到有病人帶著物品在南北通道走動，「別是轉院了吧」？到北門外一看，十幾輛救護車已經上滿了人。
醫院的工作人員正在核對轉院的車輛與人數，這時吳如欣的手上還輸著液。「沒人告訴我轉院，我還在輸液，怎麼辦？」她問。「拔掉！」工作人員答。她匆忙趕到護士站去拔針。
此時的天井病房裡除了一個護士已空無一人，醫生診室內也空空如也。一排排座椅靠背上清清楚楚地印著「星期四」，一邊懸掛著輸液瓶和針頭，有些還裝著藥水。
護士幫她倉促拔針後，血從針孔裡躥了出來，護士站居然沒有紗布和棉籤來止血。護士要去找，吳如欣說了聲「來不及了」，就一路小跑著去追趕救護車。北門外，急救車早已發動，做最後的清點人數了！吳如欣最終趕上了救護車，慌亂中手背上的血也滴了一路。
4月17日，天井病房終於被人民醫院關閉。黑板上每轉走一個病人，就劃掉一個名字。22個名字，最後只剩吳如欣一個人的名字沒有劃掉，留在空蕩蕩的病房裡，後來被央視的攝影師反覆拍攝。在大規模轉移病人的混亂中，只有攝影機捕捉到了這個拒不進天井病房的病人。央視《非典肆虐》的節目播出後，吳如欣的名字被廣為人知，她的電話頻繁響起。
封院 從3月21日到4月23日，醫院一共接診8363名發燒病人天井病房關閉之後，人民醫院並沒有被允許停診SA R S。4月19日一早，該院的發燒門診開張，第一天就來了近80位病人，第二天又來了170多人。門診就5張床和不到10把椅子，洶湧而來的病人很快就把門診的地上也坐滿了。
4月19日開始，呂厚山代表醫院開始連續向上級反映問題，要求第一能夠停診，第二能把院內所有的病人轉走，「實際上就是要封院」。
4月13日中國C D C的曾光接到當時的衛生部部長張文康的通知加入國務院非典防治督查組，這時如何切斷傳染源的公共衛生專家的聲音才被政府和外界所重視。曾光在4月22日請求去北大人民醫院實地查看疫情。
時任人民醫院副院長王杉陪同曾光和他的學生，幾乎走遍了所有SA R S病房。他看到的情況是「大廈將傾，說逃生是對的，說堅持是錯的」。他就在院長辦公室給首都非典防治指揮部打了電話，提了三條，第一，醫院的現實條件不適合接收SA R S病人；第二，已經在醫院堆積的這些病人，必須立即轉走，最好往郊區轉；第三，對醫院應該停診。「所幸決策者立刻就同意了。」
4月24日清晨，人民醫院院外拉起了警戒線，建院85年以來第一次關門停診。從3月21日到4月23日，醫院一共接診8363名發燒病人。「那時草地上都躺著SA R S病人，草叢裡都有SA R S病毒。」許瑞芹回憶，封院時草地都被消毒水灑得白茫茫一片。
5月13日，急診科副主任丁秀蘭在地壇醫院去世。5月27日，急診科護士王晶也離去。許瑞芹記得，5月21日王晶從地壇醫院轉入中日友好醫院時已經十分虛弱，護士告訴她要轉院，她大哭「我不轉院」。病床被推走時，手機都沒來得及拿，沒有接到丈夫的最後一個電話。她是說說笑笑進的病房，發給丈夫的第一條簡訊是：「窗前的花兒開了，我會好起來的。」最後一條，她要他繫上紅腰帶：「本命年，你要平安。」
南都記者 吳珊 發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