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馮麗妃
距離2020年底僅剩40餘天，最近線上線下學術會議扎堆舉辦，在疫情之後尤顯突出。記者就在不同場合聽到有科研「圈裡人」感嘆：
「快到年底了，經費不花就要收走了，學術會議搞起來。」
「想晉升教授？你組織過國際會議嗎，在國際會議上作過報告嗎？」
「現在的會議沒有『國際』『高峰』不香。」
「一周開兩三天會，這一周就廢了。一個月開兩三次會，這一個月就廢了。」
承載著各種應有和不應有功能的學術會議，讓組織者和參與者不堪其擾，卻又不得不疲於奔命。會議井噴，影響著國內整體學術會議的「含金量」。
在上海交通大學教授江曉原看來，很多形式大於內容的會議都是「學術泡沫」。「現實中我們不能奢望把所有泡沫都消除乾淨，適度的學術泡沫也不一定是洪水猛獸。」他說，「但現在的問題是泡沫過多了。」
當前國內學術會議究竟存在哪些亂象或泡沫？它們如何產生？又應怎樣應對？《中國科學報》就此採訪了多位專家學者。
突擊會議
受新冠疫情影響，今年召開的線下會議數量大幅減少，近日記者在一次採訪中了解到，某課題組還餘60多萬元會議經費。如果年底花不出去，這筆經費將會按要求返回。那將會讓撥款單位認為他們此前申請的經費大於實際需求，導致來年經費減少。
於是，該課題組決定召開一次大規模的學術會議，把這筆錢花出去。這種現象被稱作「突擊開會」。
「突擊開會明顯是浪費。」南方科技大學物理學教授李淼對記者說。通常，國家層面如科技部、基金委的項目經費沒有這樣的要求，有比較長的使用區間；而地方財政往往要年底結算，且結算較早（如12月中旬），一些錢就必須在此之前花出去。
對此，復旦大學計算機科學技術學院教授張軍平告訴《中國科學報》：「有時上級部門經費下來可能就到了年底，而按很多項目任務書的要求，年底要把它花掉。撥款和預算兩者之間沒有很好地吻合起來，導致用款的時間非常短。」
「這個現象可能是中國獨有的，更深層的問題不在會議的表象上，而在制度上。」南京農業大學園藝學院教授程宗明對一些撥款單位為什麼沒能儘早做這件事一直心有疑惑：「是太忙嗎？」他表示，國外學會的經費大多不會和政府經費掛鈎，不會要求在一定時間內把錢花完。
利用短暫的窗口期花掉一筆經費，開會顯然並非唯一的辦法。「但學術會議既可以把錢用掉，也可以讓團隊學到東西，一舉兩得。」張軍平說。
突擊會議的另一個問題是讓參會者的日程安排變得艱難。程宗明表示：「正常情況下，多數會議主辦方應該提前半年甚至更長時間把一個會議的時間定下來，這樣可以讓參會人員提前做出規劃，不會因為時間重疊錯過一些工作。」
不過，在江曉原看來，經費突擊花費的整體情況在好轉。一方面，國內科研經費比以往充足，很多單位即使年底經費花不掉，第二年也不會因此減少。另一方面，除了行政撥款外，高校和研究單位的資金來源已經變得更加廣泛，很多經費使用並沒有年度性的限制。
不過，江曉原坦言，即使是科研院所和高校，也存在貧富不均的情況。「有些單位可能經費比較緊張，越短缺越容易產生恐懼，擔心不把錢花掉，第二年會減少撥款。」
「加分」會議
在不少學者看來，造成會議數量激增的另一個原因是，很多管理部門把個人晉升與是否主辦過一定級別的學術會議相掛鈎。甚至一些項目申請中也列了明細，以此作為評價標準。
「如果每一個想升正教授的副教授要舉辦一個國際會議，每一個要申請項目的PI要主辦一個國際會議，那得有多少國際會議要開？」李淼頗有些無奈地說，即便是南方科技大學這樣一所改革型的大學，也未能逃脫這一考評機制。
「指揮棒很重要。」中南大學機電工程學院教授喻海良對《中國科學報》說。他對比說，以前有很多會議目的是收錢出版低水平會議論文，因為這類文章被納入了考核指標。但現在這種情況已經越來越少，因為目前的考核指標更傾向於高端的SCI論文。
「當管理部門把開會變成了指標，要求、鼓勵你開會，甚至有一些考核要求你主辦多少次會議才能加分，這樣一來大家當然忙著辦會了。」江曉原說，這其中不乏一些所謂的「國際」會議。
如前幾年滋生了一批本身並非學術人員，卻專門在中國做國際會議生意的老外。每每開會，他們坐在前排，跟著會議混吃混喝混旅遊，有時甚至還有錢拿，會議內容他卻完全不懂。江曉原說：「如此『國際』會議，只是為了國際參會代表達到一定的百分比。這樣的學術泡沫很好笑，也是在非常嚴重的崇洋媚外的思想指導下才會出現的怪現象，這兩年我們的自信提高了不少，但仍然存在這類現象。」
無「大腕」 不會議
過於崇尚頭銜，這是國內學術會議飽受詬病的一種現象。一場會議舉辦得是否成功、有沒有影響力，首先要看有多少行政領導到場，有多少諾貝爾獎得主、院士來作報告。
學術會議的報告人名頭越大越好？程宗明表示，這是所有國際會議都存在的一個現象。但國內和國外學術會議一個比較大的差別是：如何定義學術界的知名人物。
「中國更崇尚名人的頭銜，而國際上更講究這個人現在做的是不是最前沿的研究。前者更看重你過去的成績，後者更強調你眼下做的。」程宗明說。儘管一些國際會議上也有資深人士講解領域發展的歷史、現狀和未來，但在講到具體學術內容時，三四十歲年富力強的報告者更代表領域的前沿。
「這個問題的核心是什麼是真正的、最前沿的學術，是不是一定要有領導或學術頭銜的人來站臺，會議質量才有保障。」他補充說。儘管國內也在強調打破「帽子」「破四唯」，但在「官本位」「論資排輩」大環境的影響下，學術會議報告「去頭銜化」短期很難實現。
一些學者認為，這也與學術會議上的另一種現象—— 一些報告人靠著同一個PPT參加各種不同的會議——密切相關。
「大家都找有『帽子』的去作報告，你的時間本來就那麼一點，要指導學生，還要去做別的學術活動，就沒有時間專門去做PPT了，就像『每個成名歌手都有一首成名曲一樣』，報告人成了某個『PPT歌手』。」張軍平說。為提高一些成果的關注度和引用率而在不同會上反覆作報告，也會形成「PPT歌手」。
英國小說家戴維·洛奇諷刺小說《小世界》中的扎普教授就是這樣一個典型。「他不論走到哪兒作報告，講的都是同樣雲山霧罩的東西。」江曉原向記者舉例說，「現實生活中確實有不少這樣的『扎普教授』，最多只是程度上的差別。」
大會成為「交際場」
毋庸置疑，學術會議的第一要義是學術交流。不過，在這樣的場合，特別是一些人數多、規模大的會議，人情世故也不缺位。學術會議成為「交際場」，是否可取呢？
此次採訪中，記者發現，處於職業生涯不同階段的科研人員對此態度也大相逕庭。「資深」科研人員更傾向於認為，這會衝淡原本嚴肅的學術討論氛圍；而處於職業上升期的科研人員和研究生則認為，交際有助於促進科研交流與合作。
儘管收到的參會郵件很多，江曉原一年參加的學術會議卻不過5次左右，除非是特別感興趣的會議，或是偶爾應朋友邀請才去。在他看來，如果一些學術會議「交際味」過濃，會議質量肯定會受影響。
「像我這種年齡四十歲到五十歲之間、還在一線工作的中青年還是願意去聽一聽。」喻海良說，「我們這代人應該是承上啟下，要去聽一聽老一代的講解跟見解，也要去挖掘一些博士生苗子，給他們點信息或者鼓勵，促進行業的發展。」
來自中國科學院大學的徐步青、常國偉和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的劉湉禕等多位博士研究生向記者表示，學術會議可以展示自己的科研成果，結交新的科研夥伴。常國偉希望，學術會議能讓自己「領略不同城市的人文風情，熟知領域內『大牛』的科研思路，學會如何面對面地與科研人員進行有效溝通」。
儘管「懶得開會」，江曉原卻並不反對，甚至還鼓勵青年人參會交際。在他看來，這是學術界生態中的正常現象。「年輕人當然希望認識德高望重的前輩，後學者當然希望自己的工作被更多的人了解、欣賞。學術會議承載這種功能，也無可厚非。」他說。
「狼群式」競爭阻礙會議分享
與炙熱的會議交際相對，一些學者指出，在國內學術會議上，鮮少有人把最好的研究展示給別人看，更不要說那些尚未發表的研究了。儘管國內不乏頂尖的研究者。
「這也是一個矛盾點。」喻海良道，「國外的情況好像正好相反，即便論文尚未發表，也有很多人員選擇先在會議上報告自己的研究結果。」
在他看來，這與國內外的科研文化不無關係。「國外的小同行是大家各做各的，像『老虎圈地』，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領地，而國內是『狼群式』戰術，一群人搶奪。」他對比說，「在國內有時候你在會議上說了你的想法之後，可能就被別人拿走了。這顯然不利於小同行之間的分享。」
在程宗明看來，這個阻止中國科學界有效合作的大問題，同樣體現在對會議質量的影響上。「真正討論學術問題，基本上不在同一個學校內部的科學家之間。」他說，「這是一個非常可悲的事情，因為大家都想第一個做出來。」
在論文上，這表現為一篇文章的作者很多不在一個單位，甚至同一個領域的合作也很有限，導致真正的交叉合作在國內極為欠缺。在學術會議上，這表現為大家談的內容缺少外延和更新。「這也是每年我們選擇會議報告人時，通常會選擇不同領域報告者的原因，這樣才能真正促進一個學科的學術發展和繁榮。」程宗明說。他和同事合作組織的以《園藝研究》期刊為題的學術會議已經舉辦了七屆。
科學界需要什麼樣的學術會議
從讀研究生至今將近40年，江曉原深刻感受到國內外會議的門檻變得越來越低。「以前，人們去開一個會是很認真的事情，組織者對於與會者的篩選也是很嚴肅的。現在，任何人都可以去參會，只要你有興趣，哪怕不是專業的人，只要付了會費，就可以去。」他對比說。
「對那些不踏踏實實做學問的人來說，會議的誘惑更大。」江曉原說。很多人創造力其實早就衰竭了，就挺願意開會刷存在感，越開會越沒時間搞研究、寫論文，形成惡性循環，忘了初心。他主張，大規模的形式大於內容的會要少開，可以多開一些有更高學術含量的小型、高端會議，把學術之外的事情減到最小程度。
「好的學術會議應該短小精悍。」李淼表示。即時間上不搞「馬拉松」，規模最多保持參會人數140人左右，會議主題聚焦性強。對此，張軍平也表示，會議的主題應該比較明確，不能過寬。「如果僅聚焦在一個方向上，可能會把思維限制住，偶爾跳一跳方向可以，但多數時候應該儘可能專一些。」
「學術會議當然重在學術交流。這種交流一要實在，要有真材實料供交流；這種交流應該是開放的、自由的，要重實質而形式靈活。此外，它不該成為個人小團體的表演舞臺。」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員曹則賢說。
在程宗明看來，提高國內學術會議質量，還需要改變當前存在的一些體制問題。比如用當下的學術水平說話，中青年必須挑大梁。「未來肯定要往這個方向變，但變化的速度取決於不同學術圈裡掌握資源和話語權的人是不是開明，是不是為年輕人去考慮的。」好的一面是，現在學術界很多有影響力的資深學者已經意識到這些問題，他們也在為年輕人提供更多的機會。「但固有的慣性特別大，要想短時間改變有些困難。」程宗明說。
「一言以蔽之，學術的本質是創造和創新。學術界最需要能真正有效促進新知識生產的學術會議。」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劉永謀說。他建議在學界提倡少開會、開對會（問題對口）、開好會（精心組織）、開小會（人少交流更深入）的新風尚，學者要逐漸培養勇於拒絕參會邀請、控制參會次數的好習慣，把寶貴的時間用在更重要的工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