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之善惡是一個古老的哲學話題，孟子曾立足於「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的光明面，提出了性善論；而比他稍晚的荀子，則指出每個人都有「好利」、「疾惡」以及「耳目之欲」的本能，認為追求利益、厭惡他人和充滿欲望乃是人性之所在，倘若不及時用禮義來教化人心，那麼人與人之間必將相互爭鬥。
荀子的弟子韓非也繼承了老師的思想，認為人性是自利的，不同的是他主張用賞刑與法度來取代禮義，對人性進行規範和引導。在法家看來，法度與繩墨是規範人性的東西，也就是司馬遷說的「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奸也。」能夠遵循法律來糾正人性之惡的官吏便被稱為「循吏」。然而，在另一種情況下，法度與繩墨卻變成了助長人性之惡的工具，許多官吏利用法令來羅織犯人、陷害政敵，刑罰又十分嚴酷，故而被稱為「酷吏」。
二十四史裡，基本每一部都列有《酷吏傳》，裡面集中地展現了權力在不受制約的情況下，人性可以陰暗的何種程度。其中在武則天統治的前期，吏治達到了一個高峰，出現了來俊臣這樣的人物。他生前殘害無數忠良，死後又留下了一部《告密羅織經》，成為分析人性之惡的絕佳材料。閱讀這本書不是要讓我們去學習酷吏的價值觀及行為做法，而是要弄明白他們究竟惡在何處，以便能夠在直面惡的同時，在良心中測量自己與惡之間的距離。
01來俊臣與《告密羅織經》的由來
武則天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在她剛登基的時候，就受到了大批唐朝舊臣的反對，朝野上下都不得人心。為了維護統治，她特別倚重酷吏集團，利用他們來剪除李唐宗室、清洗官場舊員，製造恐怖的氛圍，以便震懾人心。
自從徐敬業起兵造反後，武則天日益懷疑身邊的人都想謀害自己，便大開告密之門，規定只要是有密可告者，都可以騎上官府的驛馬，親自到武后面前告發。只要所言屬實，或者稱了武后的心，告密者便可得到官做，即使所告的事情不實，也不會追究其責任。一時間「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
在眾多告密者裡，有兩個人最為著名，一個是周興，另一個是來俊臣。他們秘密組織了一個多達數百人的告密組織，專門做羅織政敵罪狀的勾當。其中來俊臣與萬國俊還合寫了一本《告密羅織經》，詳細地向下屬傳達如何告發罪犯、羅織罪名的辦法。他們還發明各種殘酷的拷訊刑罰，取名為「定百脈」、「死豬愁」、「求破家」和「突地吼」等。
周興自幼熟習法律，屢次參與決獄，妄殺數千餘人。武則天登基後，看中了他殘酷的辦事風格，提拔為尚書左丞。他曾主導多場大案，迫害死無數官員。天授二年，有人告發周興與丘神勣通謀，武則天便秘令來俊臣進行審訊。有一天，來俊臣正與周興同桌對食，他故意問周興說：「囚多不承，當為何法？」
周興回答道：「此甚易爾。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
來俊臣受到這個惡人前輩的點撥，便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在堂中置一大甕，四周烤起火把，對周興說：「有內狀推史，請兄入此甕」。周興頓時惶恐，叩頭服罪，這便是請君入甕的典故。對來俊臣這種擅長告密的大惡人進行研究，一方面有助於我們認清人性中的陰暗之處，另一方面也能驚醒我們，知道自己與惡的距離究竟有多遠。
02《羅織經》對人性本惡的判斷
每個人都生活在人類社會之中，故而需要通過觀察來加深對人性的認知。《羅織經》的首篇便是《閱人》，闡述了來俊臣對人性的判斷。
《羅織經》承襲了荀子與韓非的觀點，認為「人者多欲，其性尚私」，肯定了人因充滿欲望而自私自利的本性；同時它又說「人之情多矯，世之俗多偽」，認為人們總是傾向於通過矯飾與偽裝來掩蓋自己邪惡的本性，在別人面前裝出一副安分的樣子。百姓害怕遭受刑罰，官員擔心不慎遇禍，所以都會收斂言行，隱藏得很深，導致我們看不清他們的真面目，所以說「人心多詐，不可視其表。」
為此，告密便成為一種必要。通過聽取告密者的資訊，我們才能準確知曉一個人內心中的真實想法，弄明白他是假意奉承還是真心追隨——《羅織經》認為告密是掀起虛偽面紗、窺視人性不可或缺的手段。
身處於虛偽的人群之中，我們一方面要通過告密來刺探他人的想法，另一方面又要樹立起「信人莫若信己」的觀念，懂得加強防備，通過不信任所有人來規避任何可能的告密者，以免自己的本性被暴露出來。這個世道，君子們都很愛惜名聲，小人們則以利益為重。經驗告訴我們，只要名聲不顯著，毀謗就不會接踵而來，所以小人們能夠悶聲發財，日益爬上高位；而君子們卻疲於應對世俗的攻擊，很快就會被庸眾給搞垮。因此，懂得處世之道的人都要以「弱則保命，不可作強；強則斂翼，休求盡善」為原則，不要強出頭，也不需善惡分明，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好。
顯然，《羅織經》把武則天大興吏治的那段歷史當做了分析人性的背景，並且認為所有時代都這樣，總是懂得自私自利的小人才能得志，而匡扶正義的君子必然遭殃，並說這就是世道。但是，它犯了以偏概全的錯誤，把某一段特殊的黑暗歷史時期當做了所有時代的共性，所得出的結論必然是片面的。《周易》有「否」「泰」二卦，認為君子與小人是此消彼長的關係。在朝政渾濁時，小人會混得好些；在政治清明時，只有正人君子才能得到重用。其次，每個人的觀點都是多變的，我們無法根據某人在某時某地某種情況下說的某句話來判斷他的一貫想法，他可能只是一時口嗨，並不能說明什麼，更不能由此而給他定性。
最後《羅織經》判斷人性本惡，認為誰都不可信，所以才需要用告密來刺探人心。這便是把告密者當成了一個例外，我們既然覺得任何人都不可信，為什麼唯獨去相信告密者呢？難道告密者是唯一的那個善良之人，他不會說謊、沒有私心，總是實情相告嗎？
03《羅織經》裡媚上欺下處世法則
這個社會惡人多而善人少，我們生活在其中，如果還堅持善惡分明的原則，必將惹禍上身。因此，《羅織經》要對善惡進行重新定義，它說：「惡無定議，莫以惡為惡者顯；善無定評，勿以善為善者安。」既然善惡都是相對的，那麼就不應該忌諱世俗所譴責的惡行，能夠不在意惡評的人才能夠揚功顯名；同樣，不執著於善名、不積極匡扶正義的人也才能活得安穩，不捲入危險之中。
這個社會分為許多層級，除了最底層和最頂層之外，每個人都生活在上下層之間。上層的人掌握權力，決定了下層人的地位。生活在團體裡，只有與上級搞好關係，才能得到恩寵，進而提升自己的階層；下級則會威脅到我們的地位，如果不能駕馭他們，就會被其篡奪和取代，使自己往下跌。因此，處世的關鍵在於如何討好上級和怎樣駕馭下級。
《羅織經》認為要與上級始終步調一致才不會被其嫌惡，能夠免除禍患。其中，最好的辦法就是時刻保持忠順，而且要做到「順不避媚，忠不忌曲」。混得好的人，懂得揣摩上司的心理，並順著他的意思辦事；愚直者喜歡固執己見，逆著上級的意志去直言進諫，所以不得晉升。一個人的榮辱地位都是上級給的，要想做人上人，就不應在乎世俗的評價，甚至要做到「至親亦忍絕，縱為惡亦不讓」的地步。
至於下級，那就要用威權來壓制他們，使其畏懼而不敢有妄念。對於上級來說，與其讓人愛戴，不如令人畏懼。因為愛戴是建立在施捨恩惠之上，一旦哪天施捨不到位，愛戴就會轉變為輕蔑，甚至是覬覦；而畏懼卻不需如此，只要鞭子甩得足夠高，恐懼之心能常在，便無人敢懷有異心了。
04《羅織經》對敵人構陷的手段
「人皆有敵也」，所謂的「敵」就是與我們存在利害衝突的人。人的本性是好利的，當有人來妨礙或者直接損害到我們的利益時，敵對關係就建立了。
《羅織經》認為社會的公敵不一定是我的敵人，例如某地的一個殺人犯，他並未直接觸犯到我的利益，跟他較量是毫無意義的。但我們可以將自己的私敵轉化為國家的公敵，利用社會的力量來消滅他，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根據法令來羅織他的罪名。其中，上級的權力是最可靠的力量，而上級最痛恨的就是被欺騙與背叛。來俊臣說：「致人於死，莫逾構其反也」，只要抓住一個人的把柄，誣陷他背君叛國，就可以藉助上級與法令的力量來將其處死。
《羅織經》直言不諱地說：「人皆可罪」，只要通過殘酷的審訊，就可以編造出敵人的罪名。因為任何人都處於一定的社會關係中，所以只需逮住一個不經打的，便可供出所有人的罪名，先坐成其罪，然後再藉助別人的權力來將其清除掉，這招曾被來俊臣反覆使用，而且屢試不爽，直到遭遇了太平公主，才因疏不間親而失敗。
05敢於直面罪惡才能認清人性之惡
周興與來俊臣也像荀子和韓非一樣，認為人的本性是邪惡的。但他們不是用禮義或法度去糾正人性之惡，反而藉助法令來助長自己的罪惡。他們承認人性本惡的目的不是為了杜惡，而是更加大膽、問心無愧地去作惡。
《羅織經》是一個告密者寫的自白書，是對罪惡價值觀的坦白，它充分地將人性之陰暗面暴露在世人面前。我們分析這本書，不是為了教人作惡，而是要弄明白作惡的手段，以便用來抵禦惡人的進攻。
當我們讀完這本書後，還需要反思一下自己是否也有著類似的觀點或者相同的做法。通過直面罪惡、認識罪惡來評估自己與惡之間的距離究竟還有多遠，如果人的本性是邪惡的，那麼我們就可以問心無愧地去作惡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