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兩會期間，來自廣東代表團的全國人大代表、華南農業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肇慶大華農生物藥品有限公司總裁陳瑞愛向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提交了《關於設立新型職業農民培養和管理機構，建成振興鄉村發展的"三農"工作隊伍的建議》（下稱「《建議》」）。
《建議》提到，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新型工業化、城鎮化發展逐年加快，2017年末，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8.52%。農村大量青壯年勞動力外出進入第二、第三產業和城鎮經商或務工，農村出現務農勞動力銳減現象，致使我國農業發展面臨「農村空心化、務農老齡化、要素非農化、農民兼業化、農業副業化、高成本、高風險、資源環境約束趨緊、青壯年勞動力緊缺」的嚴峻形勢。
今後農村「耕地誰來種」、「畜禽怎麼養」、「農業靠誰興」已成為一個重大而緊迫的社會問題。
陳瑞愛指出，新型職業農民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村勞動者，而是城鄉融合發展下的農村「精英」。
傳統農民長期居住在農村，以單個家庭為生產單位，家庭成員為主要勞動力，農業生產以經驗為主、生產效率低為特徵。而新型職業農民則是一種有思想、有理念、有抱負的職業化農民，擁有現代科學技術和管理能力，能夠應用現代理念經營規模農業、應用市場化手段發展農村產業，是「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曉政策、有組織、守法紀」的農業產業精英。
而培養新型職業農民的必要性體現在是現代農業發展的動力源泉、是農民增收的根本之計、是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內容和內在要求、是農村民主管理的重要前提和保障。
不過，陳瑞愛認為，目前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現狀並不樂觀。
第一，當前，在農民職業教育實施過程中，主要由縣鄉政府、農業、教育、人社、財政、科技等部門按照上級部門培訓的要求，分部門、分層次制訂計劃，分別組織實施職業教育培訓，缺乏統一、高效的領導和組織協調。
由於政出多門，培訓費用分屬不同的部門，經費的使用、管理和監督尚未形成相應保障機制，培訓的財政撥款經常會被擠佔、挪作他用。出現這種問題的根本原因是分散的政策實施沒有形成合力，農民職業培訓往往是在上一級行政命令要求下組織實施，執行主體被動執行、熱情不高，培訓效率低下，經費保障不力，缺乏有效考核機制，上下聯動協調不暢等諸多因素就成為制約農民職業教育長期穩定發展的內在障礙。
第二，按照常理，具體的培訓內容不是由政府和相關部門「拍腦袋」決定，而是經過政府各部門和接受培訓對象進行充分的溝通，經過細緻的農村調查研究，充分了解當地農民的實際需要後決定的。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雙向良性互動前提下，擬定「以需定培」的培訓計劃和內容，而不是不切實際的「以培定需」，被動完成上級下達的培訓任務。
而現實情況是，各級政府部門在沒有做充分調研，全面了解農民實際需求情況下，開設一些職業培訓課程，統一組織農民進行「大水漫灌」式的培訓，普遍存在政府的有效供給和農民的實際需求相脫節的弊病。如課程缺乏教學大綱、授課標準；培訓過程中重視講解理論知識，實踐教學和示範性教學相對不足；沒有區分不同職業類別的人才培養方案，確定核心骨幹課程、理論課和實踐課教學比例；師資配備方面，缺乏推薦和遴選的方式，建立各級新型職業農民專家庫。
第三，某些地方，由於受制於培訓農民的食宿、交通、誤工等客觀原因，很難滿足所有有意願參與培訓農民的訴求。政府在實際實施過程中不得不避重就輕實行一些短期的實用項目培訓，多集中於縣鄉培訓中心或教學點進行的短期技能培訓，理論講解多於實踐教學和現場指導。對培訓機構任務的考核，往往注重培訓任務完成的數量和規模多於質量和技能資格認證。
培訓內容「不接地氣」，偏離農村的實際和農民的知識技能水平，導致農民提升技能需求不能得到及時滿足，培訓內容最終流於形式，嚴重挫傷了農民參與培訓的積極性。在培訓形式的選擇上，存在一哄而上、一刀切的做法，無法顧及農民居住地分散，交通便利情況差異較大的實際情況，學校及教學點的分布無法全面覆蓋。
為此，陳瑞愛建議，第一，立法保障農民職業教育發展。鑑於農民職業培育在國家社會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中國有必要將農民職業教育培訓列入基本國策之一，專門制訂一部關於農民職業教育培訓的法律，為農民職業教育培訓事業建立法律保障，使農民職業教育培訓工作有法可依，同時要不斷完善農民職業教育培訓的相關法規，規範和發展農民職業教育培訓事業。
第二，加大農民職業教育培訓投入。政府要進一步加大對農民職業教育培訓的投資力度，建立農民職業教育培訓的專項資金，並在政府承擔農民職業教育培訓經費的投入之外，還要多渠道籌集資金，廣泛發動社會的力量，採取政府、用人單位、農民和社會共同承擔培訓經費的投入機制開展農民職業教育培訓工作。
第三，建立農業園區+農業企業+農民專業合作社+新型職業農民的培養模式。動員涉農機構和社會組織廣泛參與與支持，通過搭建網絡課堂、固定課堂、流動課堂、田間課堂等「四大課堂」，滿足新型職業農民多樣化的教育培訓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