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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九大報告作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重要論斷，高質量發展成為中國步入新時代後的嶄新主題，剖析高質量發展理論內涵、構建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與測度高質量發展實際水平成為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主流觀點認為「高質量發展，就是能夠很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是體現新發展理念的發展，是創新成為第一動力、協調成為內生特點、綠色成為普遍形態、開放成為必由之路、共享成為根本目的的發展」。高質量發展是能夠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其理論內涵會隨著生產力水平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提升而不斷豐富。
本文作者系盤古智庫顧問學術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經濟模型室主任，文章來源於《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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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改革開放四十餘年以來，中國經濟建設取得重大成就，為世界經濟增長做出卓越貢獻。但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也顯露出發展失衡、質效偏低、創新不足等問題。黨的十九大報告作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重要論斷，高質量發展成為中國步入新時代後的嶄新主題，剖析高質量發展理論內涵、構建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與測度高質量發展實際水平成為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
現有文獻多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出發闡述高質量發展的理論內涵，卻依賴西方經濟學中分析經濟增長數量或經濟增長質量的理論工具來測度高質量發展水平，兩者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匹配。經濟增長數量強調社會有用產品數量與規模的擴張，忽視質量相關因素；經濟增長質量雖能在一定程度上刻畫經濟增長的品質，但其理論外延遠窄於高質量發展。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是連接高質量發展理論內涵與政策實踐的重要橋梁與紐帶。那麼，高質量發展的理論內涵應如何融入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應如何體現高質量發展的理論內涵？如何評價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的科學性與適用性？對於這些問題的回答有助於科學構建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把握中國高質量發展現狀，更能為加快形成高質量發展政策評價與績效考核體系提供借鑑，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高質量發展的理論闡釋
1. 高質量發展的形成
發展是經濟與社會循序前進的變革過程，始終是中國革命、建設與改革的重要主題。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實踐歷程，同樣也是中國共產黨不斷深化對發展規律認識的過程。黨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面對不同的社會主要矛盾，細緻地規劃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各個階段的奮鬥目標，創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發展思想。高質量發展是中國共產黨發展思想的最新成果，其形成並非一朝一夕，而是經歷了長時間的積澱、探索與實踐，凝結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的心血與智慧。
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同志認為從新中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是一段過渡時期，並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指出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基本要求。到1956年，在「一五」計劃提前超額完成的新形勢下召開的中共八大指出「國內矛盾已轉化為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強調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係下保護和發展生產力，要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把中國儘快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努力實現「四個現代化」。然而，出於加快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美好願望以及將發展簡單視為工業化的片面認識，1958年召開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提出「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在促進國民經濟快速增長、初步奠定中國現代化基礎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曲折與反覆。
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在政治上撥亂反正，在經濟上實行改革開放，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明確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1987年，黨的十三大作出「中國正處於並將長時間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判斷，制定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黨的基本路線。此後，鄧小平同志相繼提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衡量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是非得失的判斷標準是「三個有利於」。改革開放帶來了中國經濟的快速騰飛與人民生活的日益富足，但同時也產生了環境破壞、資源浪費、道德失範與發展不均等一系列不容忽視的問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是中國共產黨人進一步深化認識發展規律的成果。黨對於發展的要求逐漸從「又快又好」過渡到「又好又快」，在重視效益的同時，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注重環境保護，力求實現可持續發展。
黨的十八大以後，面對錯綜複雜的國際環境和艱巨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系統提出並全面闡述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將黨的發展思想升華到了新的境界。其中創新發展居於新發展理念的首要和引領地位，協調發展要求正確處理發展中的重大關係，綠色發展要求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實現發展的可持續性，開放發展要求中國經濟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並提高制度性話語權，共享發展要求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難看出，新發展理念與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思想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當今，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面臨著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亟需與時俱進的發展方針，高質量發展的提出適當其時。
2. 高質量發展的內涵
黨的十九大報告將高質量發展描述為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主流觀點認為「高質量發展，就是能夠很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是體現新發展理念的發展，是創新成為第一動力、協調成為內生特點、綠色成為普遍形態、開放成為必由之路、共享成為根本目的的發展」。這些論述提綱挈領地把握了高質量發展的本質核心，勾勒出高質量發展的外在輪廓，但在研究具體的經濟學問題時，如建立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測度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研究者往往還需要對高質量發展的理論內涵做出更進一步的再闡述。
事實上，在現代主流的西方經濟學分析框架中，質量是被有意無意忽略或抽象掉的因素。微觀經濟學的經典假設之一便是「產品同質性假設」，除了價格屬性以外產品不存在任何個性的特徵，在完全競爭市場條件下，甚至連產品的價格水平也被視為是外生給定的固定值。索洛增長模型作為宏觀經濟學的基石，同樣假設經濟體中的代表性廠商生產著完全同質的商品，不同商品通過價格加總成為能夠用貨幣量衡量的同一形式，繼而進入生產函數。這些與真實世界相去甚遠的假設簡化了分析過程，使得各種數學工具得以介入，並推動了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快速發展，但也從根本上導致其缺乏研究質量問題的學理基礎。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高質量發展問題，自然需要回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上來。
馬克思的商品二重性認為商品是使用價值與價值的有機統一。在自然經濟條件下，人類從事生產活動的目的是為了滿足自身的需要，即獲取產品的使用價值，此時產品的生產者是產品使用價值的關注方。隨著需求的不斷提升與生產能力的持續進步，可以預見產品的質量將不斷提升，體現了經濟發展的本真性。當以交換為目的的商品經濟開始發展時，尤其是發展到貨幣固定地充當一般等價物的市場經濟時，商品的二重性便分裂為對立的兩極：一極是具備異質使用價值的商品，另一極是表徵商品交換價值的貨幣。提供商品的生產者成為供給方，持有貨幣的消費者成為需求方。供給方的直接目的是出讓商品獲取商品交換價值量的貨幣，需求方的直接目的是付出貨幣換取合意的商品使用價值，使用價值的關注方由生產者轉向了消費者。事實上，供給方換取貨幣的根本目的也是為了獲取於自身有用的產品使用價值，其將會在下一次商品交換過程中成為其他產品的需求方。馬克思使用抽象公式W-G-W來表示這種簡單的商品經濟，儘管使用價值的關注方發生了變化，但貨幣是單純地作為流通媒介而存在的，交易雙方進行交易的本質目的是獲取商品有用的使用價值，商品質量是否合意自然是交易能否達成的重要因素。
當簡單的商品經濟發展成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時，生產與交換的目的發生了質的變化。馬克思使用抽象公式G-W-G 來表示這種經濟形式，即資本家使用貨幣買入商品，然後再將商品售出重新收回貨幣，交換的目的不再是獲取商品的使用價值，而是純粹地為了取得貨幣的增殖。商品的使用價值及其質量的重要性被大大削弱，只有在不影響或者是有助於商品完成「驚險的跳躍」的前提下，資本家才會考慮它們。如果有可能在完全不涉及商品使用價值及其質量的情況下完成貨幣的增殖，即貨幣能夠自行增殖，如投資各類金融有價證券，資本家自然會趨之若鶩，這便是虛擬經濟得以繁榮的重要原因。資本家淡化商品使用價值及其質量的重要性，並不意味著它在市場經濟運行機制中完全無關緊要。等價交換始終是商品交換過程中的一般規律，哪怕是在虛擬經濟高度發達的經濟體內同樣也能發揮作用。等價交換得以成立的前提是質量保證，只有當商品的質量能夠滿足需求方的要求時，需求方才會願意付出貨幣購買商品，供給方才能夠取回貨幣，完成商品「驚險的跳躍」。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的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變化，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可見高速增長與高質量發展對應的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兩個不同階段。高速增長旨在解決的問題是「落後的社會生產」，強調的是數量與規模的快速擴張，對於質量是淡化甚至是漠視的。正如抽象公式G-W-G所描述的那樣，全社會都呈現出強烈的物質主義傾向，對於貨幣有著極致熱忱的追求，相伴而來出現各種經濟社會問題也就不足為奇了。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以後，人們將會更加注重產品本身的使用價值而非其貨幣度量值，回歸經濟發展的本真性，關注的重點將放回到產品質量是否合意，是否能夠滿足自身的真實需要。
高速增長與高質量發展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共性內容，兩者在本質上描述的都是全社會產出產品使用價值的增加量，高質量發展是在高速增長基礎之上的更高質態的發展。在高速增長階段，學者們多用國內生產總值或其增長率來度量全社會產品與服務的增加，這是因為不同產品的特殊使用價值無法直接加總，使用價格可以很方便地將其加總為同一量綱，與人們僅關注商品交換價值的價值觀也能保持一致。但目前尚未形成對高質量發展的有效測度方法，這正是中國經濟學者目前所面臨的重大問題之一。學者們能夠達成一致的觀點是，現有的單獨指標不足以表徵高質量發展水平，測度高質量發展水平需要構建專門的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
質量的字面含義是產品的優劣程度，經濟學意義上描述的是產品所具有的使用價值足以滿足消費者的需要，對於競爭性的供給者而言，質量往往還意味著更高的性價比，能夠以更小的成本生產出消費者質量合意的商品。質量的含義與人的「需要」緊密聯繫。事實上，無論是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還是馬克思人的全面發展理論，都認為人的「需要」會隨著自身處境的改善或經濟社會的發展而不斷增進演變，可形成包含生存、享受與發展等層次遞進的豐富體系，前者認為人最高層次的需求是自我實現的需求，後者認為人的最高層次的需要是素質的全面提高與個性的自由發展。高質量發展的內涵顯然也應具有較強的動態性，可以將其抽象地概括為能夠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需要注意的是，美好生活需要絕不僅是物質性的要求，而是更多地表現為對獲得全面發展的渴望。高質量發展必不局限於經濟領域內，而是全面覆蓋政治、文化、生態、社會等各個領域。此外，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日益增長」的，人對於全面發展的要求會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而逐漸提高，會在一些需要得到滿足後提出更高層次的需要，期待更高質量的發展，始終不會達到完全滿足的狀態，可見追求高質量發展是一項永無止境的持續性事業，高質量發展的內涵也會持續不斷地加以豐富。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除了討論商品的質量以外，還研究了經濟增長的質量。馬克思在論述社會擴大再生產理論時區分了兩種不同類型的擴大再生產方式——外延型擴大再生產與內涵型擴大再生產。前者指的是通過加大生產要素投入和擴大生產規模以實現擴大再生產，後者指的是通過提高生產要素的使用效率以實現擴大再生產，主要是通過創新和技術進步加以實現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討論級差地租理論時，也區分出了兩種不同的土地經營方式——粗放型經營與集約型經營。粗放型經營指的是粗放地大面積耕種劣等土地以獲取剩餘產品，集約型經營指的則是深耕細作少量土地以獲取更多的剩餘價值。外延型、粗放型增長描述的是數量型增長，內涵型、集約型增長描述的則是質量型增長。質量的內涵包括了微觀層面的產品質量與宏觀層面的經濟質量，在測度高質量發展水平時也應同時關注微觀、中觀、宏觀三個不同層次的內容。
西方經濟學學者也注意到了經濟增長的質量問題，但缺乏必要的研究質量問題的分析工具，只能使用索洛餘值或全要素生產率來指代經濟增長的質量。事實上，索洛餘值不過是回歸方程式的殘差項，表示的是經濟增長中不能由資本和勞動所解釋的部分，包含的內容可能是測量誤差或其他不可觀測的遺漏變量，西方經濟學學者自己也承認索洛餘值度量的更像是自身的「無知」。使用全要素生產率度量經濟增長質量在實際使用中存在諸多缺陷，其他指標如勞動生產率、增加值率、投資效率等同樣具有較大的片面性，無法較全面地刻畫地區的經濟增長質量。高質量發展涵蓋的範圍並不局限於經濟領域內，即便某個指標能夠很好地度量經濟增長質量，其依然無法用於全方位測度高質量發展水平，研究高質量發展需要構建專門的測度體系。另一個導致不能將全要素生產率與高質量發展簡單等同起來的因素是其政策導向效應。現有文獻認為大規模交通基礎設施建設不僅能在短期內促進經濟增長數量，還可藉由網絡效應產生正向的外部性，提高區域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表現為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但這正是飽受學者們批評的要素投入驅動型經濟增長方式，顯然與高質量發展所要求的「創新成為第一動力」相悖。
綜上所述，理解高質量發展的理論內涵，需要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出發，簡單地將高質量發展簡單地視為西方經濟學現有任意概念的別名都是不合適的。高質量發展是能夠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其內涵會隨生產力水平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提升而不斷豐富。現有統計核算體系內任意單獨指標都不能用於測度高質量發展水平，需要專門構建合適的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
二、高質量發展測度的思想遵循
高質量發展內涵豐富，難以使用單一指標加以衡量。從經濟統計的角度來看，複合指標能將複雜的多維信息糅合在一起，極大地簡化決策過程。目前，高質量發展測度研究尚處於起步階段，對高質量發展理論內涵的把握尚有不足，對構建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應當遵循的各項原則欠缺考慮。結合相關文獻，本文認為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構建同時包含原則層面和技術層面。兩個層面相互聯繫、相互滲透，是不可分割的統一體。原則層面上要求緊緊把握高質量發展的內涵，以發展思想作為指導，確保高質量測度體系具備全面性、異質性、穩定性和動態性；技術層面要求以統計思想為總領，嚴格考察入選指標的透明性、可得性和簡明性，詳見表1。原則層面和技術層面分別關注測度體系的整體和部分，相較而言，發展思想佔據著主導地位，需要優先思考和把握。
1. 發展思想遵循
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應當具有全面性。科學合理的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必然構建於高質量發展的理論內涵之上，貫徹新發展理念是其應有之義，其測度範圍至少應包含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等五個維度的內容。此外，高質量發展是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增長基礎之上的發展，並非完全忽略經濟增長的重要性，經濟增長的數量指標同樣需要以恰當的形式進入測度體系當中。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的全面性還要求能充分反應測度對象的多層次性，應能從宏觀、中觀、微觀等多個層次來把握不同測度對象的高質量發展水平。
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應當具有異質性。高質量發展是體現人文關懷的發展，合理構建的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應當允許並鼓勵不同個體自由選擇適合自己的發展路徑。中國幅員遼闊、人口龐大、民族多樣，由於地理位置、資源稟賦、產業布局、人口結構、氣候環境等方面的差別，不同地區推進高質量發展的路徑理應具有異質性。若構建統一的、不具備異質性的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或許有利於不同地區之間進行橫向比較，但卻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損失了可操作性和合理性。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的異質性要求公平地對待所有評價對象，避免過分抬高或貶低某些地區的發展水平，在保持較大共性的同時彰顯部分個性，力求各地區能在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的輔助下發現優勢，找準軟肋，激發動力，探索出特色鮮明的高質量發展模式。
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應當具有穩定性。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推動高質量發展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基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個大背景，推動高質量發展將會是長期性的任務，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應能持續穩定地發揮作用。同時，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保持較好的穩定性，還有助於企業和其他市場主體進行縱向比較，總結髮展的經驗與教訓，縮短戰略調整周期，提高參與市場競爭的能力；有助於政府在制定政策、觀察效果、調整政策的交互式動態實踐中，提高把握市場、制定政策和調整預期的能力，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
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應當具有動態性。高質量發展是一個永無止境的持續過程，會隨著生產力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變化而延伸出新的內容，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應能根據發展思想的演進與上升，適當調整內部結構與權重。比如，貧困落後地區的人民在走高質量發展道路時，對脫貧致富有著更強烈的訴求，高質量測度體系的異質性要求將經濟增長數量作為考察的重點之一；但隨著國內生產總值的持續上漲或貧困人口佔比的持續下降，經濟增長數量所佔的權重將逐漸縮小乃至消失。需要強調的是，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的動態性要求和穩定性要求並不矛盾，而是有機統一的整體。對於較高級別的指標抑或是測度體系的整體結構而言，對其範圍和幅度的調整應保持謹慎和克制；對於更為具體的、緊貼經濟和社會發展脈搏的次級指標，應當隨著網際網路、物聯網等新型數據獲取手段的不斷豐富，保持周期性的動態調整。
2. 統計思想遵循
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應當具有透明性。測度體系的涵蓋範圍、內部結構、計算方法、權重設置以及相應的更新調整都應向目標使用者公開，幫助使用者理解和把握指標的含義和指標數值的相對水平，降低決策難度。測度體系的透明性是其自身保持生命力的必要屬性。同時，測度體系的透明性高低應根據其面向的目標使用者有所不同，面向一般公眾的測度體系往往具有最高等級的透明性。例如，《美國各州新經濟指數報告》由美國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定期發布，其歷次內部結構調整均對外公開，如2017年報告中新增IT崗位就業、國外直接投資、就業波動等多項二級指標。
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應當具有可得性。真實可靠的數據是獲得客觀測度結果的前提，所有測度指標都應當具有可靠的數據獲取來源，應儘量避免使用替代數據或推算數據，除非該替代數據或推算數據具有堅實的理論保證。同時，可得性要求允許並鼓勵將大數據納入測度體系，大數據的獲取由於具有自動化、實時性、高顆粒度的優勢，其真實性和準確性往往能夠得到保障，甚至用於檢驗一般統計數據的數據質量。數據可得性要求需根據指標體系的宏微觀結構而具有一定差別。微觀層面指標的數據應當具有更高層次的靈敏度和實時性，大多數大數據指標應設置於這一層面。這使得微觀層面的數據可得性要求更為嚴格，不允許盲目納入不具備獲取能力或分析能力的數據信息。宏觀層面指標的數據基礎更加堅實，多數來源於傳統統計指標，往往具備優良的數據可得性。
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應當具有簡明性。許多情況下，少數幾個指標已經足夠反映特定維度的關鍵信息，添加過多的冗餘指標只能削弱核心指標的作用，甚至引起數據相關性過高、指標權重確定困難等問題。同時，過於複雜的指標結構也增加了收集和處理數據的工作量，提高了目標使用者理解和把握測度結果的難度，最終導致決策困難或決策失準。比如，美國社會痛苦指數僅僅是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兩項指標之和，簡單直觀、易於把握，同時能夠相當大程度地反映美國一般公民的經濟和生活狀況以及社會不安定程度。
三、高質量發展的測度方法設計——宏微觀一體化測度體系
1. 現有高質量發展測度研究
一些學者並未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出發來討論高質量發展的理論內涵，將高質量發展簡單地與西方經濟學當中的「經濟增長質量」等同起來，試圖使用某個單獨的統計指標來度量高質量發展水平，如勞動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份額、二三產業就業人員佔比等。儘管這些單獨的指標不能充分反映高質量發展水平，但依然可以為構建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提供豐富的參考與啟示。
構建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成為近期研究的熱點，這些測度體系視角豐富，各具特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開發了一個僅包含經濟基本面與社會發展兩個維度的測度體系，用于衡量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一些國內學者借鑑並拓展了這個指標體系用於測度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然而，較少的指標體系維度使其只能測度經濟發展水平，沒有考慮到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無法充分反映高質量發展水平。任保平和李禹墨（2018）認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體系應由經濟發展高質量、改革開放高質量、城鄉建設高質量、生態環境高質量和人民生活高質量五個維度構成，但並未給出具體可操作的指標體系。魏敏和李書昊（2018）構建了一個涵蓋經濟結構、創新驅動、資源配置、市場機制、增長穩定、協調共享、產品質量、基礎設施、生態文明和經濟成果惠民等十個維度，共53項指標的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並測度了中國各省高質量發展水平，認為東部省份具有較高的高質量發展水平，中部其次，西部最差。李金昌等（2019）從「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兩方面著手，構建了一個包含經濟活力、創新效率、綠色發展、人民生活與社會和諧五個維度，共27項指標的評價體系。師博和張冰瑤（2019）構建了包含發展基本面、發展的社會成果、發展的生態成果三個維度，共10個指標的地級以上城市的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研究結果認為經濟增長仍是驅動城市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動力。
上述研究都是在宏觀層面上對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進行測度，魯繼通（2018）設計了能夠綜合測度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的高質量發展評價體系，宏觀層面包含經濟發展、社會進步與生態文明三個二級指標，中觀層面包含產業升級、結構優化與區域協調三個二級指標，微觀層面包含動力變革、質量變革與效率變革三個二級指標，九個二級指標下共有52個三級指標，多層次全方位地涵蓋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辛嶺和安曉寧（2019）為測度中國農業的高質量發展設計了包含綠色發展、供給提質增效、規模化生產和產業多元融合四個維度，共22個指標的測度體系，研究認為東部農業的高質量發展水平要高於中西部。黃速建等（2018）開創性地專門為測度微觀國有企業的高質量發展構建了包含發展系統、價值實現與價值對象三個維度的評價體系，望能夠通過促進微觀國有企業的高質量發展來推動中國經濟在宏觀層面上的高質量發展。
除了學術界的探索以外，一些地方政府也開始建設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2018年5月，江蘇省揚中市統計局較早建立了工業企業高質量發展統計監測指標體系，主要包括單位效益、科技創新、財務金融、職工權益、加分指標和一票否決等六大類共30項次級指標。2018年8月，紹興市上虞區發布了國內首個縣市級高質量發展指數，主要包括質量效率、創新動能、結構優化、綠色發展、開放環境、民生幸福等六個模塊。2018年8月，武漢市統計局公布了武漢市高質量發展指數，主要包括創新驅動、綠色發展、提質增效、民生保障和風險防範等五個模塊。
總的來看，已有的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具有以下幾個基本共性：第一，重視全面性的考量，能夠結合經濟發展、社會發展、生態發展等不同方面或結合新發展理念，通盤考慮指標體系的維度框架；第二，指標體系的總體結構較為簡單，大部分已有指標體系表現為宏觀單層結構，未能將指標體系的末梢觸及經濟發展的微觀方面，致使指標體系的穩定性有餘而動態性不足；第三，數據來源主要基於傳統的經濟統計資料，數據實時性不強，顆粒度不高，未重視在可得性原則容許的範圍內將大數據納入指標體系的新方法；第四，對異質性的關注不夠，未能賦予指標體系良好的包容性和靈活性，降低了各個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因勢利導、靈活調整的可能性，難以引領不同地區走上獨具特色、優勢鮮明的高質量發展道路；第五，對於統計原則的關注總體不足，目前，已經嘗試構建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的多數地方政府僅僅公開指數結果，尚未公布具體指標和內部結構，這使得指標體系的透明性差，增加了企業、民眾和其他市場主體的決策成本。
2. 宏微觀一體化測度體系
以上述高質量發展測度的思想遵循為參考，借鑑已有的高質量發展測度研究成果和地方政府的有益嘗試，本文建立了包含創新、綠色、開放、共享、高效和風險防控六個維度的宏微觀一體化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企業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作為微觀層面上的測度模型，共包含18個一級複合指標和34個二級複合指標，數據報告期以月度為主；行業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作為中觀層面上的測度模型，共包含15個一級複合指標和18個二級複合指標，數據報告期以季度為主；區域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作為宏觀層面上的測度模型，共包含14個一級複合指標和22個二級複合指標，數據報告期以年度為主。宏微觀一體化測度體系的具體結構分別如表2、表3和表4所示。
宏微觀一體化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具有整體的內在統一性，其內部結構具有一致性、繼承性和差異性。宏微觀一體化測度體系三級模型的基礎是微觀測度體系。從數據的獲取層面來講，微觀測度體系的數據來源不局限於傳統的統計數據，更加入了大數據的採集，這主要依託於企業運營流程線上化、聯網化和物聯網的支持，數據顆粒度、真實性、準確性更高。從數據結構和計算層面來講，微觀測度體系是支撐起中觀測度體系和宏觀測度體系的基礎。宏微觀一體化測度三級模型每上升一級，相應測度體系都要通過指標篩查、指標合併、數據加總等關鍵步驟來完成最終構建。從評價的邏輯層面來講，由微觀測度上升至中觀測度時，通過加入對於行業外部性的考量，模型實現了由企業高質量發展視角向行業高質量發展視角的跳轉；由中觀測度上升至宏觀測度時，通過加入對於政府作用的考量，模型實現了由行業高質量發展視角向區域高質量發展視角的跳轉。對於單個企業的發展來說，行業的聚集、聯合和知識的擴散、共享都具有積極的帶動作用；對於行業整體的發展來說，政府的職能轉變、政策調整、服務提效都具有正向的推動作用。基於這個邏輯，企業的微觀測算、行業的中觀測算和區域的宏觀測算作為一個整體有效地聯結起來，如圖1所示。
指數合成涉及到指標標準化、指標權重確定這兩個關鍵步驟。由於不同指標的量綱不同，指數合成必須首先進行指標標準化。不失一般性地，我們以企業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為例，展示指標標準化的處理方法。對於企業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而言，三級指標是整個測度體系的末梢指標，是合成企業高質量發展指數的數據基礎，也是應用層次分析法確定指標權重的邏輯分析起點。將三級指標標準化，則第一、二級複合指標通過加權求和的方式，能夠自動實現指標標準化。三級指標標準化的具體處理方式如式（1）所示。
經過標準化後的次級指標，能夠通過加權求和的方式進一步合成更高一級的指標，其中指標權重確定的科學性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不失一般性地，我們以維度這一最高級別指標為例，展示以層次分析思想為核心的指標權重確定方法。層次分析的關鍵步驟為建立專家評分矩陣和評分矩陣特徵向量計算。
按照低級指標向高級指標過渡的邏輯順序，可通過制定多層次的專家評分矩陣，確定各低級指標對於高級指標的權重，形成以企業高質量發展指數作為根節點、各三級指標作為末梢節點、各指標權重作為節點屬性的樹狀結構。沿著該樹狀結構逐級向上，標準化後的三級指標通過四次加權求和，最終獲得企業高質量發展指數的結果。
以企業高質量發展指數的合成方法為基礎，行業高質量發展指數和區域高質量發展指數的合成方法需要進行簡單的調整。對於區域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而言，由於引入政府作用考量，若其他區域的指標數據缺失，我們便以該區域的某個年份作為基期，將基期內的各項指標設定為參考值100，將區域之間的橫向比較轉化為縱向比較，來實現區域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的最終合成。對於行業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而言，由於引入行業外部性考量，行業高質量發展指數合成需要藉助於行業內各項指標的總體數據。若某個行業中多家企業的指標數據缺失，則設定某一指標作為參考指標，利用數據外推的方式補足數據。具體的處理方式如式（4）所示。
宏微觀一體化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以企業、行業、區域三個層面的模型構建和指數合成為核心內容，系統地梳理了高質量發展測度的分析邏輯、演進路徑和計算方法，具有以下六個方面的優越性。
第一，宏微觀一體化高質量發展測度三級模型實現了評價維度的一體化，每一級測度體系均包含創新、綠色、開放、共享、高效、風險防控六個維度，較好地體現了高質量發展的內涵。通過理解和把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關於高質量發展的詮釋，該測度體系囊括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的內容，吸收了「高質量發展是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這一十九大報告中的經典闡述。創新、綠色、開放、共享、高效、風險防控這六個維度能全面地反映企業、行業和區域三個層級的高質量發展全貌。
第二，宏微觀一體化高質量發展測度三級模型實現了高質量發展測度的全面性，但不同層級的高質量發展測度具有一定差異。微觀測度體系上升至中觀測度體系，重點考慮行業的外部性，主要是產業集聚、企業集群等經濟現象產生的正的外部性。產業集聚能夠產生規模經濟效益，行業內的上下遊企業展開分工協作，生產價值鏈得以細化，人力資源配置得以優化，企業管理流程得以簡化。企業集群能夠產生創新效益，不同企業的技術人員、管理人員進行高頻率、高效率的交流，新技術、新工藝和專業化的管理方式能夠快速傳播和應用。中觀測度體系上升至宏觀測度體系，重點考慮政府的作用。政府作為宏觀調控的主體，為市場的有效運作提供制度保障。通過緊密觀察市場的運作情況，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以引導和支撐企業的可持續健康發展，形成政府和企業之間的良性互動。同時，宏觀測度體系政府也納入衡量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調節收入分配以及維護社會公平的能力。
第三，宏微觀一體化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不再局限於傳統的數據獲取來源，更引入了大數據層面的數據支持，經得起技術層面的可得性檢驗。由於國內無線通信和寬帶普及率高、5G通信技術領先等優勢，工業網際網路平臺的搭建、物聯網技術發展和應用正在加速，智能設備、傳感器等自動化信息採集工具能夠提供更高質量的數據，進而用於發現和驗證傳統統計數據的準確性、真實性、滯後性。此外，這些傳統意義上具有較高採集難度的高頻數據，能夠幫助描繪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全景圖。
第四，宏微觀一體化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能夠適應不同地區的高質量發展要求，引導各地區走上符合自身優勢的異質性發展的道路。對於適宜發展資源密集型產業的地區，政府和企業應當強調節能生產效率、全員勞動效率等指標，提升資源開採和利用的效率，降低環境汙染和破壞。對於適宜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地區，政府和企業應當強調資本回報效率、負債總水平等指標，防範重大風險和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發生，提高資金的利用效率。對於適宜發展知識密集型產業的地區，政府和企業應當強調創新質量、新技術應用能力等指標，加快形成科技競爭力和競爭優勢，推動科研成果的轉化和市場應用。
第五，宏微觀一體化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實現了動態性和穩定性的有機平衡。1微觀測度體系納入數量更多的一級、二級和三級指標，目的是保持充分的動態性。隨著企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的逐步提高，工業網際網路、物聯網的搭建日益成熟，微觀測度體系對於指標的補充和替換保持了良好的包容性。如果微觀測度體系的指標結構過於簡單和僵化，將無法適應企業高質量發展的長期性要求。區域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的構建應當服從於當地政府所制定的長期發展規劃，需要具有長遠眼光和戰略定力。這種穩定性要求指標遴選更加嚴格，指標結構更加簡約，數據來源限制性更強，數據報告期相對更長。
第六，宏微觀一體化高質量發展測度三級模型的簡明性和透明性呈現出向上的遞增關係。區域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的指標結構更為簡約，指標篩選更為嚴格，從而具有更高程度的簡明性和透明性。這是由於宏觀測度體系不單純服務於當地政府和企業，更服務於當地民眾、跨地區經營的企業等。區域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具有最高級別的簡明性和透明性，使得不同地區高質量發展的橫向比較成為可能，便於跨地區經營的企業降低生產安排、戰略投資等決策成本，另一方面對於民眾了解該地區整體的高質量發展水平、理解和把握地區未來的發展方向大有裨益。
四、測度方法的應用實證
基於上述高質量發展內涵和測度方法研究，本文針對東莞市製造業企業，開展宏微觀一體化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測算。2012年，東莞市啟動建設「東莞能源管理中心雲平臺」（以下簡稱能管平臺），用於監管和服務全市重點能耗企業。目前，該平臺已實現對超過八百家重點用能單位的生產活動和能耗實時監測，監測數量位居全國地市第一。此外，由東莞市經濟和信息化局牽頭搭建的「智造東莞」政府服務平臺，已定期完成多家製造業企業的數據採集和整理，成為東莞市製造業資料庫的重要補充。綜合來看，以統計企業生產活動信息為主的能管平臺和統計企業資產和財務信息為主的「智造東莞」平臺，為全面了解東莞市企業、行業、區域的高質量發展實際，提供了有力的數據支撐。基於能管平臺和「智造東莞」平臺數據，本文搜集得到2016年至2018年777家典型製造業企業共10741條數據，樣本覆蓋1個高新技術開發區（松山湖區），4個街道（莞城、東城、南城和萬江）和全部28個鎮。
由於宏微觀一體化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為規範性測度模型，實際的數據統計流程較之尚有差距，造成了指標數據具有不同程度的缺失。其中，部分指標數據完整性較好，如單位產值綜合能耗缺失率為3.7%；部分數據缺失嚴重，如淨利潤率缺失達22.8%，應納所得稅額缺失達13.6%；甚至有多項指標未被納入統計，如企業是否有外資參股、企業當月是否受到環保處罰等。總的來看，經過數據清洗、模擬和插值處理之後，已有數據能夠支撐宏微觀一體化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的初步測算。我們給出以下數據預處理規則：
①樣本插值與棄用規則：三級指標作為宏微觀一體化三級模型的末梢節點，是數據清洗和插值處理的重點對象。若樣本的當期數據缺失或異常，則使用樣本的上、下期數據的算術平均值進行插值處理；若上、下期數據其一缺失，則使用未缺失的數據直接進行補值處理；若上、下期數據均缺失，則棄用該樣本。
②指標棄用規則：若三級指標的有效樣本數量嚴重不足，則棄用該三級指標；若二級複合指標下的三級指標均被棄用，則棄用該二級複合指標，該規則同樣適用於一級複合指標。
③離群值判斷和處理規則：若企業的某項指標數據位於以下區間外，則被判定為離群值。
④權重確定方法：採用基於規則的隨機模擬方法生成專家評分矩陣，規則包括傳遞性、完備性和有界性規則。傳遞性保證了評價邏輯的一致性。例如，若創新（被認為）比共享重要，而共享（被認為）比開放重要，那麼創新應當（被認為）比開放重要。完備性保證了評分矩陣是一個滿元素矩陣。有界性保證了評價的適度理性和相對中性，指標之間的重要性差異不應過大。例如，「創新比共享重要得多、共享比開放重要得多」被認為是不合理的。
根據上述數據預處理規則，參照已建立的宏微觀一體化高質量發展測度模型，測算得到東莞市行業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和區域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具體結果，如表7、表8所示。
根據東莞市行業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測算結果，我們簡要分析東莞市行業高質量發展的現狀和未來發展方向。①創新發展方面，專用設備製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製造業、通信設備製造業有著良好的表現，各行業創新水平之間差距較為明顯，傳統行業如熱力供應業、廢舊材料回收加工業的創新能力亟需提升；②綠色發展方面，電氣機械及器材製造業、通信設備製造業、石油和核燃料加工業表現較好，各行業綠色發展平均水平參差不齊，汙染和資源消耗較為嚴重的行業是熱力供應行業、紡織業和金屬加工行業等；③共享發展方面，木材加工、金屬冶煉和農副產品加工業的表現較好，化學纖維製造、通信設備製造業和金屬製品業相對落後，指標的中位數水平低於平均水平，揭示了產業共享發展的整體水平較為不足；④高效發展方面，非金屬礦物製品業、電氣機械及器材製造業、交通運輸設備製造業有著良好的表現，而水的生產和供應業、木材加工及木、竹、藤、草製品、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的發展效率較低，各行業的發展效率分布較為平均；⑤風險防控方面，存在一些風險較高的行業，主要是石油設備、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金屬冶煉、紡織行業等，而風險防控能力較好的產業是化學纖維製造業、木材加工及木、竹、藤、草製品業、食品製造業。2018年6月，東莞市發展和改革局印發了《東莞市重點新興產業發展規劃（2018-2025年）》，明確指出東莞市未來的五大重點新興產業領域包括新一代信息技術領域、高端裝備製造領域、新材料領域、新能源領域、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領域等。結合以上測算結果，我們能夠發現這些新興產業領域覆蓋的行業，如通用設備製造業、通信設備製造業和電氣機械及器材製造業，已經立於創新發展、綠色發展和高效發展的前沿，但都不同程度地需要更加注重防風險、發展成果共享、促進公平發展。
根據東莞市區域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測算結果，我們簡要分析東莞市高質量發展的地區差異、不均衡性和各地區主要發展目標。①創新發展方面，松山湖區獨佔鰲頭，經濟總體量較高的虎門鎮、長安鎮等未進入前列，而經濟規模相對遜色的常平鎮、沙田鎮分列第二、三位，展現了不俗的創新能力；②綠色發展方面，東城區、南城區和虎門鎮表現不俗，保持較大經濟體量的同時，也相當注重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③共享發展方面，松山湖區、常平鎮和高埗鎮位居前三；此外，區域共享發展的中位數水平低於平均水平，揭示了區域共享發展的整體水平仍然不夠；④高效發展方面，橫瀝鎮、道滘鎮和茶山鎮表現不俗；⑤風險防控方面，莞城鎮、橋頭鎮和茶山鎮（樟木頭鎮並列）的風險防控能力位居前三。以上測算結果能夠幫助我們發現各區域在高質量發展過程中的優勢和不足之處，而進一步了解和把握這種地區差異和不均衡性，仍需結合不同地區在東莞市和整個粵港澳大灣區當中的發展定位，進行更加全面的觀察和思考。2018年4月，廣東省政府印發了《廣深科技創新走廊東莞段空間規劃》，明確提出「一廊兩核三帶」戰略部署，《東莞市重點新興產業發展規劃（2018—2025年）》隨後也提出了「一核三帶十區」發展布局。這兩份文件中，松山湖區均作為重點產業發展核心區，成為未來的區域高質量發展重心。結合區域高質量測算結果，我們發現松山湖區已經在創新發展和共享發展方面走在前列；而東莞市的傳統經濟大鎮（虎門鎮、長安鎮、厚街鎮等）在創新發展、風險防控等方面的不足，仍需要各地區花大氣力思考問題根源，從而奮起直追，在新時代引領高質量發展。
五、結語
高質量發展是能夠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其理論內涵會隨著生產力水平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提升而不斷豐富。基於這個邏輯，本文系統地總結了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應有的思想遵循，在原則層面上應具備全面性、異質性、穩定性與動態性，在技術層面上應具備透明性、可得性與簡明性。現有研究對高質量測度體系應有的異質性和動態性強調不足，缺乏對微觀層面經濟主體高質量發展的關注，沒有充分發掘物聯網時代下將大數據納入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的潛力。本文建立了包含企業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行業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區域高質量測度指標體系在內的三級宏微觀一體化高質量發展測度體系模型，並結合東莞市製造業企業實際進行了指標測算和結果分析。宏觀層面上的測度體系包含六個維度、14個一級複合指標和22個二級複合指標，中觀層面上的測度體系包含六個維度、15個一級複合指標和18個二級複合指標，微觀層面上的測度體系包含六個維度、17個一級複合指標和34個二級複合指標，契合新發展理念，嚴格遵照各項基本思想遵循，更是大數據應用於高質量發展測度的一次有益嘗試，可為推動高質量發展提供有益參考。（注釋略）■
文章來源於《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20年第5期
圖文編輯：周卓瑋
責任編輯：劉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