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認為讀《四書》應「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和中庸立論的層次是不同的，段正元先生曾說：「大學只言誠意，中庸乃雲誠身，二者皆黃中之實學，一自始位言，一自終位說」。段先生以「始」與「終」來分別界定《大學》《中庸》，不僅從從讀四書之序上說的，《大學》闡述君子之學，《中庸》發明聖人之道。君子之學為「金聲也者，始條理也」，聖人之道乃「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
《大學》《中庸》立論雖有不同，但均是「黃中之實學」。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君子積「學」而能「大」，「學」則能「原始反終」，自「明明德」以至於「明明德於天下」，成就大人之學，即是《中庸》所謂「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故「學」能夠達到「具體而微」，即是率性，《大學》之「止於至善」，即是盡其性，即是《中庸》所謂「唯天下至誠」。
明末東林學派大儒孫慎行先生曰：「儒者之道，不從悟入。君子終日學問思辨行，便是終日戒懼慎獨，而更無虛間以求一漠然無心光景。故舍學問思辨行，而另求一段靜存動察工夫，以養中和者，未有不流於禪學者」。《中庸》區分「率性」與「修道」，「誠者」與「誠之者」，不是要以「修道」與「誠之者」功夫來反襯「率性」「誠者」境界之高明。恰恰相反，《中庸》其實是要以「率性」「誠者」為參照來闡述「修道」與「誠之者」功夫，此所謂「終則有始」。一方面要把修心養性功夫落到實處，杜絕凌空蹈虛，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如《中庸》二十章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既然說「及其知之，一也」，顯然應該從「學知」乃至「困知」中去實現「生知」。另一方面，以「生知」來說「學知」，與孟子道性善之旨相同，要為學問之道立一個大本，防止後世學者「義襲而取之」。
宗聖曾子作《大學》，述聖子思子作《中庸》，兩部經典又同出於《禮記》。從義理上說，《大學》與《中庸》均可看做是對至聖孔子「吾道一以貫之」一句的闡發引申。只不過《大學》偏於從致廣大上發明大人之學之意蘊，《中庸》致廣大而盡精微，偏於從盡精微角度闡幽顯微，體現為「庸」、「時」與「久」。《大學》三綱八目為「原始反終」，《中庸》一貫之道乃「終則有始」，兩部經典殊途而同歸，相互參照著研讀，可收到事半而功倍的功效。
《大學》曰「格物致知」，《中庸》曰「成物，知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大學》主張通過格物而致知誠意，「物」與「知」字義淺。《中庸》合心、意、知、物而言「性」或「誠」，所謂「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知」不是功夫，而是從性體起用，或者說「知」不是修道功夫，而是弘道事業。《中庸》曰「成物」而不曰「格物」，格物為「始」，成物為「終」。「不誠無物」正是從終位說「物」，「誠」為「日新之謂盛德」，「物」即「富有之謂大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均涵攝在其中。
《大學》曰「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中庸》曰「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明乎善而誠乎身，即「自明誠，謂之教」，孟子所謂「反身而誠」。《大學》之「誠意」，與《中庸》之「誠身」，「誠」字意思接近。除此之外，《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者自成也」「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至誠無息」，「誠」字通「性」與「中」，高於《大學》「誠意」之「誠」。《大學》曰「誠於中，形於外」，「中」與「外」相對，「誠」字義淺。而《中庸》所言「誠」乃天下之大本，天覆地載，無所不包，無內外之別。
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誠意功夫只在於自慊於心，孔子曰「夫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孟子引曾子之言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中庸》說得更高，不滿足於自慊於心，「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君子以至誠而盡其性，「盡性」即孟子所謂「盡心知性」。
《大學》曰「正心」，《中庸》說「中」不說「正」，論「性」不論「心」，且「中」即是「性」，故只單說一個「中」或「性」。顯然，《大學》之「正心」，不及《中庸》之「率性」，「正」不及「中」。但須注意，《大學》所謂「正心」，「正」不僅是一個動詞，「心」也不是一個名詞，「正心」二字需要合在一起去領會其內涵，而不是一個「動詞+賓語」的結構。「正其心」即是大其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均是「正心」，涵養擴充此心，心充塞到身、家、國、天下，身、家、國、天下即是心。陽明先生曰：「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
《大學》分三綱八目，闡明了君子為學、修身與弘道次第。《中庸》則說得簡略，直接說「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又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成己與成物可謂一以貫之。
大學首章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既然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所以要區分一下身、心、意、知、物，在功夫論上有格致誠正到修齊治平的次第。「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欲…先…」，以及「…而後…」，這正體現「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中庸則不滿足於「近道」，首章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顯然是針對大學「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而發。《中庸》二十二章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則能…」，功夫是一以貫之的。
《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中庸》也說「終始」，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誠」為物之「終始」，誠者，實也，真也，不區分「終始」，「誠」就體現不出生生不息的創生之義而落入虛寂。但《中庸》又曰「至誠無息」，區分終、始又終始不貳，所謂「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大學曰：「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大學區分一個內外人我，絜矩之道即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謂「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但《中庸》十三章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違道不遠」，既予以肯定，又略嫌其不及一貫之道。中庸二十五章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大學》曰：「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身有所恐懼、有所憂患，則心不得其正。「要修這個身，身上如何用得工夫」？故身不得其修，還需要追溯到正心這個環節，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而《中庸》曰「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主張君子主動去做戒慎恐懼功夫，目的是實現「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大學》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後世學者都把「心不在焉」理解反了，以致錯會了「修身在正其心」章微言大義。陽明先生曰：「正心只是誠意工夫裡面，體當自家心體，常要鑑空衡平，這便是未發之中」。又曰：「修身是已發邊，正心是未發邊；心正則中，身修則和」。所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正是復性求中功夫，向內反求諸己，「體當自家心體，常要鑑空衡平」，故不見、不聞、不知其味。《中庸》四章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不僅承接前文「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也隱約指向《大學》「正心」章「……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大學》要學者「食而不知其味」，此是正心功夫。而《中庸》卻主張「知味」，「知味」即「知道」，所謂「率性之謂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