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擁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以及獨特悠久的東方文明和複雜多變的內部國情。只有在追求可持續發展的過程中，講究「實事求是」，才能真正解決中國面臨的實際問題，從而最終實現中國夢。
瑞典環保女孩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發起的罷課運動與環保演講在全球範圍引起了各方熱議，聯合國大會上怒視川普更是讓她佔據了各大媒體的頭版，歡呼聲和噓聲此起彼伏。有人敬佩她的勇氣，覺得她應該得到諾貝爾和平獎；而有人則擔憂其引發的抗爭風潮會拖累整個世界可持續發展的腳步。正如普京總統說的那樣，「沒有人向她解釋，現代世界是複雜且不同的，生活在非洲和很多亞洲國家的民眾想要生活在與瑞典同等財富水平之中，那應該怎麼做呢？」
這句話確實一針見血。
即便是格蕾塔疾呼的氣候變化問題，《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條約》也考慮到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和當前人均排放水平的差異性，確定了各國「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CBDR）。事實上，該原則背後體現的現實邏輯也同樣適用於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在各國的實踐——SDG包含的17項具體目標作為被全球普遍認同的2015-2030年可持續發展指導框架（圖表1）。
事實上，聯合國在推出SDG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時候並沒有限定發展的順序，就是希望各個國家/地區根據自身的發展階段和所面臨的問題自己來決定。
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又面臨發展模式艱難轉型，更需要「腳踏實地」的制定符合中國階段國情的SDG目標，並與時俱進迭代實踐路徑——這也正是習主席所說的「最重要的還是做好我們自己的事情，統籌研究部署，協同推進改革發展穩定各項工作，謀定而後動，厚積而薄發」。
世界銀行按照人均國民總收入對世界各國經濟發展水平進行分組，通常把各國分為高收入國家、中等收入國家（包括中等偏上和中等偏下收入）和低收入國家。中國在1997年以前一直屬於低收入國家，目前已成功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並被預計將在2025年前後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中國用不到30年的時間完成了從低收入國家到高收入國家的歷史性跨越，這一舉世矚目的成就不敢說「後無來者」，但一定「前無古人」。
雖然中國是世界上減貧人口最多、扶貧成就最突出的國家，但不可否認，我們之前的快速發展多是以犧牲環境和居民健康為代價的。這種粗放的增長模式帶來了嚴重的後果，更讓進一步發展不可持續。所以為了實現經濟結構優化與轉型，最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國政府當前鬆開了快速發展的「油門」，將汙染防治和環境保護作為另一主要關注重點和優先方向，奮力實現美麗中國。
如果我們實現了消除極端貧困，改善我們的環境等目標，那麼下一階段哪些可持續發展目標會成為我們攻堅的重點呢？還是得回到一開始所說的，需要從中國實際國情出發。反映在SDG上，就是追求更高質量的發展，實現社會公平以及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除了政府，其他社會參與者（stakeholders）都需要積極參與進來，其中也包括投資人。目前很流行的一個話題是ESG投資，主要指在投資的過程中，投資人應對所投企業在環境（Environmental），社會（Social）以及公司治理（Governance）三個維度上的表現進行綜合分析，從而用資本的力量推動公司向可持續發展轉型。
ESG投資是契合SDGs共同理念方向的實踐工具，但對於中國市場，卻是起源於發達國家的舶來品，因此傳統的ESG分析模型也多側重於發達經濟體所要實現的SDGs。ESG投資要想在中國落地生根，自然要符合中國國情，實現本土化。比如，現階段中央政府重點聚焦脫貧和環保，那麼，投資人在做ESG分析的時候，若生搬硬套國外ESG分析體系，例如過於將重點放在氣候變化，或者對國有企業做一味的負面解讀，肯定會水土不服。反之，如果投資人側重產業扶貧和綠色發展、環保防治的表現，則更能準確地把握中國公司的ESG風險以及發展潛力。另外，我們可以預見，隨著中國逐步實現全面脫貧和綠色轉型目標，中國市場ESG投資策略關注的優先因子也會伴隨國民經濟發展的階段變化而改變。
瑞典環保女孩所掀起的風潮席捲全球，也在中國輿論場激起陣陣漣漪。筆者並不支持激進環保主義者，也對環保女孩選擇的活動方式持保留意見。
正如本文中所強調的，任何國家都需要、也有權利根據其發展階段選擇各自所要側重的可持續發展目標。追求零排放不應成為欠發達國家追求發展的阻礙。
中國擁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以及獨特悠久的東方文明和複雜多變的內部國情。只有在追求可持續發展的過程中，講究「實事求是」，才能真正解決中國面臨的實際問題，從而最終實現中國夢。而這也是中國對世界的最大貢獻。
（責任編輯：徐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