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行湘也給杜聿明寫了一封信，表示了對大作的欣賞，對成就的祝賀。他自然不是言不由衷的，但，杜聿明的表現，又確實給他的生活帶來不小的壓力。壓力從功德林就開始了。邱行湘記得，1956年杜聿明從濟南戰犯管理所被押解到北京的時候，是戴著手銬、拖著腳鐐走進功德林的。因為他是當年解放軍公布的頭等戰犯，所以還在功德林住了相當長時間的單間。住單間的日子是不好過的。杜聿明回到集體監舍以後，邱行湘問過他關於寂寞、孤獨甚至恐怖的感想，杜聿明淡然一笑道：「享受，清清靜靜地讀書，這輩子不曾有過的享受！」功德林人手一部《毛澤東選集》，原國民黨十二兵團司令黃維因把選集（包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撕作手紙用而受到批評的同時，杜聿明卻將選集中的《敦促杜聿明投降書》一字不漏地背誦出來，受到管理所的表揚。批評與表揚原本都不關邱行湘的事，但，他和黃維歸屬中央軍的陳誠派系，而杜聿明歸屬中央軍的何應欽派系，雖然派系之爭早已成為歷史，可是歷史與現實不過一牆之隔，所以對於杜聿明的能耐，邱行湘認為不可等閒視之。
當然，邱行湘明白，當務之急不是較勁，而是競賽。如果說自己遠不是杜聿明的對手，那麼他願意聯合別人，合力作戰，從史料價值上看，即便不以質量見長，也可以數量取勝。這樣想時，他專門給同屬陳誠集團的楊伯濤寫了一封信。
楊伯濤的復函姍姍來遲。更讓邱行湘感到意外的，還是復函中附有楊伯濤撰稿的一篇文史資料的清樣，請邱行湘「賜教」。這篇文章的標題是《讀陳賡大將〈回憶洛陽戰役〉有感》，副標題是《國民黨外圍兵團作戰紀實》。文章這樣寫道：
洛陽城頭炮聲響起時，蔣介石就命令鄭州的孫元良兵團和在平漢線上的胡璉兵團火速救援。時值春雨連綿，胡璉兵團跋涉於山間泥濘小路上，飽受風寒飢疲之苦，士兵叫苦不迭。孫元良是國民黨軍隊中出名的保存實力的「專家」，前怕解放軍在黑石關設伏，後怕鄭州城空虛有失，所以只派小部隊向洛陽方向虛張聲勢。胡璉兵團傾巢而出，卻在登封一線遭到解放軍的阻擊，前進困難，直到數天之後才抵達洛陽南郊的伊河岸邊。
我時任胡璉兵團整編十一師師長，到達伊河後，協同胡璉連夜組織渡河，解救邱行湘。可是，適值大雨傾盆，伊河洛河洪水暴漲。配屬的一個工兵團長在急流中指揮架橋，進展緩慢。眼見距洛陽城僅十餘裡，耳聽城中連珠炮聲，胡璉心急如焚，打了這個工兵團長一記耳光。胡璉和我冒雨親到河畔督促，此時遙聞城中的炮聲漸漸由稀疏轉為沉寂。待橋架成後，即傾全力跑步前進，向洛陽猛撲。沿途未發現一人，進入洛陽已是空城一座，但見敗瓦頹垣，死人死馬，一片戰後灰燼……
楊伯濤所寫，曾經對邱行湘說過。那是功德林期間，邱行湘與楊伯濤在監獄首次會面的時候，利用放風的機會，邱行湘悄悄問楊伯濤：「我在洛陽孤軍作戰，堅守陣地，你們外圍兵團當時在哪裡？為什麼見死不救？」於是，楊伯濤正如他所寫的那樣，把事情的經過告訴了邱行湘。邱行湘當時一言未發，可是，十年以後，特別是見到楊伯濤的白紙黑字時，他終於按捺不住內心的怒火，拍案而起：「打仗是人和人打，又不是人和天打，把什麼都怪罪於天老爺，真他媽豈有此理！」
邱行湘這番話是說給自己聽的，他只能自言自語，因為年過半百，他還是一個單身漢。他曾經結過婚，妻子叫陳懿，是他黃埔五期同班同學陳肅的妹妹。他也有個妹妹，名字叫邱行珍，他把她許配給了另一個黃埔五期同班同學黃劍夫。邱行湘新婚未久，妻子病故，從此孤身一人。直到洛陽戰役前夕，才由國民黨國防部預備幹部局局長蔣經國在南京碑亭巷曲園酒館請邱行湘吃飯時，為他介紹了上海小姐張小倩，並且確定了戀愛關係，相約一俟洛陽戰役結束，即回溧陽老家完婚。邱行湘記得，那天張小倩在明故宮機場為他送行，含情脈脈地說：「阿拉在石頭城下等待將軍得勝歸來。」十年後，邱行湘歸來了，可是他不知道對方在哪裡。
周恩來勸鄭庭笈復婚，最早前來賀喜的是傅作義
鄭庭笈知道對方在哪裡。這個國民黨第四十九軍軍長遼西戰役被俘後，被關押在黑龍江綏化戰犯管理所。管理所允許家屬探監不久，他的妻子馮莉娟就專程來過。鄭庭笈到了綏化，馮莉娟帶著五個兒女離開南京，回到他的老家海南文昌縣。一次綏化探訪歸來，路經北京，馮莉娟竟在街頭碰見了張琴。張琴是原國民黨第五十二軍軍長黃翔之妻。黃翔在杜聿明任軍長的國民黨第五軍當參謀長的時候，鄭庭笈在該軍榮譽第一師任團長，兩家常有往來，黃妻張氏與鄭妻馮氏有著姐妹之誼。故人重逢，感嘆之餘，張琴把馮莉娟帶回了家中。黃翔當時在水利部擔任參事，他通過水利部長傅作義，將馮莉娟偕同全部子女遷入北京，安排住在自己家裡。
1956年，鄭庭笈由綏化轉至北京，進了功德林，家屬的探訪更便捷了。這樣的情況讓他很滿意，甚至很得意，他在有意和無意間喜歡對那些家屬不在北京的戰犯說：「我現在的生活跟過去沒有兩樣，以往也是常年在外。稍有不同的是，過去在外面打仗，生死未卜，現在在外面改造，衣食無憂。」無憂無慮的鄭庭笈快樂得像只山雀。他在監獄裡當過組長，分管澡堂，每到星期六，他就一邊吹口哨一邊安排洗澡。文昌口音把「洗」說成「死」，所以他的通知往往被發布成：「第一組先死，第一組死完第二組死！」「要死你就死去吧，我們不想死！」回敬他的，多是那些家屬不在北京的戰犯們。
這天也是星期六，鄭庭笈沒有吹口哨。他遇到了一件生不如死的事情：馮莉娟又來了，帶著一張離婚申請書，要他在上面籤字。「為什麼？」鄭庭笈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因為你是戰犯，受你的牽連，子女們要麼找不到工作，要麼考不上學校。」馮莉娟抽泣著，「我們要為子女著想，他們比我們還苦。」鄭庭笈忍不住淚流滿面：「我後悔，我後悔呀！」馮莉娟反倒有些奇怪：「你後悔什麼？後悔與我結婚？」「不是的，不是的。」鄭庭笈仰天長嘆道，「我後悔沒有在忻口抗戰中被日本人打死，如果那次犧牲了，就會像戴安瀾一樣，成為國共兩黨公認的民族英雄，你和子女們都是烈士家屬，日子肯定要好過得多……」
鄭庭笈與妻子離婚不到兩年就獲赦了。功德林召開特赦大會那天，他意外地看見正在北京十二中念書的女兒鄭心楠代表獲赦人員家屬在臺上發言：「爸爸回家以後，我們要繼續監督他的思想改造，讓他徹底改惡從善，真正回到人民的懷抱……」「回家？」鄭庭笈心裡一熱，可是，他已與妻子離婚，有家不能回呵！想到這裡，他又掉進了冰窟裡。
鄭庭笈記得，周恩來在中南海西花廳講到階級觀點時說：「我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參加革命後，家庭我就不回去了。至於家庭成員，我相信黨和社會能夠改造他們，所以來信我不復，因為這樣不利於他們的改造。我有個哥哥，有個嫂子，1945年我在南京談判時，他們來找我，生活腐敗不堪。今年嫂子來了，氣概就大不相同了。」陳毅插話說：「我有個哥哥，土改時評為中農，他不滿意，寫信給我，要把他的成分改為貧民。我沒有理會他。土改的時候，包庇家庭是要受處分的。當然，處分是一回事，關鍵是我們要以身作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