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西班牙語專業創建60周年|記一位譯者劉君強

北大西班牙語專業創建60周年｜記一位譯者劉君強

胡少卿

2020-12-29 18:58 來源：澎湃新聞

【編者按】

北京大學西班牙語專業創建於1960年，1978年起設立碩士點，1999年設立博士點，是目前國內僅有的「西班牙語語言文學」博士點。老一輩教師蒙復地、劉君強、周素蓮、沈石巖、徐曾惠、趙振江、趙德明、段若川、段玉然，學術中堅陳文、丁文林、王平媛、韓水軍、王軍等，培養出大批西班牙語人才，在教育、文化、外交、翻譯、軍事、貿易、新聞等諸多領域發揮專業優勢，各有建樹。

北京大學西班牙語專業的創建、完善和發展是中國西班牙語語言文學教育、研究和翻譯發展歷程的重要組成部分，也記錄著中國與西班牙語國家越來越緊密的交流和交往。

今年是北京大學西班牙語專業成立60周年，北大西葡語系（2007年成立）特邀系友撰寫回憶文章，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

下文由對外經貿大學中文學院教授胡少卿所寫，搜集了北大西班牙語專業初創時教師劉君強的軼事。

我一直對法國作家尤瑟納爾的短篇小說集《東方奇觀》印象深刻，尤其對開篇《王佛脫險記》念念不忘。這篇小說的語言非常神奇，像一種濃稠油彩的質地，又很清新，似乎是用文字揮灑作畫，又能讓人聞見香氣，品到味道，摸到實體，聽到聲音，一切感官都被調動起來，被吸入美的世界。從來沒有哪一篇漢語文學作品給我這樣的閱讀感受。試引一段如下：

某天晚上，在小酒店裡，林和王佛正好同席。老畫家為了能更好地描繪一個醉漢，也來酒店喝酒。他偏著頭，似乎在認真地度量著自己的手與酒杯之間的距離。米酒打開了這個沉默寡言的藝術家的話匣子；那天晚上，王佛話可多了，好像沉默是一堵牆，而他的話就是用來覆蓋這道牆的各種顏色。由於老畫家的指點，林發現了喝酒的人被熱酒的騰騰煙霧暈化的面孔上所具有的那種美，發現了被火舌輕重不勻地舔摸過的醬色肉塊的光澤，還有那桌布上的酒漬，狀如凋謝的花瓣，現出一種雅致的玫瑰紅色。一陣狂風吹破窗紙，暴雨飄進了室內，王佛俯身指點林觀賞那一道道青灰色的閃電。林驚嘆不已，從此他不再害怕暴風雨了。（選自尤瑟納爾著《東方奇觀》，劉君強譯，灕江出版社1986年版）

這樣的漢語篇章固然應該歸功於作者尤瑟納爾，但翻譯者的貢獻也不可忽視。並不是每一個譯者都能拼接出這樣神採奕奕、帶有自身靈性的文字。我曾讀到另一個譯本，相同段落的翻譯如下：

有天晚上，在小酒店裡，他和王福同桌。老人喝酒是為了能夠更出色地畫好一個醉漢；他的頭偏向一邊，好似在竭力衡量他的手和酒杯之間的距離。米酒使這個沉默寡言的藝術家的舌頭放鬆了，這一晚王福開口說話，仿佛沉默是一堵牆，而他的話是用來覆蓋這堵牆的顏色。依仗他，林認識到喝酒人被酒氣氤氳弄得蒙矇矓矓的臉蘊含的美，認識到肉塊被火舌一下接一下不等地舔到然後顯現的褐色光澤，還有像凋謝的花瓣散布在桌布上的酒漬幻成美妙的玫瑰紅。一股風吹破了窗紙，暴雨灑進房間。王福身子前傾，讓林欣賞閃電鉛色的斑馬紋，林讚嘆不已，不再害怕暴雨了。（選自尤瑟納爾《東方故事集》，鄭克魯譯，上海三聯書店2007年版）

1986年版的《東方奇觀》

把這兩個段落細細比較一下，就能看出第一種翻譯的高明之處。「佛」相比於「福」，雖然都是移過來一種聲音，但前者更有利於渲染這個老畫家的形象，「王福」則常常是古代大戶人家僕人的名字。「同席」比「同桌」有利於形成全篇古典世界的氛圍。「認真地度量」與「竭力衡量」，「各種顏色」與「顏色」，「輕重不勻地舔摸」與「一下接一下不等地舔到」，「醬色」與「褐色」，「雅致的玫瑰紅」與「美妙的玫瑰紅」，「飄進」與「灑進」，「驚嘆不已」與「讚嘆不已」，比較這些相同部位的處理，可以發現第一種譯本更為準確、具體，更容易將讀者帶入情境。這些字詞句的選用，好的翻譯者所做的衡量和好的作家所做的衡量，依據的標準是一樣。從整體上看，因為連接詞的合理使用，因為語序的調整，因為對作者內在語氣的追隨，第一種譯本有貫通的文氣和良好的節奏感，它使人感到，作品是一個整體，一種活的生命，而第二種譯本則偏於散亂，東一榔頭西一棒子，流於表面。這兩段的比較結論適用於整篇小說。好的翻譯並不僅僅是意義的搬運，還有作品內在靈性的修復、移植。好的翻譯家，一定是對語言的質地、對文字的品質敏感的人。這種敏感不完全是後天修煉的結果，需要一點天賦。

鄭克魯先生前些天剛去世，他是高等教育出版社版《外國文學史》的主編，有人說他打下了法語文學翻譯的半壁江山。我對鄭先生的成就不了解，不妄加評論。我只想說，單就尤瑟納爾這本短篇小說集的翻譯來說，他的譯本令我有些失望。如果我最初讀到的是鄭先生的譯本，我可能不會對尤瑟納爾有那麼深的喜愛。不擅外語又要讀外國文學作品的讀者應該清楚，選擇一個好的譯本至關重要。作家們也應該明白，通常他們談論自己受到某某外國作家的影響時，其實有相當大一部分是來自譯者的影響。

這方面談得坦誠而透徹的是作家王小波。他在隨筆《我的師承》裡，直接把自己的老師定義為毛澤東時代的翻譯家們，如查良錚、王道乾。他說這些人本是詩人、作家，因為無法寫作，而將自己的才能化進了翻譯裡，以一種曲折的方式滋養了後來者。而在大部分作家那裡，翻譯者的名字是被忽略的。作家餘華有一本隨筆集《溫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談十來個外國作家對自己的影響，關於那些作品的翻譯，全書只提到半行（位於第111頁），說他讀的《喧譁與騷動》的譯者是李文俊。——應該羨慕他，他的閱讀史開始的時候，文學名著的翻譯質量相對比較均齊，不像當下一般魚龍混雜，大概是這種普遍的高質量使他不太能想起譯者的重要性。他談論尤瑟納爾時引用的句子顯示，他閱讀的正是劉君強譯本。

而這個劉君強是誰呢？

《毒蛇在握》

我搜遍網絡，基本一無所獲，只有一點零星的信息，比如，他還翻譯過聖埃克蘇佩裡的書《夜航·人類的大地》《小王子》，翻譯過巴贊的《毒蛇在握》、波勒·迪布歇的《巴赫：世人稱頌的樂長》。沒查到著作和論文。滕威在《古巴革命與拉美文學漢譯》一文中提到：北京大學1960年招收第一屆西語專業學生時只有三個教員，從法語改學西語的教師蒙復地和劉君強以及在菲律賓時學過西班牙語的華僑周素蓮。

當年的學生蘇振興在《學術自傳》中回憶：

處於初創階段的北大西班牙語專業一時找不到科班出身的教師，從法語專業抽調了蒙復地和劉君強兩位年輕教師來邊學邊教。剛開始時，我對於在北大上學而沒有高水平的老師多少有點失望，不過，這種情緒很快就消散了。首先是蒙、劉兩位老師在學習上的刻苦與教學上的敬業精神令我欽佩；其次是那個階段他們所開的西語發音課和基礎語法課講得還是不錯的。

最詳盡的一份材料出自柳鳴九，他在自傳《回顧自省錄》（河南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中的一章「自覺自為的布衣」裡，突然宕開一筆，用3000字的篇幅回憶了他的同學劉君強，從中我們大略知道了劉君強使人慨嘆的一生：

劉君強是我在湖南省立一中的同班同學，真是難得，1953年，我們兩人都考上了北大西語系，而且都被分到同一個專業同一個班，這樣，從中學到大學，我們一共同窗了整整七年。

他出身於一個貧寒的家庭，父母早亡，靠一個當小學老師的姐姐把他養大。他個子矮小，身軀單薄，頭上常冒虛汗，一看就是自幼營養不良，發育不好。他生性內斂含蓄，作風平和樸實，從一中時代起，他在班上就不起眼，但人不可貌相，他實際上大不簡單，他是班上的團支部書記，是「金日成班」的「第一號人物」。進了北大，他一年級就入了黨，不久又當上了黨支部書記，不論在哪裡，他都被領導一眼看中並委以重任，更難得的是，他也深受同學們的擁戴，大家對他好評如潮，眾口一詞，諸如「政治覺悟高，愛黨愛社會主義」「學習精神艱苦努力」「學習成績優秀」「品質好」「辦事公道，沒有個人的私心雜念」「群眾關係好，能和大家打成一片」「作風樸實謙虛」，等等，等等。在我看來，他所有這一切都不是刻意做出來的，更不是扮演出來的，所有這一切，似乎就像是他自己身體裡的血一樣，真實而自然地在流淌，我甚至覺得他本身就是真實自然。為什麼在複雜而不純淨的社會現實中他會形成如此這般的品質和特性？我雖自認為有點性格分析的能力，但一直未得要領。

到了大學四年級，他的似乎與生俱來的真實自然和純樸無私的品格又一次在複雜而嚴酷的現實中既得到了印證，也導致他頭破血流。那時，1957年來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反右」鬥爭，他因為自己不善於做作，更由於他生性善良溫和，保護了一些同學，反擊「右派」不力，而被「火線撤職」，免掉了黨支部書記之職，由另一位「有戰鬥性、勇於鬥爭」的黨員所取代。由於他的善良與平和，我們法文專業這一班至少有兩個在初期「大鳴大放」中頗有一番尖銳言詞的同學，被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放過一馬，免遭一劫，最後他積的這份德，長期被同學們所感念。

1957年，大學畢業，他作為成績優秀、品行好的模範學生留在北大西語系當法語課教師，在這個崗位上他幹得勤勤懇懇、兢兢業業。他是個老實到極點的人，一般在高校當外語教師的人，都要在分內工作之餘搞搞翻譯，種點自留地，以便在「名」和「利」兩方面增加若干個人收益，他卻長期與此種合理合法的「個人經營」劃清界限，仍全心全意撲在法語教課上，眼見其他人因有翻譯成績而名氣見漲亦不為所動，我一直很欽佩他這種操守上的定力，也覺得他如此真誠地擠壓自我的聖徒式品行未免太迂。

但遺憾的是，他這份忠於職守的高尚執著，卻在他的單位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和起碼的善待，當了幾年法語助教後，眼見再過幾年就有希望在職稱上提升一級成為講師的時候，西語系要增設西班牙語這個專業，搭建一個教研室，但北大西語系原來的西班牙語學科的基礎等於零，當時，科班出身的師資一個也沒有，怎麼辦？好在當時的中國已經有了一個「大躍進精神」——「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說幹就幹，當時，西語系的「組織上」真是膽大勝天，如此沒有基礎，卻真的幹起來了，臨時調了兩個學法文出身的助教，讓他們改行當了西班牙語專業的開創者，先到外國語學院的西班牙語專業進修一年，回來就敲響了開張鑼鼓，建立專業，招生辦學，邊學邊幹，現買現賣……這兩個受命創業者的主要一人便是劉君強。

據我所知，相當長一個時期，西語系歷屆的頭頭和核心成員幾乎都是清一色的「上海小姐」，她們就代表了「組織上」，她們作為學生幹部，以歷次運動中的積極表現而被重用。在創建西班牙語專業這個難題上，她們找了劉君強等二人去扛事應付。而劉君強呢，這一次他顯然被戴上了一頂「服從組織分配」「勇於挑重擔」的高帽子，但他原來四年學法文、好幾年教法文的資歷無形中被一筆勾銷了，這對他職稱提升的進程就是一個明顯的延緩。就這樣，他又勤勤懇懇教了好些年西班牙文。真難為他了，真箇是邊學邊教、現買現賣，甚至沒有派他到西班牙去進修過一次，其尷尬、其艱辛可想而知。

而這期間，在國外深造了西班牙語言文學的留學生、碩士生、博士生紛紛學成回國，充實了北大的西班牙語專業，以至後來北大西班牙語專業人才濟濟，名士會集，請想想，僅憑進修了一年就站在講臺上的劉君強，還站得住嗎？而且，他與妻子兩地分居多年的問題，西語系的「組織上」一直未替他解決，於是他不得不自行努力，從北大西語系調到了自己老家湖南的長沙鐵道學院外語系，重新拾起他原來的專業，又教起了法文，這樣一來，他在北大教了多年西班牙文的資歷又無形地被勾銷了。他服從組織上的命令，調來調去，在兩個專業之間，一來一往，一出一進，大概有十年甚至十多年的資歷都打了水漂，因此，當他的同齡人、同屆人的高級職稱紛紛解決的時候，他卻相當明顯落後了，而想當初，他是以優等畢業生的身份走上北大西語系講臺的。

這裡不妨舉一個例子與他比較一下：西語系有這樣一位代表著「組織上」的「上海小姐」，原來比劉君強晚兩三年畢業，是一個小師妹，但以其一副很難見到笑容的政治化嚴肅面孔與一貫「左」的革命姿態，在西語系蒸蒸日上，成了「組織上」的一員，成了劉君強的領導。要記住，自從在「反右」中因「鬥爭不力」而被火線撤職之後，劉君強就一直是個普通黨員，他成為西語系「組織上」任意派用場的棋子，而他一貫的循規蹈矩精神與對「組織上」的絕對服從，就造成了他十來年時光的虛擲，當他灰溜溜離開北大時，不論在政治地位上，在業務職稱上，他比那位上海小師妹，足足差了一大截，最後，他年僅五十多歲就倒在長沙鐵道學院的講臺上再也未能站起來。老實人與聰明人，際遇與命運竟如此不同。

劉君強，我的入黨介紹人，就是這麼一個人。在我心目中，他是黨內的真正「聖徒」，克制自我、表裡如一、從未謀私利、絕對服從組織的「聖徒」。人類歷史發展過程，幾乎每一個學派、每一種宗教、每一個政黨，都有自己最忠誠最純粹的成員、最規範的模範者、最卓絕的操守者，也就是自家的「聖人」「聖徒」，然而，每家的聖徒並不一定就是自家最有權勢、最有權威的人，而最有權勢者往往反倒是另一種行為方式者。劉君強便是前一種，他不僅未得到權勢，而且連自己合理合法的權益也未保，至於他的品行操守，也未像聖徒那樣得到過彰顯傳頌，他身上聖徒式的特質並不紅彤彤地耀眼，並不閃閃發光地奪目，而是不顯不露，平凡普通，悄無聲息。如果說，黨內有什麼人、什麼事對我曾深有感召，那便是這個身材瘦弱，悄無聲息，頭上幾乎一輩子都經常在冒虛汗的劉君強……

應該謝謝柳鳴九先生打撈的這段記憶，否則人們甚至不知道劉君強五十多歲的時候就已撒手人寰。柳先生在文中數次用到了「聖徒」這個詞，這是極高的讚譽。劉君強曾握有權力，但他沒有用之進行攀登，而是用來衝抵政策的扭曲，最終使自己成為邊緣人。當他服從調配，由法語專業而去建設西班牙語專業，這一過程包含著極大的犧牲和擔當精神，使他的事業一再地跌宕。（出於好奇，我查了一下另一個擔當者蒙復地的去向，網上說他於1968年自殺身亡）他專注於教學，專注於組織上安排的工作，而對謀取個人名利淡漠——這一切，如柳先生所言，都不是表演出來的，而是像「自己身體裡的血一樣，真實而自然」。最終，他承受了這份驕傲帶來的所有現世人生的挫折、屈辱與命運。「老實人與聰明人，際遇與命運竟如此不同。」

《回顧自省錄》

從劉君強的譯作來看，他是一個高明的侍弄語言的手藝人。他的譯文保留了才華的溫度。但他的才華沒有充分伸展，而是埋於時間的塵埃之下。當他的北大同學柳鳴九、鄭克魯佔據學科高點、獲得眾多榮譽的時候，他僅僅是一個邊緣的法語教員，在世界留下很少的痕跡。他的遭遇使我想起項羽那著名的感嘆：「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

戴望舒有詩《我思想》：

我思想，故我是蝴蝶，

萬年後小花的輕呼，

透過無夢無醒的雲霧，

來震撼我斑斕的彩翼。

劉君強，劉君強，透過你留下的閃閃發光的文字的孔洞，「金光菊和女貞子的洪流」來震撼你斑斕的彩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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