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與高適:高山流水的交情也不過如此了吧

2020-12-23 嘉嘉愛娛樂

初到成都,杜甫居住在草堂寺,高適得知,便寄詩以示關心,即《贈杜二拾遺》:「傳道招提客,詩書自討論。佛香時入院,僧飯屢過門。昕法還應難,循經剩欲翻。草玄今己畢,此後更何言?」杜甫的答詩《酬高使君相贈》言:「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祿米,鄰舍與園蔬。雙樹容昕法,蘭車肯載書。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杜甫的答詩均是在回答高適,此時,杜甫布賴於裴冕的幫助,生活暫時無憂,高適大約在得知杜甫到達成都的消息時,對杜甫的生活狀況應有所了解,因此杜甫沒有在答詩裡顯露出希望高適幫忙的意思,且「古人酬和詩,必答其來意,非若今人為次韻所居也」,劉友竹所說「高詩純屬應酬,毫無真情可言,只是聽說杜甫棲身古寺,但對他的處境十分隔膜」,這樣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高適既是執掌一州的長官,又與杜甫相交多年,流落兩川的杜甫,從此在經受艱難處境時便有了依靠。上元元年秋,杜甫因裴冕離開之後,生活逐漸困窘,便寫詩給高適,「百年己過半,秋至轉饑寒。為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適當有所表示,以緩其急難。細品其詩意還可知,適曾於此之前或屢助於杜甫,否則,詩之語氣又何如此直白?略這個分析極有道理。

夏天,杜甫作《狂夫》,詩中厚祿故人不當指高適,如果因為高適書信斷絕,對杜甫的接濟也停止的話,杜甫不應在秋天的時候託崔五給高適帶去這樣一封直白的求救信。上元元年,「高適六十歲。秋,由彭州刺史改任蜀州刺史」飛高適應在接到杜甫的求救信後就幫忙了,並且告訴他自己馬上要改任蜀州了,因此並沒有邀請杜甫去彭州。在得到高適的幫助後,杜甫生活狀況好轉,便去了蜀州新津與裴迪同遊。而後高適到了蜀州之後,杜甫當是去會面了,一首《奉簡高三十五使君》足可證明:「當代論才子,如公復幾人。騁駟開道路,鷹輩出風塵。行色秋將晚,交情老更親。天涯喜相見,披豁對吾真。」

出發時已是深秋,符合當時的情況,等到高適在蜀州安頓好之後,杜甫才前去。儘管這次會面兩人都沒有留下詩歌,我們依然不能否認兩人感情的深厚。不然,若高適一直這麼冷淡,漂泊中變得比較敏感的杜甫不會如此熱情地再三寄詩給高適了。上元二年,高適寄來《人日寄杜二拾遺》:人日題詩寄草堂,遙憐故人思故鄉。柳條弄色不忍見,梅花滿枝空斷腸。身在遠蕃無所預,心懷百憂復千慮,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人日知何處?一臥東山三十春,豈知書劍老風塵。龍鍾還恭二千石,愧爾東西南北人。

劉友竹說,「高詩頭四句情景交融,寫得較好。但其後除身在南蕃無所預』的牢騷和今年人自空相憶』的套話之外,沒有對等地對杜甫的文學成就進行評價,沒有對他的貧窮求救作出反應,只有對他落魄生涯的憐憫。」我們應結合高適詩歌的特點來分析,「與他直抒胸臆的抒情特點相適應,在語言運用上,高適大都顯得特別率直,不假修飾,用非常直觀的語言將內心喜怒哀樂的感情毫無保留地和盤託出」,的確如此。高適和杜甫的詩歌風格不一樣,素來作詩豪壯的高適,在這首人日詩歌裡愁腸寸斷、百憂千慮,算得上情真意切了。

因此我們不能拿杜甫贈給高適的情義滿滿、溢出紙外的詩歌來與高適的贈杜詩來對比,就說高適對杜甫很冷淡。誠然,杜甫沒有及時的和詩,這也不能說明杜甫就和高適之間有嫌隙了,否則,兩人應當不會再有交往。加上這年春天,杜甫一直心情很偷快,作了不少表現春日草堂閒適生活的詩歌,這也是兩人之間沒有扭踞的一個例證。上元二年,高適62歲。四五月間,蜀中大亂,段子璋反,被殺後,花敬定又作亂,據李霜琴的合理推測:

既要有力地,制止恃功驕橫的花敬定及其手下,並做好安撫穩定蜀中百姓等工作,對於已屆暮年的高適而言,無疑是一件勞神費力又耗時的事。當此之際,高適必須投入全部精力,相應地,很可能就一時顧不上對杜甫的援助。揣其時間,從花敬定縱亂到朝廷知悉並責崔光遠到以高適代崔,再到高適制止花敬定之掠並做好一系列善後事宜,當在上元二年六月到十一月間。杜甫該年秋冬時節生活困月窘,止在這個時段。因此,我們就比較好理解為何該時不見高適對杜甫伸出援助之手了。

忠厚的杜甫得知高適繁忙,必然不願意再給年高的老朋友增加負擔。況且這段時間,杜甫遇到了好朋友唐興縣劉主簿,因作《唐興縣客館記》而暫時能得到一些錢財。隨後,杜甫應李七司馬邀請,前去蜀州看造竹橋,期間必然得到款待,,這也跟高適分不開關係。成都事了,高適返回蜀州市,恰好與杜甫碰到,"己傳童子騎青竹,總擬橋東待使君」,兩人相逢的喜悅顯而易見。

並且,公事繁忙的高適在成都一得閒暇,便與王掄前去草堂探望杜甫,王掄尚且帶著美酒,高適必不會空手而來,杜甫的《王竟攜酒,高亦同過,共用寒字》可見這次聚會:「臥疾荒郊遠,通行小徑難。故人能領客,攜酒重相看。自愧無蛙菜,空煩卸馬鞍。移時勸山筒,頭白恐風寒」,杜甫在詩後自注,「高每云:汝年幾?且不必小於我。』故此句戲之」。高適和杜甫互相戲謔,如此融洽和諧,足可證明兩人的關係沒有因人日和詩、秋冬饑寒而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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