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對亞馬遜統一出版界的各路聲音中，作家群體的呼聲算是很高的一類。
反對亞馬遜有兩類訴求，一類是個人利益訴求，這一點很好理解，比如在今年9月份時，德國有超過1000名作家和出版商聯合籤署抗議信，反對亞馬遜將電子書籍低價銷售，損害作家和出版商利益，這一類在「作家反電子化」這個題目裡並不佔據很重要的地位，試想只要亞馬遜有耐心進一步與作家達成協商，平衡好雙方利益關係，那麼基於利益損失的這種訴求將會慢慢銷聲匿跡。
而另一種，我姑且把它稱之為「人文訴求」。對電視和網絡的不屑、鄙視，現在似乎成了嚴肅深刻作家的標配了。以《糾正》和《自由》走紅的美國小說家喬納森·弗蘭岑就是這類作家中的典型，且看他將電子化閱讀的危害上升到了何種的高度吧：「電子閱讀器威脅到了印刷作品中承載的永恆感。這種永恆感的缺失，終會證明電子閱讀器與司法體系和自治制度不協調」。瞧瞧吧，如果你周邊有文藝青年朋友的話，對這種論調是不是一點都不覺得陌生？「電子書沒有書香的感覺」「只有手捧著散髮油墨味的書才能算讀書」，看到沒，文藝青年談讀書，就是這麼任性！
喬納森·弗蘭岑為何會提到印刷作品具備一種「永恆感」呢？如果僅就字面意思理解的話，所謂的永恆感是紙質書編輯成書後帶來的某種高度完備健全的確定性嗎？顯然，我們不能這樣膚淺片面形式主義地看待「永恆感」。在我看來，喬納森·弗蘭岑所說的，其實是這麼一回事兒：電子化閱讀讓讀者喪失了深度的閱讀體驗，不再能沉浸在嚴肅的思考狀態中。其實，還真的有報告支撐著喬納森的這一結論，義大利某大學教授讓兩撥人分別讀一本小說的紙質版和Kindle電子版，結果是讀紙質版的那一撥人對書中的主題、內容、人物關係的領悟理解要遠遠強於用Kindle讀的那批人。
事實上，作為一個重度Kindle用戶，我也曾經有過這樣的體驗。如果我在Kindle上讀不下一本書，真的不一定是「我對這本書完全提不起興趣」，更可能的結論是「這本書不是為Kindle而生」。以今年年初的一次閱讀體驗為例吧，那是美國著名小說家唐·德裡羅的大部頭小說《地下世界》，小說是一部典型的美國後現代小說：碎片化的拼貼，沒有完整的故事情節，最要命的是這部小說的敘事結構——通篇的倒敘非常考驗讀者的閱讀毅力。我最開始買下八百多頁的紙質版，旋即被其小說的獨特性所吸引，可惜書太厚，外出時攜帶是個累贅，於是乎，就從Kindle上下單了這本書的電子版本。可沒想到的是，讀《地下世界》的電子版是一個非常令人沮喪的過程，時而一目十行，時而翻頁跳讀，本來小說自身就欠缺一定的故事性，再加上我的三心二意，這本書在Kindle上的閱讀簡直是一場無與倫比的煎熬，甚至一度讓我喪失了繼續讀這本小說的衝動。
可沒曾想，過了一段時間，當我重新翻閱紙質小說時，竟還是欲罷不能，費時二十多天終於一鼓作氣讀完。以後再用Kindle閱讀小說便老實許多，有的書堅決不再上面讀了。對此，我這樣總結道：中短篇或者小長篇，拿Kindle看的確舒服，可卷帙浩繁的大長篇不太容易在上面閱讀——記錄筆記，畫出人物關係草圖，敘事結構線，還是拿一本實體書配個筆記本比較好。
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擔心我們會失去任何禁書的理由，因為在技術統治世界的時代，再也沒有人願意去讀書了。現在看來這話說得不夠細緻，大眾不是不再讀書，而是不再深層次、重質量地去閱讀一本書，少了秉燭夜讀專心研磨的讀書勁兒。
如果再過幾年，出版業成為明日黃花，Kindle相對而言，其實還是「最不壞的電子閱讀器」。畢竟它是以閱讀為唯一目的的電子工具。如果在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上，你剛一打開某個電子書App，微信提示告訴你，朋友圈有人回覆你了，淘寶提示你網購的東西馬上就要到貨了，這時不妨想想：打開的電子書界面在你的設備上能停留多長時間呢？
註：本文首發iDoNews 專欄，轉載請註明來源和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