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
西方「馬克思學」在學術發展日趨規範之後，先後發展出文獻考訂法、思想闡釋法和差異分析法等具有自身特殊性的規範化研究方法，並在近四十年中表露出一種明顯的方法論的「解釋學轉向」。這些思想史研究方法客觀上曾經促進了我國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科學發展，但是建設「21世紀馬克思主義」又提出了新要求。通過與西方「馬克思學」的批判對話，一方面需要歷史認識與把握這些思想史研究方法，另一方面需要批判神話這些研究方法的做法，認識到這些方法的限度。在充分吸收借鑑包括西方「馬克思學」在內的國際先進經驗的基礎上，創新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研究方法體系。
關鍵詞：
西方「馬克思學」；文獻考訂法；思想闡釋法；差異分析法；研究方法體系
20世紀30年代，也就是馬克思逝世半個世紀後，西方「馬克思學」的學術發展日趨規範，其思想史研究方法逐漸達到西方學院化研究的普遍水平，先後發展出文獻考訂法、基於文本的思想闡釋法、差異分析法等具有自身特殊性的規範化研究方法，並在近40年中表露出一種明顯的方法論的「解釋學轉向」。歷史地看，這些思想史研究方法不僅推動了西方「馬克思學」的規範化發展，而且通過學術競爭的方式，客觀上對中國的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科學發展發揮了促進作用。中國的馬克思恩格斯研究之所以能在50年左右快速度過「學徒」期，達到今天的科學化水平，從某種意義上講，與這些方法的「磨刀石」作用有直接關係。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學術界必須儘快克服「學徒」心態，基於自身足以和西方學界平等對話的科學研究成果，批判繼承這些方法，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科學方法體系，不負世界馬克思主義學術界的期待，將中國建成21世紀國際馬克思恩格斯科學研究的新中心。
過猶不及：文獻考訂方法及其「神話」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沒有充分可靠的文獻，再優秀的思想史研究者也只能枉自嗟嘆。19世紀90年代初以後，隨著歐洲工人階級政黨取得越來越大的政治成功，國際社會主義陣營以及資產階級學術界都產生了越來越強烈的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研究需要，首當其衝的攔路虎就是缺乏必要的文獻。作為一位嚴謹的科學真理探索者，馬克思總是以極為苛刻的標準對待自己的作品，因此生前公開出版的著作並不多，但他留下了六大箱手稿遺產。這些手稿的保存狀況並不理想，以至於恩格斯花了1年時間，才把它們連同馬克思的藏書初步整理清楚。1911年，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以及當時流亡奧地利的俄國馬克思主義學者梁贊諾夫聯名提出「維也納計劃」，倡議根據馬克思的手稿遺產，運用文獻考訂方法編輯出版高質量的馬克思著作全集，但被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婉拒。在後者看來，較之於現實的政治鬥爭，整理、出版這些手稿並不具有最高的優先性。十月革命勝利後，在列寧的支持下，梁贊諾夫終於有機會實現自己當年的學術理想，領導實施《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訂版（MEGA1）的編輯出版工作。MEGA1的方法論基礎是文獻考訂方法，就是希望「通過清晰的編排，準確地再現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思想遺產」，其應當「提供的是……全部以手稿形式遺留下來的未發表的著作、全部發表過的文章和未完成稿」，「除了發表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全部書信外，還發表第三者寫給他們的全部書信」，「全部著作和書信都以原著文字發表」。就這樣，憑藉MEGA1的橫空出世，文獻考訂方法，這一起源於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西方古典學研究，過去主要運用於馬丁·路德、康德等德國「古典」時代大思想家著作編輯出版的規範化方法，被史無前例地運用到了馬克思恩格斯這兩位具有巨大現實性的偉大思想家身上。
在馬克思恩格斯研究中，文獻考訂方法是一項基礎性的方法。只有在運用它編輯整理出來的可靠文本系統基礎上，科學的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研究才不是空中樓閣。具體說來，文獻考訂方法需要完成下列工作：第一，馬克思手稿的文字識別。馬克思的書法不僅具有19世紀的特徵，而且富於個性，極難識別。只有經過專業人士審慎的識別，馬克思的手稿才能從看得見的「天書」轉變為可閱讀的文本。第二，馬克思散亂手稿的文本結構恢復。馬克思手稿有的是成本的，有的則是未裝訂的散頁，後者的文本結構很容易被破壞。只有經過仔細的考訂，後者被破壞的文本結構才能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復，便於思想史研究者使用。第三，馬克思手稿創作時序的確定。越是到思想發展的關鍵時刻，馬克思的創作活動就越活躍，會在較短時間內經歷劇烈而複雜的變化留下系列手稿。對於思想史研究來說，這些手稿的創作時序無疑非常重要，但馬克思本人通常無暇也無意專門標記它們，只能通過精細的比較鑑別加以確定或大致推定。第四，文稿真實歸屬的考訂。馬克思恩格斯曾匿名或者未署名發表過一些文章，出於友誼和相互幫助的需要，他們還曾相互代筆並發表過一些文章，且未留下明確的交代。哪些匿名或未署名文稿是馬克思恩格斯創作的？某些署名文稿的實際作者究竟是馬克思還是恩格斯？這些都只有經過深入的考訂方能確定。第五，歷史性的名詞、術語、概念等的考訂。馬克思的手稿創作是歷史性的。隨著時間的流逝，手稿中涉及的許多人物、著作、器物、事件等會被人淡忘甚至遺忘，術語、概念等涵義會發生或小或大的改變。只有經過必要的考訂，這些歷史性的名詞、術語、概念才能從理解的障礙甚至陷阱，變成準確理解的多元坐標系。
文獻考訂方法是馬克思主義者倡導的，但後來似乎變成了西方「馬克思學」的「專利」。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西方「馬克思學」總體上不怎麼關注文獻考訂方法，一則MEGA1當時流傳不廣泛，限制了西方學界對這一方法的了解；二則當時的西方「馬克思學」還沒有或不願承認馬克思是一位偉大思想家，從內心裡排斥用這種過往都是應用於偉大思想家的方法來對待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蘇聯馬克思主義取得越來越大的成功，西方「馬克思學」開始重視這一方法，甚至力圖通過運用這一方法達成反對蘇聯馬克思主義的目的。標榜自己是梁贊諾夫MEGA1學術傳統繼承人的馬克西米裡安·呂貝爾就曾直言不諱地說，他之所以要為梁贊諾夫傳統即文獻考訂方法申辯，是因為「我（呂貝爾——引者注）把它理解為對各種蒙昧主義理論體系的傳播在理論上所做的自衛還擊」。20世紀70年代，蘇聯和民主德國啟動新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訂版（MEGA2）的編輯出版工作，但西方「馬克思學」卻拒斥這一運用文獻考訂方法的最新科學成果，理由是該方法被意識形態滲透了。然而，當蘇東解體、MEGA2的話語權轉移到西方「馬克思學」手中後，我們看到，西方「馬克思學」卻極力標榜文獻考訂方法是真正的科學方法，同時試圖貶抑老MEGA2，將自己塑造為文獻考訂方法的唯一合法「傳人」。
從梁贊諾夫到西方「馬克思學」，從MEGA1到老MEGA2再到新MEGA2，一個多世紀以來，文獻考訂方法不斷證明自己不可撼動的基礎性地位與作用，同時也讓我們看到，這一方法也有其不可超越的界限，一旦越界就會膨脹為新的「神話」。首先是文本即目標神話。食材再好，也不天然就是美食。無論如何肯定其重要性，我們都必須看到，文獻考訂方法只是一項重要的基礎加工方法，其使命就在於為後續的深加工提供合格乃至優質的原料。但在某些西方「馬克思學」家及其國內追隨者那裡，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目標不是思想而是文本，仿佛只要有了考訂精良的文本，思想就自然呈現了，只要確定了文本的創作過程，思想的發生過程就不言自明了。其次是文本結構與歷史重建的完全可能性神話。馬克思手稿當然存在客觀的、唯一的歷史與結構。但這種客觀唯一的歷史與結構能否得到有效重建，既取決於方法是否科學，也取決於手稿保存現狀是否允許。歷史地看，馬克思恩格斯那些保存現狀較好的手稿都已經得到了有效重建，且在學術界形成共識，剩餘極小部分保存現狀不好的手稿在客觀上都不具備有效重建的基礎。然而，某些西方「馬克思學」家及其國內追隨者卻偏執地相信，所有手稿的有效重建都是完全可能的，許多無謂的爭論因此而生。最後是文獻考訂的絕對客觀性神話。文獻考訂工作是由具體的學者承擔的，無論如何克制，後者的政治與學術態度、立場都不可能完全不影響其工作。就此而言，文獻考訂無法做到絕對客觀。冷戰結束前，西方「馬克思學」家抨擊蘇東學者的文獻考訂有意識形態性，因而是不科學、不值得信任的。可如今，某些西方「馬克思學」家及其國內追隨者卻標榜自己的工作是絕對客觀的，成果是不容置疑的，仿佛他們生活在意識形態真空中似的。
適可而止：基於文本的思想闡釋方法及其限度
基於文本的思想闡釋是近現代西方哲學史和文學史的基本研究方法。該方法把哲學和文學文本從本質上看作世界觀或信念的陳述，研究者的任務就是發掘、闡釋包含在文本中的世界觀或信念，以及它們的形成與發展。這一方法看起來很學術、很「高大上」，其實有非常基礎、平常的應用：基礎教育中的閱讀理解，用的就是這種方法。當然，兩者的差別是巨大的。首先，哲學史和文學史研究面對的文本更多樣、更複雜，除了公開出版物，還有手稿、筆記、書信、對話訪談記錄等未完成、非公開的文本，包含在這些文本中的世界觀或信念往往是含糊的、碎片化的甚至是矛盾衝突的，總之，不是輕而易舉就能完整把握的。其次，哲學史和文學史的理解主體具有更強的主體性，他們不像未成年人那樣猶如一潭清澈的池水，簡單地反映、接受文本的倒影，而是像成分不同的酸液，要把文本按照自己的方式進行清洗，然後建構出自己認同的思想世界來。最後，哲學史和文學史研究受時代潮流的影響更深入，例如，弗裡德裡希·荷爾德林被遺忘了近一個世紀後才被重新發現，列入德國歷史上偉大詩人的行列；英國小說家戴維·勞倫斯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出版後長期被斥為「色情小說」，但最終成功在世界文學史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上述原因最終導致基於文本的思想闡釋是一種看似簡單然則只有經過長期訓練才能掌握的精妙「技藝」。
西方「馬克思學」對基於文本的思想闡釋方法的引入、運用經歷了一個較為複雜的變化過程。十月革命前，除了極個別可以使用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第二國際理論家外，絕大多數一般研究者都不得不藉助前人的闡發，對相當有限的馬克思恩格斯文本進行再闡釋，在這種條件下，基於文本的思想闡釋顯然不具有太大的現實性。十月革命後，在蘇聯的大力推動下，馬克思恩格斯文獻的編輯出版進入一個新時代，越來越多的文獻從上鎖的密室裡來到研究者的案頭，不斷豐富思想闡釋的文本來源，MEGA1的出現更是使文本的質量得到有力保障。進入20世紀30年代以後，西方「馬克思學」的規範化程度發生質的變化，少數學者開始自覺地要求直接基於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對他們的思想進行闡釋，若干至今仍具有學術價值的論著隨之出現，如雪梨·胡克的《對卡爾·馬克思的理解》（1933）、《從黑格爾到馬克思》（1936）、以賽亞·伯林的《卡爾·馬克思的生平與環境》（1939）等。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基於文本的思想闡釋方法在西方「馬克思學」研究中日益普及，並與越來越豐富的馬克思恩格斯文本相結合，產生了豐富的學術成果，推動西方「馬克思學」走向全盛。從文本中研究者究竟希望闡釋出什麼呢？一般說來，研究者是希望闡釋出文本作者客觀的因而也應當是唯一確定的世界觀或信念及其發展變化。不過，在學術史上存在一種頗為普遍的現象，就是一門學術研究經過長期成熟發展後會出現所謂的「解釋學轉向」，即研究者不再執著於文本中曾經存在過的那個思想世界，而更在意自己對那個思想世界的主體建構，用中國哲學的話講，就是從「我注六經」走向「六經注我」。就西方「馬克思學」而言，這種轉向大約出現於20世紀80年代初，至90年代以後變得逐漸清晰可辨。
20世紀90年代末，南京大學張一兵教授針對國內已有基於教科書原理體系闡釋馬克思文本的傳統研究方法，提出「回到馬克思」的口號，主張基於文本闡釋馬克思的思想，在國內學界產生廣泛影響，引領、推動國內馬克思主義研究方法的根本轉變。從根本上講，「回到馬克思」倡導的文本學研究方法是中國傳統優良治學方法的當代創造性繼承和轉化，與西方「馬克思學」基於文本的思想闡釋方法確有殊途同歸之妙。兩者的分野在於，前者具有更強的自我反思精神，拒絕把自己絕對化，從而能夠發現後者不能完全自覺的各種界限。
第一，任何闡釋都具有內在的不可逾越的「理解的前結構」。基於文本的思想闡釋能夠通達文本的絕對客觀性嗎？絕大多數西方「馬克思學」家往往不思考或者迴避思考這個問題。20世紀的科學哲學家早就發現，即便單純的觀察這種經驗活動都「滲透著理論」，更何況闡釋這種理性建構活動呢？就其本質而言，基於文本的思想闡釋同樣是一種具有主體性的再建構活動，滲透在這種再建構活動中的「理解的前結構」是不可揚棄、不可逾越的，會內在限定人們對馬克思恩格斯文本所提出的「總問題」，進而大致決定再建構出的思想圖景的基本輪廓與趨勢。例如，人們通常以為自己面對的是馬克思恩格斯的一個一個文本，而事實上人們是以對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發展的總體模型為中介去面對這些文本的。作為「理解的前結構」的總體模型不同，人們解讀出來的思想及對它們的判定也就不同。同樣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在相信馬克思思想發展是一個線性進化過程的蘇聯學界眼中，和在與蘇聯學界截然相反、認為馬克思思想發展是一個不斷倒退、退化過程的西方「馬克思學」眼中，形象、地位自然是不同的。為什麼我們會認為《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是馬克思主義形成過程中的一個高峰，但其本身卻是不成熟的、過渡性的？說到底，是因為我們認同的馬克思思想發展模式更辯證也更符合偉大思想家的一般發展規律：馬克思主義的形成是一個基於兩條不同邏輯的多次結構突變過程，《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是這種突變過程中的最高峰，但馬克思主義在形成之後的發展則具有更典型的累積進化特徵。
第二，思想闡釋必須基於文本，但絕不是說文本越多就一定越好。不少西方「馬克思學」家及其中國追隨者有文本崇拜心理，一心想佔有更多的文本，以為這樣就能更好地闡釋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及其變化。對於思想闡釋而言，文本越多就一定越好嗎？這要看文本的類型。馬克思恩格斯數量龐大的文本遺產可以分為四種類型。一是馬克思恩格斯本人生前的公開出版物。這類文本清晰、穩定地展現了馬克思恩格斯在特定時間點的思想圖景，是人們對他們進行思想闡釋的標準剖面。不過，這類文本有點像大海上的冰山，不僅數量少，而且只能看見複雜、龐大過程的局部（特定階段的思想發展終點）。二是前者的過程性文獻，如手稿、準備材料等。這類文本雖然是未完成的，表達的清晰性和思想結構的穩定性也不如前者，但卻在基本確定的框架中展現了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發展更豐富、更生動的細節，更便於觀察他們的思想生成過程與機制。三是馬克思恩格斯的摘錄、筆記和批註等自由探索型文本。在這類往往是高度碎片化的開放式文本中，處於理論突破前夜的馬克思恩格斯進行著自由而艱難的思想探索，璀璨的思想閃光不時划過黑暗的夜空，令人著迷。它們為何以及如何出現？相互間是否存在聯繫以及何種聯繫？這些曾經客觀存在過的原因事實上已經退隱到文本碎片間的黑暗中，較難甚至很難再確定把握。四是馬克思恩格斯的書信（包括他們所寫的書信以及別人寫給他們的書信）。這類文本通常是依附性的，其可利用程度與依附其上的前三類相關文本的保存狀況有關。研究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形成與發展，當然應當基於確定性探索可能性與未知，在充分依靠第一類文本的前提下，綜合使用四類文本。但不少西方「馬克思學」家及其中國追隨者往往不重視甚至不信任乃至排斥第一類文本，迷信、片面倚重第三類文本，結果只能是佔有的越多，想像的無限可能性越多，但方位感和確定性越喪失，與其他研究者達成共識也越困難。
第三，思想闡釋需要回到社會歷史語境，但歷史事實的細節也絕非越多越好。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是在具體的社會歷史語境中創造、發展起來的，所謂文本也都是在這種社會歷史語境中被創作出來的。因此，要想更好地把握文本，不能僅僅以文本為中心，還需要回到文本得以創作的歷史語境中去。怎樣才能回到過去的社會歷史語境呢？這就需要基於充分歷史細節的歷史語境重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馬克思學」在這個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很大成績。不過，近年來，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一些西方「馬克思學」家對馬克思恩格斯時代的歷史細節尤其是私人生活史表現出了越來越強的探求衝動，仿佛這樣的歷史事實越多越有利於闡釋思想似的。這種衝動顯然是偏執的。就像歷史語境主義思想家昆廷·斯金納指出的那樣：「如果所有哲學文本都是一種朝向公共領域的社會行動，那麼我們最終得到的不是某個個別作家的文本，而是話語。要理解其中一個文本就必須同時理解其他所有文本。」回到社會歷史語境，關鍵是回到馬克思恩格斯與那個時代的思想關係。只有那些與這種思想關係有內在聯繫的歷史事實才是真正有價值的，也才是越多越好的。
第四，思想闡釋需要激發主體性，但決不能經由主體性走向主觀主義。20世紀80年代以後，西方「馬克思學」的「解釋學轉向」悄然出現。這在很大程度上與解釋學、後現代主義思潮等對西方「馬克思學」的方法論影響有關。「解釋學轉向」的親歷者特瑞爾·卡弗就說：「伽達默爾和利科的解釋學、德希達的解構，以及劍橋的『情境主義者』，都極大地改變了對文獻的理解方式，也同時改變了對作者意圖、語言本身的地位和重要性以及書寫者本人角色的看法等。對馬克思的闡釋工作有必要與這種後現代思想時代保持同步。」就打破文本中心主義、更強激發研究者的闡釋主體性而言，西方「馬克思學」的「解釋學轉向」確實發揮過積極作用。不過，當這種轉向越走越遠時，我們看到，以馬克思恩格斯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和以自我為中心的思想創造、「照著講」和「接著講」的應有界限被突破。激發主體性原本是為了更好地通達客觀性，結果主體凸顯了，客體卻被遮蔽了。這種主觀主義顯然不是人們想要的。
不語怪力亂神：差異分析方法及其限度
差異分析方法是一種主要由西方「馬克思學」發展出來的、用於解釋馬克思恩格斯思想關係的思想史研究方法。簡單地講，這一方法就是同中挑異，通過羅列對比馬克思恩格斯在具體觀點表述層次上的差異，否定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內在同一論，影射或引申出馬克思恩格斯存在差異乃至對立的結論。與科學技術的發展方式不同，哲學社會科學的創新發展較少通過合作方式完成，像馬克思恩格斯這樣全面深入的理論合作無疑是空前的。那麼，應當怎麼看待馬克思恩格斯的這種合作關係呢？「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選擇不同的視角，自然會看到不同的景觀。馬克思的女婿保爾·拉法格等在馬克思恩格斯教導下成長起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大多堅信馬克思和恩格斯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資產階級學者則更希望看見兩者的差異，甚至臆想兩者基於偉大友誼的偉大合作的「虛假性」：「1844年以來，關於兇惡的恩格斯誘騙善良的馬克思的小品文多得不勝枚舉。」儘管伯恩斯坦在19世紀末、盧卡奇在20世紀20年代初就以不同方式提出馬克思恩格斯關係問題，但西方「馬克思學」真正開始關注這個問題進而發展差異分析方法，卻是20世紀30年代以後的事情了。那時候，以蘇聯的巨大成功為背景，形成中的史達林主義不斷強化自己在國際馬克思主義陣營中的領導地位，給第二國際社會民主主義、新興的第四國際託洛茨基主義帶來巨大壓力，後兩者也不斷採取行動，力圖通過指認恩格斯是史達林主義、蘇聯馬克思主義的直接源頭來否定後者的理論正統性。這種伎倆很快在受後兩者影響的西方「馬克思學」家那裡得到應用，進而在20世紀60—80年代成為一種相當流行的研究方法。
西方「馬克思學」對差異分析方法的應用大致經過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局部的差異分析，代表人物是雪梨·胡克。胡克的馬克思研究受到盧卡奇和柯爾施的重要影響，重視對馬克思辯證法的闡釋，反對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在1933年的《對卡爾·馬克思的理解》中，他只是含蓄地指出：「必須將那種把辯證法用於自然的企圖看作同自然主義者的出發點相矛盾的而予以排除，馬克思本人從未談到一種自然辯證法。」在1940年的《理性、社會神話與民主》中，他則聚焦自然辯證法，不僅認為馬克思恩格斯對辯證法的理解不同，而且認為恩格斯對辯證法術語的使用本身就是含混矛盾的，最終將矛頭直指蘇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理論體系，認為「從歷史和從分析上來說，相信自然辯證法，這是從普羅提諾到黑格爾的每一形上學唯心主義體系的中心學說。盛行於今天的辯證唯物主義的差不多每一個變種，都是由有政治動機的形上學唯心主義在現代科學的肌體上所產的私生子」。在20世紀60年代以前，西方「馬克思學」對差異分析方法的應用主要集中在辯證唯物主義領域，較少涉及歷史觀和政治經濟學。
第二階段是系統的差異分析，代表人物是呂貝爾和諾曼·萊文。進入20世紀60年代以後，西方「馬克思學」在馬克思恩格斯關係問題上的認識經過量的積累開始發生質變，由局部差異論走向全面差異或對立論。當時有不少著名的西方「馬克思學」家表達過近似的觀點，其中影響最大的當屬呂貝爾，他不僅將西方「馬克思學」的恩格斯研究推向一個全新階段，而且也將西方「馬克思學」對馬克思恩格斯的差異分析從局部推向全面。1975年，萊文出版《可悲的騙局：馬克思反對恩格斯》一書，全面系統闡發了自己關於馬克思主義和恩格斯主義對立論的觀點，在國際學界引起轟動，也激勵了更多西方「馬克思學」家運用差異分析方法去找尋馬克思恩格斯的系統差異。不過，系統的差異分析顯然過於激進，真正能觀察到底的，恐怕唯萊文一人而已。
第三階段是解釋學的差異分析，代表人物是特瑞爾·卡弗。按照西方「馬克思學」的既有觀點，馬克思要麼是被恩格斯欺騙了，要麼是因為經濟原因被迫對恩格斯的背離、篡改保持沉默。隨著研究的不斷推進，人們逐漸發現，這兩種看似言之鑿鑿的觀點其實都經不住嚴謹的思想史拷問。於是，20世紀80年代以後，一方面，馬克思恩格斯一致論開始復興；另一方面，馬克思恩格斯差異論、對立論開始變得溫和。最有代表性的著作當屬卡弗的《馬克思與恩格斯：學術思想關係》（1983）。在這本書中，卡弗不僅承認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關係、恩格斯對馬克思的影響，而且開始對差異分析方法進行解釋學的改造，強調馬克思恩格斯關係問題其實是一個解釋學問題，力圖將人們關注的差異、對立由文本的客觀世界轉移到研究者的主觀世界中去。
在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史研究中，差異分析方法的出現無疑是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的，畢竟馬克思主義是由馬克思恩格斯這兩個獨立的思想主體合作共同創立和發展出來的，人們需要引入一種不同於研究單個主體的新方法來解決這一新課題。在20世紀馬克思恩格斯研究史上，該方法的學術貢獻也是不容否定的。它猶如一條鯰魚，以引發學術爭論的方式激活了學術界，激勵研究者們不斷開闢研究馬克思恩格斯關係的新角度、不斷解決同時代學者提出的新問題，推動我們對馬克思恩格斯關係的認識不斷走向深入和全面。但是，不管在國際學界，還是在國內學界，差異分析方法事實上都常常受到詬病。箇中的原因並不複雜，就是西方「馬克思學」家在運用該方法時，往往語不驚人死不休，刻意突破該方法應當固守的一些界限，炮製出一系列聳人聽聞的觀點，招致人們的質疑與反對。
第一，不應以「有罪推定」為前提。世界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更不可能有兩個完全相同的人。馬克思與恩格斯存在差異是必然的，比較這些差異也是合理的，問題的關鍵在於比較的前提是什麼的。很清楚，從雪梨·胡克以降，西方「馬克思學」認為馬克思、恩格斯不僅存在差異，而且是本質上不同的兩條理論和政治路線的差異。在他們看來，馬克思、恩格斯的關係猶如「冬蟲夏草」：冬天（19世紀），馬克思是活的蟲體，恩格斯是寄生其上的真菌；夏天（20世紀），恩格斯的路線（真菌）反客為主扼殺了馬克思的路線（蟲體），冒名頂替成為影響巨大的思想力量。有了這種刻板印象，西方「馬克思學」自然像丟了斧子的「鄰人」，怎麼看恩格斯都像偷斧子的「鄰人之子」。然而，等找到斧子後，丟斧子的「鄰人」再看「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斧者。其鄰之子非變也，己則變之。變之者無他，有所尤矣」。也就是說，真正有問題的不是恩格斯，而是被「有罪推定」蒙蔽的西方「馬克思學」家。
第二，不應無視時代發展的歷史變量。1845年共同創立馬克思主義之後，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發展並沒有「終結」，而是繼續保持與時代的批判對話關係，因時而化，不斷發展：1849年流亡英國之前是一個時期，他們主要基於歐洲大陸的資本主義發展和社會主義運動進行批判思考；1883年馬克思逝世前是第二個時期，此時他們思考的社會歷史基礎從總體上轉換為了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在1883—1895年這第三個時期裡，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社會發展在整個西歐取得巨大成功，工人階級運動也蓬勃發展起來，這個「新時代」構成了晚年恩格斯理論思考的社會歷史基礎。有鑑於此，對馬克思恩格斯進行差異比較，必須把歷史變量充分考慮進去，否則就會出現「關公戰秦瓊」式的鬧劇。但大多數西方「馬克思學」家缺乏這種歷史意識，只願意聚焦直接的觀點表達，進行形上學的抽象比較。
第三，不應無視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分工。20世紀30年代以後，隨著相關文獻的不斷出版公開，西方「馬克思學」對馬克思恩格斯的哲學論述進行了大量比較，結果發現：1848年以後，馬克思很少討論哲學問題，從基本體系到主要觀點，人們所熟悉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主要源於恩格斯的論述。怎麼解釋這個現象？大部分西方「馬克思學」家接受了具有陰謀論色彩的差異論或對立論，認為這只能說明馬克思主義是由恩格斯「發明」的，馬克思不是蘇聯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者」。到了70年代以後，逐漸有西方「馬克思學」家覺得陰謀論站不住腳，開始回歸常識，承認馬克思恩格斯存在理論分工，很多理論表達的差異應當是由不同的分工任務決定的。1849年以後，馬克思主要承擔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創新工作，面對的主要是同時代的資產階級學術界；與此同時，恩格斯則肩負起了指導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重任，主要面向工人階級群眾，開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普及化工作。對象不同，需要不同，馬克思恩格斯的內容選擇和講述方式自然不可能相同。由是觀之，絕大多數所謂差異都能得到合理的說明。
第四，不應惡意揣測人性。馬克思恩格斯的偉大友誼令所有知情人感動。馬克思女兒愛琳娜·馬克思就曾說：「關於我父親和恩格斯之間的友誼，我和其他許多人都已經談過。這種友誼將來一定也會像希臘神話中達蒙和芬蒂亞斯的友誼那樣，成為一種傳奇。」過去，西方「馬克思學」主要是在馬克思恩格斯的經濟往來上做文章，近半個世紀則轉到了恩格斯對馬克思著作手稿的編輯出版上來，甚至有學者提出《資本論》第二、三卷近乎恩格斯的偽作，應當徹底推翻。難道晚年恩格斯花費10年時間去編輯出版《資本論》第二、三卷等馬克思著作，卻不希望真實再現馬克思的思想？這顯然不符合人性人情的常識。
展望具有中國特色的
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研究方法體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系統化的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研究在我國悄然紮根，經過近30年的緩慢孕育，在改革開放後迅速成長、成熟起來。70年來，我們植根中國悠久的學術研究傳統，始終以開放的姿態向國際先進同行學習，不斷開拓創新，用了不到50年時間快速度過「學徒」期，成為當前國際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研究領域中的核心參與者。環顧當今大勢，世界歷史格局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馬克思主義發展格局正在進行重大調整，繁榮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重任已不可避免地落在中國身上。「江河萬裡總有源，樹高千尺也有根」。發展馬克思主義離不開對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完整準確理解。深入推進中國的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研究，奮力開創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研究新篇章，歷史地成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的一項神聖使命。在充分吸收借鑑包括西方「馬克思學」在內的國際先進經驗的基礎上，創新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研究方法體系，也就成為當下一項亟待完成的重要工作。
第一，這個研究方法體系應以馬克思主義信仰為基。「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中國傳統治學之道崇尚知行合一，主張篤信篤行，推進堅定信仰基礎上的紮實學術研究。20世紀80年代後，隨著馬克斯·韋伯「價值中立」說的傳入，有人開始懷疑這種傳統，仿佛只有去信仰、去意識形態的研究才是真正科學的。這是對韋伯觀點的誤解。「價值中立」絕不是要求學者放棄自己的社會理想，以超然物外的絕對客觀性進入研究領域，而只是要求暫時停止價值判斷，以嚴謹的科學態度從事社會科學研究，負責任地作出自己的行為選擇。我們的思想史研究過程應當「價值中立」，即排除任何基於價值觀的學術成見對研究活動的幹擾，儘可能完整準確地把握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及其過程。「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不理解、不認同馬克思主義革命信仰的人，永遠不可能真正進入馬克思恩格斯的偉大心靈。只有以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為基，這個研究方法體系才能點石成金，成為打開思想之門的鑰匙。
第二，這個研究方法體系應當能夠引導我們回到思想得以生成的完整歷史。「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要想真正準確把握思想，我們就必須能夠回到思想得以生成的「現實生活過程」，即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時代生活中去。能夠回到的歷史越相關、越完整，我們對思想的把握就會越準確、越深入。因此，這個研究方法體系應當能夠引導我們回到四重完整歷史，即以物質生產方式變革為核心的社會史、與前者相伴而生的科學觀念文化史、馬克思恩格斯投身其中的無產階級運動史，以及他們創造思想的個人心靈史。
第三，這個研究方法體系應當能夠指引我們把握文本中的思想。文本是思想的棲居之所。不見文本，豈能見思想？不過，我們必須明白，「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我們的目標是文本中的思想，而非文本本身。西方「馬克思學」的教訓已經充分說明，文本具有魅惑力，能夠像塞壬的歌聲那樣迷惑船員的心靈，讓後者喪失前進的動力。是買櫝還珠、迷失在文本之海，還是以文本為舟、抵達思想的彼岸？這取決於我們的選擇。因此，這個研究方法體系應當像奧德賽那樣，不僅要能引導我們發現文本、走向文本，更要能引導我們從文本走向思想、透過文本發現思想。
第四，這個研究方法體系應當能夠照亮思想的當下。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是活在當下中國的活思想。「馬克思主義的命運早已同中國共產黨的命運、中國人民的命運、中華民族的命運緊緊連在一起，它的科學性和真理性在中國得到了充分檢驗，它的人民性和實踐性在中國得到了充分貫徹，它的開放性和時代性在中國得到了充分彰顯！」因此，這個研究方法體系不僅要能照亮思想的歷史，還要能為思想的當下提供光明。具體地說：一是有助於史論結合，為馬克思主義原理的當代研究傳播學習提供幫助；二是有助於關照現實，為發現中國問題、解決中國問題提供支撐；三是有助於創新繼承，為我們像馬克思恩格斯那樣創新理論、發展馬克思主義提供指引。
本文發表於《探索與爭鳴》2020年06期
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西方『馬克思學』形成和發展、意識形態本質及其當代走向研究」
作者簡介
張亮，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暨哲學系教授，教育部青年長江學者。
編輯/王振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