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晚年馬克思發展了其早期的交往理論，對交往類型進行了多角度分析，對戰爭、宗教改革、遷徙和移民、殖民、暴力掠奪、聯姻、國際貿易等交往方式進行了深入的歷史考察，深化了唯物史觀理論。晚年馬克思的交往思想是我們正確認識及有效應對全球化的理論工具，是中國改革開放提出及深化的理論依據，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新視角，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源頭。
關鍵詞：晚年馬克思/交往思想/交往方式
作者簡介：王曉紅，中央民族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 100081
標題注釋：本文系北京高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央民族大學)項目(項目號：18A04S30)，2018年度「中央民族大學青年教師科研能力提升計劃」的階段性成果。
長久以來，學界主要關注的是《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共產黨宣言》《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資本論》等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中的交往思想，對晚年筆記中的交往思想極少關注。事實上，交往乃是馬克思終其一生一直關注的重要問題。晚年馬克思在其早期交往理論的基礎上，在「人類學筆記」(即《古代社會史筆記》)《歷史學筆記》等文獻中，發展了其交往理論，拓寬了其研究範圍，深化了唯物史觀理論。本文立足於晚年馬克思的筆記群，嘗試梳理和概括出交往的類型、交往的形式等問題，並就其當代意義進行初步探討。
一、交往類型的多角度分析
由於受到蘇聯模式的影響，《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交往範疇僅僅被看作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當時正在形成中的生產關係概念，是一個不成熟的、將會被替代的過渡性概念。①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隨著實踐和人的發展問題討論的深入，尤其是隨著哈貝馬斯以「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為主旨的「交往行動理論」的提出，國內學界開始重視馬克思交往理論的研究，並且持久不衰，提出了諸多新看法新見解。關於交往的內涵，學界主流觀點認為，交往是唯物史觀中的重要範疇，「交往關係」「交往方式」「交往形式」等概念不同於「生產方式」「生產關係」，也不是「生產關係」的雛形，而是有獨立存在的意義和豐富的內涵，其中包含了生產關係。②另有觀點認為，交往作為活動性範疇是與關係性範疇相統一的，交往關係與生產關係雖然有聯繫，但是有根本的區別，二者是兩個不同的獨立的概念和範疇。③
事實上，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曾對「交往」概念做了較為明確的界定和說明。他指出，社會都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人們決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的生產力，不能自由選擇與社會生產力發展相適應的交往形式、社會形式。生產力發展的階段不同，交換和消費形式也不同，相應的社會制度、家庭、等級或階級組織也不同。「為了不致喪失已經取得的成果，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實，人們在他們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適合於既得的生產力時，就不得不改變他們繼承下來的一切社會形式。——我在這裡使用『commerce』一詞是就它的最廣泛的意義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詞那樣。」④「Verkehr」一詞在德文中意義極為廣泛，主要是指交通、運輸、通信等物流方面的意義，也指交換、流通以及男女交合之意。英文的「commerce」一詞主要是指商業、貿易，尤指大規模的商品貿易。可見，在馬克思那裡，交往和實踐是人類的兩大主體活動，二者互為產生的前提和基礎，相互促進，共同發展。交往具有非常寬泛的意義，是指交往主體之間的交往關係和交往活動。交往關係既是交往活動的前提又是交往活動的結果，二者也是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
晚年馬克思曾在不同場合使用交往概念。我們可以根據不同的角度，將馬克思的交往概念劃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第一，根據交往內容，交往可以劃分為兩性交往、物質交往和精神交往。馬克思指出，男女之間的交往是人和人之間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關係。在這種自然的、直接的關係中，人同自然界的關係與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具有了直接的統一性。在原始交往過程中，兩性交往為主導，起支配地位，血親、姻親交往是主要的交往形式。發展到文明交往階段後，物質交往與精神交往(包括經濟、政治、思想、文化、道德、軍事、科技等等內容)成為兩大基本類型，物質交往是核心，是其他交往的基礎。
第二，根據歷史時期，交往可劃分為原始自發的交往和文明的自覺的交往。晚年馬克思重點關注了原始交往和前資本主義社會的文明交往。在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等晚年筆記中，馬克思認識到，人類一誕生就必須過群居的生活，只有依靠集體的力量才能在自然界中求得生存，人類社會在此基礎上產生。為了對抗自然或者共同的敵人，原始社會的不同群體之間會發生互動、進行交往，包括爭奪食物和生存空間等等。在為了更好地生存所發生的一切互動和交往中，兩性交往、血親和姻親交往是原始交往中最穩定的交往方式。「在血緣親屬關係的基礎上組織成氏族」，⑤氏族經歷了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演進，又發展為胞族、部落和民族。在《歷史學筆記》中，馬克思則更多地關注了自覺文明交往中的戰爭、國際貿易等交往形式的歷史作用。馬克思指出，原始交往和文明交往並非毫無關係，「原始交往遺傳給文明交往的許多基因，如家庭、種族等等，它本身雖不在文明交往史的參照系之中，卻給文明交往留下了許多印記，影響了不同文明的形成和特徵。」⑥原始交往活動、交往關係、交往方式、交往工具都對後來的文明交往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文明交往總是在原始交往的遺蹟下進行的交往。
第三，根據交往空間，交往可劃分為內部交往與外部交往。早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就明確指出，各個民族之間的相互關係取決於每一個民族的生產力、分工和內部交往的發展程度；並且，每一個民族自身的發展，「這個民族本身的整個內部結構也取決於自己的生產以及自己內部和外部的交往的發展程度」。⑦馬克思進一步指出，外部交往的作用隨著人類社會所有制形式的演變和發展愈益增強。比如奴隸社會的形成，「潛在於家庭中的奴隸制，是隨著人口和需求的增長，隨著戰爭和交易這種外部交往的擴大而逐漸發展起來的。」⑧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的形成亦是如此。晚年筆記中，馬克思對外部交往(殖民、戰爭、聯姻、國際貿易等)這一交往類型進行了多角度考察。
第四，根據交往主體，交往可以劃分為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交往、群體與群體之間的交往，以及個人與群體之間的交往。晚年筆記中，馬克思詳細摘錄了最初的原始群的雜交狀態，從雜交轉變為第一個「有組織的社會形式」——血緣家庭，⑨發展為普那路亞家庭，再到氏族組織的產生。原始社會狀態下，兩性交往，個人對共同體(氏族、胞族、部落、家庭)的依賴性交往佔主導和支配地位的。文明交往階段，則發展出民族國家為主體的交往。《歷史學筆記》中，馬克思認真考察了三十年戰爭及《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籤訂，分析了主權國家的興起、交往主體的變化。正如羅伯特·吉爾平所言，從16世紀開始，「民族國家基本上取代了近代以前的政治組織形式，如城邦、部落和帝國。與此同時，市場成為組織經濟關係的基本方式，取代了互惠、再分配與帝國統治經濟等其他交換形式。兩種對立的社會組織形式——國家與市場——交織在一起，貫穿著數百年來的歷史，它們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強，逐漸成為決定當今世界國際關係性質與動力的關鍵因素。」⑩
第五，根據交往範圍，交往可以劃分為狹隘的原始公社內部交往(兩性交往、血親和姻親交往)、擴大的地域性交往、世界性交往與普遍交往。晚年馬克思考察了原始交往向文明交往的演化發展，考察了在這一演化過程中交往範圍的不斷擴大，從原始社會局限於血緣關係的狹隘的群體交往、原始公社間的交往，發展到古代的民族內部交往和擴大了的跨民族交往，也就是地域性的交往，再到現代民族國家形成以後的世界性的交往，最後發展為共產主義社會的普遍交往。這裡，普遍交往比世界交往更具有抽象性和廣泛性，是一個包括「內部的」和「外部的」的廣泛的、深度的交往。世界交往則更強調對地域性限制的突破，主要是與建立在地理大發現基礎上的國際貿易和世界市場聯繫在一起。
第六，根據交往手段，交往可以劃分為暴力交往與和平交往。晚年馬克思充分認識到暴力交往這一交往的類型在歷史上發揮的重要作用，在晚年筆記中重點考察了戰爭、掠奪、搶劫等暴力形式在歷史不同階段產生的不同影響。
第七，根據交往各方在交往過程中的作用，交往可以劃分為主動交往、被動交往和互動式交往。在前兩種交往類型中，交往雙方或多方體現更多的是一種主客體關係，在互動式交往類型中，交往雙方更多的是一種互主體的關係。晚年馬克思重點關注了資本主義民族和非資本主義民族之間的主動和被動交往關係。
二、交往方式的歷史性和多樣性考察
交往都是在一定物質生產條件下的交往，交往方式因此具有歷史性和多樣性的特點。晚年馬克思探討了交往形式從簡單到複雜的歷史過程，對包括經濟、政治、文化、戰爭、宗教等多種交往形式進行了闡釋，尤其關注了戰爭這種特殊的交往形式的地位和作用。我們僅就晚年馬克思重點關注的交往形式做一番較為整體的考察。
(一)戰爭——交往的特殊形式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明確指出：「戰爭比和平發達得早；某些經濟關係，如僱傭勞動、機器等等，怎樣在戰爭和軍隊等等中比在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發展得早。生產力和交往關係的關係在軍隊中也特別顯著。」(11)《資本論》中也明確指出，「在真正的歷史上，徵服、奴役、劫掠、殺戮，總之，暴力起著巨大的作用。」「暴力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種經濟力。」(12)換言之，戰爭作為一種暴力交往的典型形式，一種經常的交往形式，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雙重作用。戰爭的形式和原因多種多樣，有階級戰爭、殖民戰爭、侵略戰爭、宗教戰爭、商業戰爭、民族戰爭、農民戰爭等等。
第一，在「人類學筆記」中，馬克思深刻闡釋了戰爭在原始社會狀態下發揮的雙重作用。一方面，它促進了技術的進步、文明的到來。在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中，馬克思特別重視技術對於國家和文明起源的重要作用。在分析野蠻時代中級階段的財產部分，馬克思特別關注了戰爭技術的發展。他看到了，在此階段，除了繼續使用弓、箭、矛、棍棒、燧石刀和斧，以及石制的工具外，戰爭防禦方面的技術進步了，建造了一種印第安人很難攻破的大房屋，發明了填塞棉花加以縫製的鬥篷作為防箭的補充工具和雙刃劍等。為了爭奪生存資源和生產空間，為了佔有最好的地盤，「鬥爭加劇了。戰爭技術發展了，對勇武的獎賞增加了」，這些變化「表明文明時代即將來臨」。(13)另一方面，它成為社會向更高級階段發展的阻力，阻礙著群婚制向對偶制家庭的發展。馬克思指出，戰爭誘因的不斷增強和武器的不斷改良，野蠻人的戰爭要比蒙昧人的戰爭毀滅更多人的生命。並且，由於在戰爭中，戰鬥任務都是由男人來承擔，從而造成了女人的過剩，這就「加強了群婚所造成的婚姻制度，阻礙了對偶制家庭的發展」。(14)
第二，早期的古羅馬貴族發動的戰爭，一方面推動了高利貸資本的形成和發展，另一方面造成了農民的破產和農奴的產生。馬克思指出，羅馬貴族為了阻礙平民的勞動條件的再生產，以使他們變得貧窮而終於破產，所以不斷進行戰爭，強迫平民服兵役。這裡，戰爭一方面充實了羅馬貴族的倉庫和地窖，使其藏滿了掠奪來的貨幣，另一方面使平民的再生產條件不斷萎縮或喪失，導致貧窮化，也就是變為自己的債務奴隸。貴族不是把平民所需的商品如穀物、馬、牛等直接給他們，而是把對自己沒有用處的銅借給他們，從而榨取驚人的高利貸利息。在查理大帝統治下，法蘭克的農民也是因戰爭而破產的，他們除了由債務人變為農奴外，再沒有別的出路。(15)
第三，《歷史學筆記》中，馬克思摘錄了大量的國際戰爭實例來說明戰爭這一暴力交往典型形式產生的原因和作用，分析了其對於西歐社會結構的演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世界歷史的形成的巨大作用。他指出，最初的戰爭源於財富和權力、領地和霸權的爭奪，還有教派之間的衝突和階級矛盾等。侵略戰爭、階級戰爭、宗教戰爭是主導。隨著地理大發現帶來的世界市場的建立和國際貿易的擴大，為了資本的擴張、生產的擴大而發生的宗教戰爭(穿著宗教的外衣)、商業戰爭、殖民戰爭成為了戰爭更為主要的形式，它們極大地推動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立與發展，推動了歷史轉變為世界歷史。
第四，晚年馬克思特別關注了商業戰爭，其作為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方法和形式，通過集中的、有組織的社會暴力即國家權力，大大縮短了封建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的時間。正是在此意義上，馬克思說暴力本身就是一種經濟力。17和18世紀的商業戰爭源於地理大發現和隨之而來的世界市場的開闢。銷售市場的開闢所帶來的利益的爭奪，使得爆發於地方的各個生產者之間的地方性的鬥爭發展為全國性的鬥爭，又發展為世界上的普遍的爭鬥。商業戰爭的開始當屬尼德蘭脫離西班牙，即尼德蘭資產階級革命(1566-1609)，它是世界歷史上第一次取得勝利的資產階級革命。除此以外，馬克思還特別提到了英國對中國的鴉片戰爭。鴉片戰爭為英國商業打開了中國的門戶，建立了新的市場，獲取了在中國的貿易暴利特權，從而為當時已經蓬勃發展的資本主義經濟，特別是棉紡織業的擴展提供了新的契機。伴隨著生產的極度擴張，信用和虛擬資本也因此發展起來。
第五，中國、美國等國家內部的階級戰爭、國內戰爭給資本主義的生產擴展帶來了巨大影響，某種程度上限制了當時資本主義的國際貿易和世界市場。馬克思分析指出，「中國的內戰(1851年的太平天國起義——引者注)妨礙了英國紡織品在中國的銷售」，美國的獨立戰爭則使英國的棉紡織業生產過程由於原料缺乏和昂貴(棉荒)而中斷。(16)換言之，戰爭使原材料進口國家和出口貿易國家的市場紊亂，從而造成資本主義生產的縮減或中斷。
(二)宗教改革、宗教政策
晚年馬克思進一步探討了宗教改革、宗教政策這一交往形式與社會形式的演變和文明的發展之間的關係。
首先，他指出，宗教改革和宗教戰爭不斷推動著教派之間、階級之間交往關係的調整、推動著社會關係的變革。在「人類學筆記」中，馬克思看到了傳教士對於古老部落母系社會向父系社會過渡的影響。(17)在古老的部落中，財產和酋長職位在氏族內繼承，酋長的外甥(姊妹的兒子)處於後繼的世系中(處于氏族中)是有保證的。但在傳教士們看來，不讓兒子繼承是不公正的，這就推動著母系向父系的過渡，推動著氏族原則的最終瓦解。由於傳教士及美國當局的影響，兒子可繼承父親的職位，子女可以撇開其他同族人而獲得遺產的大部分，氏族成員可以選舉酋長，而且可以罷免他。
《歷史學筆記》中，馬克思認識到，宗教改革對於封建制度的瓦解、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生和確立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第3冊中，他詳細摘錄了16世紀宗教改革初期的德國、西班牙、法國、英國和義大利的政治情況，1532年第一個宗教和約時期德國發生的新教徒的分裂、騎士反對諸侯的戰爭和農民戰爭等事件。他分析指出，法國、德國等大陸各個君主國為了對付義大利這個「實行寡頭政體的、善於做生意的共和國」，結成了康布雷聯盟，這是「王權反對威尼斯資本實力」的鬥爭。「這場鬥爭的目的是為了制伏資本即資產階級的禍患；制伏這個產生於封建國家、還帶有封建痕跡的君主國。在宗教上的反映就是教廷和宗教改革的鬥爭。」(18)這場爭鬥的歷史背景主要是美洲的發現、殖民地的開拓、金礦和銀礦的發現、大陸國家需要錢來供養常備軍等等。在這之後，德國對於整個歐洲史來說就由主導變為次要的了，英國(也包括法國等國家)通過宗教改革、宗教戰爭、國際貿易、工業革命等等逐漸確立了其在近代歐洲史上的主導地位。
其次，馬克思探究了開放、寬容的宗教政策與保守狹隘的宗教政策對於國家穩定和發展產生的不同作用。《印度史編年稿》中，馬克思充分認識到宗教政策對於國家穩定和發展的重要作用。在摘錄莫臥兒王朝的阿克巴(Akbar，1556-1605)皇帝統治時期的歷史事件時，馬克思著重分析了阿克巴所採取的寬容的宗教政策，指出他是一位大力促進印度教徒與穆斯林團結的伊斯蘭教君主。「他本人(指阿克巴)對於宗教問題不存成見，因此採取寬容態度。……他還廢除過去一切印度教徒必須一律向伊斯蘭教政府繳納的，『Jizya』即人頭稅」。(19)阿克巴在位時，印度教徒的兩個偉大的史詩「羅摩衍那」和「摩訶婆羅多」譯成當時莫臥兒宮廷使用的官方文字——波斯文。並且，阿克巴統治時期，其現行法律是印度教法典和伊斯蘭教教義的一種結合。「阿克巴參考伊斯蘭教習慣及曼奴(Manu)法典修改了刑律」。(20)正是這一宗教政策加上經濟、政治和文化藝術的改革，才使得德裡成為當時世界上所有城市中最為繁華和最大的一個。與阿克巴開放寬容的宗教政策不同，阿克巴之子日漢喆(Jahangir)恢復伊斯蘭教為國教，另一莫臥兒皇帝奧朗則布(Aurangzeb)則恢復向印度教徒徵收人頭稅，並多方迫害印度教徒，致使印度教徒對其懷恨在心，最終奧朗則布的勢力開始低落下去，莫臥兒帝國開始一蹶不振。(21)馬克思以編年記敘的方式對比評論了不同的伊斯蘭教君主的不同宗教政策所帶來的不同結果。
(三)遷徙和移民
遷徙和移民也是晚年馬克思關注的一種交往形式。首先，他探討了早期移民的重要社會歷史作用，指出早期的移民促進了土地所有制的變革，私人土地所有制出現，原始社會瓦解，文明民族和國家產生。在「人類學筆記」中，馬克思充分認識到遷徙和移民對于氏族組織、古代公社的瓦解，對於文明和國家的起源的重要推動作用。他分析指出，人員流動、平民階級人數的迅速增長加速了氏族的崩潰和國家的產生。移民、遷徙、收養外人入族等人為的因素，破壞了氏族血統的純潔性，打破了氏族的純粹形態。戰爭、徵服和經濟交往所導致的遷徙和移民，導致了私人土地所有制的出現，這些「新來移民佔據了公社荒地和林地的某一地段，並將它加以耕種」。(22)公社所有制因此緩慢地自行分解，私有制和階級出現，民族和國家產生。
早期的移民還推動著生產方式的變革。在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中，馬克思分析指出，由於自然環境、自然資源的不同，東半球與西半球最初的生產方式也是不同的，東半球從馴養動物開始，西半球則從種植玉蜀黍等植物開始。馬克思摘錄了雅利安人和閃米特人的例子，說明了穀物的種植一方面是由於飼養家畜的需要，另一方面「是與向西方遷移有關的」，(23)這就推動了畜牧業向農業這一生產方式的轉變。
其次，馬克思分析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移民對世界市場開拓、資本主義發展產生的重要推動作用。英國從17世紀以來就向北美、紐西蘭和澳大利亞等新大陸大量移民，18世紀後期規模急劇擴大。僅1830年，英國就向海外移民6萬人，1842年達到13萬人。(24)1849年，由於美國加利福尼亞特大金礦的發現，離開英國的人數高達30萬。1853年至1880年，英國人外流多達246.6萬人。(25)外來移民既為新大陸各個國家的工業化提供了大量的勞動力和產業後備軍，同時還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方法和工藝技術，移民成為了新大陸各國引進科學技術的手段。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還通過移民向其他地區擴張，移民開墾世界上新的地區，建立殖民地，從而把未開化的部落捲入世界資本主義的漩渦。移民推動著資本不斷向廣度和深度發展，最終成為全世界的支配力量。
(四)殖民交往
晚年馬克思在「人類學筆記」《歷史學筆記》中對殖民這一交往方式都進行過歷史考察，尤其在柯瓦列夫斯基筆記和《印度史編年稿》中，對西班牙、英國等資本主義國家在印度和非洲、美洲等國家地區的殖民，對這些地區的原始公社土地所有制和當地人民生活的影響，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
第一，殖民交往對於殖民國家而言意義巨大，尤其是在工場手工業時期，殖民制度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馬克思指出，殖民制度極大促進了貿易的發展和航運的興盛。殖民地既為迅速產生的工場手工業提供了銷售市場的保證，也為貨幣資本因市場壟斷而實現了成倍增長和集聚。這一方面促進了資本的積累，推動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立；另一方面也產生了資本和勞動的對立。馬克思在此以荷蘭為例充分闡述了這一問題。他指出，「第一個充分發展了殖民制度的荷蘭，在1648年就已達到了它的商業繁榮的頂點」。荷蘭直接依靠掠奪、奴役和殺人越貨，奪取巨量的財寶，並最終轉化為資本。馬克思接著強調指出，繁榮的背後，「荷蘭的人民群眾在1648年就已經比整個歐洲其餘地區的人民群眾更加勞動過度，更加貧窮，更加遭受殘酷的壓迫」。(26)
第二，殖民交往對於被殖民國家而言，後果是多樣、複雜的。馬克思曾以印度為例，對西方的殖民交往的雙重性作用做了闡述，認為殖民主義雖然給被殖民地區的人民帶來了苦難，但在客觀上推動了殖民地的社會進步，動搖了東方「傳統社會」的根基，充當了「歷史不自覺的工具」。一方面，它破壞了舊的社會結構，使殖民地國家和人民遭受長期的奴役和掠奪；另一方面，它摧毀了殖民地國家的自然經濟，打破了其野蠻的、孤立的狀態，推動了其向現代文明世界的轉型和發展。但是到了晚年筆記中，尤其表現在柯瓦列夫斯基筆記和《印度史編年稿》中，馬克思更多地從否定的意義上來談殖民交往。他通過歷史性考察被西方殖民的亞洲、非洲和美洲原始公社土地佔有制的解體過程，認為西方社會的發展道路並非是唯一的，東方社會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可以根據自身的特點走出不同於西方的獨特社會發展道路，然而，殖民對當地整個社會結構的摧殘卻是永久性的、不可彌補的。
第三，殖民交往造成整個國際分工的不合理、國際貿易的不平等和世界體系發展的不平衡。西方世界的強制性、掠奪性的殖民交往，將殖民地作為其廉價原材料的供應地，長期霸佔和掠奪，資產階級不僅給殖民地人民造成深重的災難，並且造成了東西方國家之間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的不平等，造成了整個世界體系發展的不平衡，並影響至今。
(五)暴力掠奪
在柯瓦列夫斯基筆記中，馬克思看到了「暴力掠奪」這一特殊的交往方式對於早期私有財產的擴大和私有制的確立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他指出，武器和衣服最早成為私有財產的對象。隨著時間的推移，私有財產的範圍由於個人的私人活動創造的物品為個人據為己有而日益擴大。個人親手栽培的樹木，他自己「馴養的」動物等等，或他用暴力搶奪來的物品，首先是奴隸和妻子，就是這樣的物品。在這裡，馬克思特別加了自己的評註：[jusQuiritum!]也就是古羅馬的全權公民——魁裡特的權利。(27)
在《歷史學筆記》中，馬克思辯證分析了暴力掠奪方式的雙重作用。他詳細摘錄了16世紀末英國政府支持的弗朗西斯·德雷克(「老實說是一名海盜，是繼葡萄牙人麥哲倫之後第二個完成環球航行的人」)的「新海盜遠徵」。因為，「這些在和平時代靠燒殺劫掠得來的財寶使英國人和荷蘭人著了魔」。從這時起，西班牙的所有土地和財富都被認為是可供普遍搶劫的獵物；不久以後，海上就布滿了英國和荷蘭的海盜。在政府的支持下，德雷克已經以皇家海軍將領的身份在海上行動，他還被封為從男爵。通過強盜式的暴力掠奪，英國、荷蘭等國家積累了更多的貨幣財富，加速了本國的資本積累和發展。另一方面，德雷克的新海盜遠徵也給西印度群島等地帶來了災難：聖地牙哥被燒毀，聖多明各及卡塔赫納被洗劫，佛羅裡達的沿岸地帶被搶掠一空。馬克思因此評價其「暴行累累」。(28)當然，馬克思還看到了這種交往方式所帶來的各國家之間經濟聯繫的加強，德雷克從維吉尼亞給當時的歐洲人帶回了抽菸的習慣。
(六)聯姻
晚年馬克思指出，聯姻一方面促進了不同民族之間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交往，推動了民族間的融合和統一，促進社會的發展。在《印度史編年稿》中，馬克思在摘錄莫臥兒帝國統治印度的歷史的時候，詳細梳理了阿克巴統治時期(1556-1605)，他提到，為了維持同齋浦爾和馬爾華爾的友好關係，阿克巴迎娶了刺日普德族的兩個公主。(29)阿克巴通過與他族聯姻這樣一種方式，實現了其政治和軍事目的，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不同民族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交往和聯繫，改善了不同民族之間的邦交關係。
聯姻也是實現領土擴張、權力統治、建立聯盟等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在《歷史學筆記》中，馬克思在摘錄15世紀末16世紀初期馬克西米利安執政後期德國的政治情況時指出，馬克西米利安意圖「利用聯姻使這兩個國家(匈牙利和捷克——引者注)隸屬於他的王室」。(30)通過談判，馬克西米利安的孫女瑪麗亞與匈牙利和捷克的國王拉迪斯拉斯七世的兒子，即後來的國王路德維克二世訂婚，馬克西米利安的孫子斐迪南同拉迪斯拉斯七世的女兒安娜訂婚。當這一聯姻的計謀失敗後，馬克西米利安又試圖通過選派代理人的方式獲取對兩個國家的實際統治。
(七)國際貿易——全新的交往形態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驅動和地理大發現的外在條件的保障，推動世界市場形成，地區的貿易為真正的國際貿易所取代，這樣一種全新的交往形態使人類交往的範圍在大工業的基礎上具有了世界性質，使人類交往的主體由個人、城市向民族國家轉變。
《歷史學筆記》中，馬克思專門探討了世界市場的形成、國際貿易的出現，以及近代國際關係體系的形成。他深刻指出，世界市場和國際貿易的建立源於資本本性的要求。資本的產生和增殖需要，以及世界市場上的競爭驅使資本要不斷克服民族的、地區的限制，不斷尋求和擴大交往的範圍和深度，不斷改善交通以擴張商業關係和市場。「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於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繫。」(31)正是資本逐利的內在本性和外在競爭促動著地域性交往向世界性交往的轉變，推動著世界市場的形成和國際貿易的發展，國際貿易的發展又反過來進一步推動著交往範圍的擴大和交往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交往的普遍化也進一步加深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為新的交往關係和生產關係的出現積累了基礎，埋下了炸毀資本主義社會的地雷。
三、交往思想當代意義的整體審視
在經濟全球化、政治一體化的今天，普遍交往、世界交往早已成為經驗事實。通過對馬克思晚年交往思想的探究，有助於我們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有效應對全球化的時代大潮，正確認識世界歷史進程中的中國改革開放，也有助于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促進人的更好的發展。
(一)正確認識及有效應對全球化的理論工具
學界普遍認為，全球化發端於15世紀的地理大發現，形成於19世紀下半葉的西方，成為一種順之則昌、逆之則亡的客觀事實和發展趨勢，作為全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環境背景存在並發生影響。關於全球化的概念、形成、本質、發展趨勢等問題，眾說紛紜，尚未達成一致認識。我們或可把它概括為：肇始於經濟領域的、各國家、民族的經濟、政治、文化之間相互依賴、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在互動中運行的過程和趨勢。
首先，我們需要明確，馬克思是有「全球化」思想的。我們今天遇到的全球化問題，並非什麼新鮮事物，馬克思早就對此進行了研究。正如約翰·卡西迪所言：「『全球化』是20世紀末每一個人都在談論的時髦語詞，但在150年前馬克思就預見到它的許多後果。」「現代經濟學家們又碰到這些問題，他們有時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步馬克思的後塵。」(32)馬克思雖然沒有提出「全球化」的概念，但並不代表他沒有全球化的思想。早年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共產黨宣言》中有關世界歷史的發展、特徵和發展規律的一般性說明；晚年馬克思在《歷史學筆記》中，對於生產、分工和交往的發展帶來的世界市場的形成、國際貿易的拓展、世界歷史的形成，雖然不是對全球化問題的具體解答，卻是對全球化基本理論的重要闡述。因此，學界將其稱為全球化理論的奠基者是非常合適的。
其次，馬克思的交往觀有助於我們清醒認識到以經濟全球化為主導的「全球化」概念的西式語境、西方主導。馬克思在《資本論》《歷史學筆記》中都充分認識到，西方資本主義所主導的世界歷史、全球化，必然帶來國際分工的不合理、國際貿易的不公平、東西方差距等問題。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那樣，「全球化」一詞更具有西方話語霸權中的「一體化」背景，即指「市場經濟的全球擴張、科學技術的全球聯網、生態環境的全球聯動」。馬克思的交往、世界交往概念，凸顯的則是一種以物質性為基礎，並帶有「主體間性」(Intersubjektivity)的以互相「承認」和尊重各自「自我認同」基礎上互動「交往」，互通有無的「交換」性的「交往」。(33)因此，我們一定要充分認識到全球化正是資本自行增殖的本性在全球擴張的趨勢表現，其本身具有薩繆爾森講的「雙刃劍」(Double edge)的兩面性：一方面帶來生產力的高度發達，另一方面也帶來了生態、能源、戰爭等諸多全球性問題。
最後，馬克思的交往觀有助於我們有效應對全球化。全球化既然是不可抗拒的時代潮流，我們需要在深入了解中國的經濟發展、政治制度、文化背景的前提下，做出適合我們國家的戰略選擇。對於發達國家而言，全球化的積極推進是為了最大限度地實現國家利益，實現資本擴張的目的。對於我們發展中國家而言，必須把握好「選擇性進入」問題，也就是要在全球化過程中，首先要維護好本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保持好自身的國家主權和民族特色，同時要積極融入全球化，積極擴大交往，提高加入世界歷史進程的水平和程度。
(二)中國改革開放的提出及深化的理論依據
中國改革開放偉大戰略的提出是對馬克思世界交往思想的繼承和創新。馬克思認為，在世界交往的推動下，歷史轉變為世界歷史，任何國家和民族的發展，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整個國際形勢的制約，與世界歷史發生著直接和間接的聯繫。中國的發展也離不開世界，必須融入全球化的潮流。鄧小平審時度勢，認識到「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從而提出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戰略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理論。「我們要向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經營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對我們有益的知識和文化，閉關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34)新一代黨的領導人習近平同志在國內國際不同場合旗幟鮮明地宣示了把改革開放不斷推向深入的堅定意志，並對如何全面深化改革和進一步擴大開放作了深入闡釋。(35)中國只有不忘改革開放初心，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政治和文化的交往，長期堅持習近平同志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重要講話上總結的九條寶貴經驗，才能吸取各民族的一切「積極成果」，推動新時代改革開放走得又穩又遠，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此外，我們還需澄清以下問題：堅持依附理論拒斥經濟交往，還是融入全球化潮流加強世界性交往？依附理論堅決拒斥經濟交往，認為其是不發達國家經濟和社會落後的根源，要想擺脫依附地位，不發達國家或第三世界應該與發達國家斷絕任何交往。這一觀點是片面的，馬克思早就分析指出，從全球化的形成來看，全球化的實質是資本的全球化，但是從其發展趨勢來看，全球化的實質又是共產主義的。雖然融入全球化會付出一定的代價，但社會主義的發展離不開這一潮流，要順應歷史潮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將改革開放進行到底；要在遊泳中學會遊泳，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利用資本本身來消滅資本。(36)
(三)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新視角
地域性交往向世界交往、普遍交往的發展。「人們的世界歷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時已經是經驗的存在了」，並且，「每一個單個人的解放的程度是與歷史完全轉變為世界歷史的程度一致的。」(37)換言之，不可抗拒的全球化客觀事實和發展趨勢已經從根本上改變和塑造了人們的生存和發展方式。人只有在普遍的、世界性的交往中，在完全進入世界歷史後，才獲得了在全世界範圍內實現全面發展的條件與可能，獲得了實現最普遍最全面的個人自由的可能。
在信息化的今天，我們還要處理好網絡交往(38)這一新型交往方式與人的發展的關係問題。網絡交往的自由性、多元性、隱匿性、無中心等特點，確實能為交往主體提供相對公平、自由、高效的表達環境和交流空間，但同時也帶來了網絡暴力、道德失範、自我認同危機等諸多問題，網絡交往需要更加規範化和理性化。我們應該充分認識到，網絡只是交往的一種新型方式而已，交往的起點和終點都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同時，要認真分析網絡交往的特點、探討其對馬克思交往觀的發展、研究可能出現的問題及解決路徑，使其真正成為拓寬人的交往空間、交往範圍，變革人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促進人的自由發展的重要手段。
(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源頭
當今世界正處於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不確定期，世界要往何處去，國際交往的準則應當如何確立，是每個國家都要思考的重大課題。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明確指出，世界各國相互聯繫、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裡，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十八大之後，習近平同志在多個場合，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代背景、豐富內涵、重大意義、實現路徑等問題進行了深刻闡發。(39)這一理念與馬克思交往思想的內在本質、價值目標和實踐道路是一致的，正是馬克思主義交往理論的最新理論成果，是對中國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交往理論的繼承與創新。
晚年馬克思交往思想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習近平同志站在世界歷史發展進程的新高度，正確把握國內外形勢的新變化，深刻認識到全球化的不斷發展、世界性交往的不斷深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順應歷史潮流、增進人民福祉的可能性、必要性選擇。我們要充分認識到，習近平同志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馬克思主義交往理論在新時代的新發展，它不單純是理論層面的國際交往理念，更是實踐層面的國際準則；它不僅僅是一種外交理念，更是涵蓋了經濟、政治、文化、生態、外交等各個領域，並得到眾多國家大力支持和推廣的價值觀；其對人類文明走向做出的前瞻性科學研判，為全人類的交往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提供了可操作性的實踐路徑。
①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88頁。
②參見林劍：《交往範疇與唯物史觀》，《江海學刊》1993年第5期；許鬥鬥：《〈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交往形式」理論新釋》，《東南學術》1999年第2期。
③唐踔：《馬克思世界交往理論及其當代價值研究》，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3年，第23頁。
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9頁。
⑤馬克思：《古代社會史筆記》，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7頁。
⑥彭樹智：《論人類的文明交往》，《史學理論研究》2001年第1期。
⑦⑧《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47頁。
⑨馬克思：《古代社會史筆記》，第142頁。
⑩[美]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係政治經濟學》，楊宇光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頁。
(1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09頁。
(12)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21、861頁。
(13)(14)馬克思：《古代社會史筆記》，第184、157頁。
(15)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77頁。
(16)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第625、144-145頁。
(17)馬克思：《古代社會史筆記》，第260頁。
(18)馬克思：《歷史學筆記》，第3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55頁。
(19)(20)(21)馬克思：《印度史編年稿》，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3、34、36、44頁。
(22)(23)馬克思：《古代社會史筆記》，第38、129頁。
(24)[英]克拉潘：《現代英國經濟史》，上卷，商務印書館，1964年，第602頁。
(25)[英]克拉潘：《現代英國經濟史》，中卷，商務印書館，1975年，第299頁。
(26)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864頁。
(27)馬克思：《古代社會史筆記》，第4頁。
(28)馬克思：《歷史學筆記》，第4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6-17頁。
(29)馬克思：《印度史編年稿》，第32頁。
(30)馬克思：《歷史學筆記》，第3冊，第77頁。
(3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404頁。
(32)[美]約翰·卡西迪：《馬克思的回歸》，載俞可平主編：《全球化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第4頁。
(33)章仁彪：《「全球化」時代的「世界交往」何謂又何為？》，載唐踔：《馬克思世界交往理論及其當代價值研究》，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3年，第4頁。
(34)《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4、44頁。
(35)《習近平談改革開放》，人民網——人民日報海外版，2018年11月14日。
(36)豐子義、楊學功：《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與全球化》，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4、167頁。
(3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66、169頁。
(38)對於網絡交往這一概念的內涵，學界仍存在爭議。西方學者多使用「計算機媒介溝通」(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簡稱CMC)「網際網路溝通」(Internet Communication)「計算機媒介互動」(Computer-Mediated Interaction)「網際網路使用行為」(Internet Use Behavior)等概念。國內學界一般都認為，網絡交往是以計算機為中介、以網際網路為基礎的新型交往方式，是傳統交往方式在信息化時代的拓展和發展，具有自身的獨特性。參見陳秋珠：《賽博空間的人際交往——大學生網絡交往與心理健康關係的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第20頁。
(39)習近平：《論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525、414、50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