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很少被學者們將其與巴斯夏-費拉拉的自由放任學派聯繫起來的卓越人物，是傑出的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帕累託（Vilfredo Federico Damaso Pareto,1848-1923）。帕累託出生於巴黎，其家族原是熱那亞的貴族。
帕累託的第一部論經濟學的巨著《政治經濟學教程》中，他指出，在每一種政體中，總是少數統治階級剝削大多數被統治者。帕累託將關稅視為合法的掠奪、搶劫與偷竊的一個例子。帕累託肯定地指出，他的目標就是要根除所有這些被合法化了的搶劫者。不過帕累託並非像有些分析家所斷言的那樣在其《教程》中採納了馬克思的階級鬥爭觀點，相反，他採取了法國自由主義思想家們的階級學說。比如，帕累託在他的《教程》中說道：
階級鬥爭在任何時期都採取兩種形式。一種是經濟的競爭，當這種競爭是自由的時候，將會產生最大的好處[效用]……[因為]每一個階級像每個人一樣，儘管它只是為了它自己的利益而行動，但是卻間接地為其他人帶來好處……另一種形式的階級鬥爭則是，每一個階級竭盡全力地奪取政權，並把它作為剝奪其他階級的一種工具。
在19世紀的大多數時間裡，自由放任的自由主義成為一種真正的群眾性運動：在美國和大不列顛肯定是這樣，而在法國、義大利、德國以及西歐各地則部分地出現這種局面。在該世紀後半葉的大部分時間裡，社會主義的思想，在諸如帕累託和斯賓塞這樣的古典自由主義者看來，不像當時存在的軍國主義和好戰的國家統制主義體制那樣更有威脅，這一體制由擁有特權的企業家和地主所支配，帕累託賦予它一個生動形象而又充滿蔑視的名稱，「富豪-民主制」。可是，到了世紀之交，自由主義者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普羅大眾已經為社會主義所感染，而社會主義甚至比老的重商主義、新重商主義、富豪-民主體制對自由和自由市場產生了更大的威脅。
在19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歐洲各地主張自由放任的自由主義者沉浸在狂熱的樂觀主義狀態。顯然，自由提供了最有理性、最繁榮的體制，這一體制最適合於人性，這一體制將實現所有民族與人民的和諧與和平。可以肯定，那種歷經幾個世紀之久的曾經帶來了產業革命和人類生活巨大改善的從統制主義向自由轉移，從「身份地位向合同」的轉移，從「軍國主義向產業」的轉移，註定要繼續和擴展，不斷地前進。同樣可以肯定，自由和世界市場必將不斷地擴大，國家將要逐漸衰落。
然而，先是由於19世紀70年代雄心勃勃的商業統制主義所回潮，緊跟著的是19世紀90年代日益擴展的群眾對於社會主義的支持，導致了自由放任的自由主義者們這種根深蒂固的樂觀主義消失。目光敏銳的自由放任思想家已經預見到20世紀將籠罩在黑夜的陰影之中，使偉大的文明——即進步與自由王國——這個19世紀自由主義運動的產兒，走向終結。悲觀主義和失望情緒開始支配著逐漸消散的自由放任的自由主義活動家，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們預見到了到處滋生的統制主義、暴政、集體主義、大規模戰爭以及社會和經濟的衰落。
每一位上了年紀的主張自由放任的自由主義者，都 在以他們自己的方式來反對這種嚴重而又致命性的新趨勢。斯賓塞一直戰鬥到最後，不過與先前同商業統制主義作戰不同，這時他更加強調社會主義是主要威脅。帕累託的行動軌跡是急劇地轉向一種苦行僧式的犬儒主義立場。當他看到自由主義思想和運動無可挽回地衰落下去的時候，他總結道，世界不是為理性所支配，而是受到非理性的支配，帕累託現在的任務就是分析這些非理性，並且將它們寫入編年史。在1901年的一篇文章中，帕累託指出，在歐洲的每一個地方，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帝國主義都在增長，而古典的自由主義則在它們中間受到打壓：「在全歐洲，自由主義政黨消失了，就像那些溫和的政黨一樣……極端主義者在短兵相接：一邊是社會主義，即我們的時代迅速崛起的宗教；另一邊是舊有的宗教，即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
面對希望的破滅和隱約展現的20世紀的統制主義的地獄，帕累託決定「向加拉帕戈斯退卻」（Galapogos，一個遙遠的島嶼），用帕累託時代的行話來說，這意味著從一種隱喻的和窺視的角度對於籠罩在他周圍的荒唐行為給予一種完全是超然的分析和批判。最終促使帕累託走向「加拉帕戈斯」道路的，是在1902年義大利社會主義黨放棄了它反對「資產階級」統制主義政府的保護主義政策的立場。自由放任的自由主義的這兩個長期的敵人現在形成了聯合的力量！從那一刻起，帕累託便完成了向一個孤立的、高貴的超凡苦行者的退卻。
他以這種新的悲觀主義立場為主導寫就的第一部書，是《論社會主義制度》。但是，他的新的超然的立場決不意味著他放棄了他的自由主義理想或他的社會分析方法。帕累託痛苦地寫道，在社會中通過政府來實施搶劫是多麼的容易，因而具有多麼大的誘惑力，而通過努力工作來取得財富與此相比卻相形見絀。帕累託辛辣地描寫：
社會的運動通常遵循著阻力最小的路線。雖然經濟物品的直接生產常常是非常艱難的，但是佔有別人生產的那些物品卻是極其容易的。這種便利性從通過法律而不是非法手段來實行剝奪成為可能的那一刻起，極大地增長了。要想避免這種局面，一個人就必須對他自己實行某種控制。耕田以生產糧食是艱苦的工作。躲在森林的角落裡等待搶劫過路人是危險的行為。另一方面，參加選舉將是更容易的事情，如果這將意味著所有那些不適應的、無能力的、閒散的人能夠借些得到膳食和住房，那麼他們將急不可耐地去參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