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2-21 13:22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第一次見到傅高義（Ezra F.Vogel）教授，是一九九九年四月下旬的一個清晨。當時我去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訪問一年，因為去的時候不是學年之間的交替時節，一時找不到住處，就暫居在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教授的家裡。那時候裴老師家裡養了一條名叫Randall的牧羊犬，每天清晨，只要天氣晴朗，裴老師都會去坎布裡奇西北面的鮮湖（Fresh Pond）遛狗，我有時也會陪著一起去。那天，我們去鮮湖的路上碰上了正在跑步的傅高義和艾秀慈（Charlotte Ikels）夫婦，就停下來聊了一會，從那以後我就與這可愛的老人有了一系列交往。
我與傅高義教授相識的時候，他已年近七十，考慮到我們遇見他們夫婦的地方離其居住的薩姆納街估計有五英裡左右，這意味著他們那天上午晨跑的距離當在十英裡以上，憑此你就知道這位老人的精力是多麼的充沛。一九九九年秋季，我和一起來哈佛訪問的舍友、廣州市社會科學院的李大華教授一起選修了傅高義教授在社會學系開設的中國研究的研討課程。現在想來，那時他在哈佛任教的時光已經進入倒計時，而我們可能是他課堂上的最後一批外國學人。
因為自己的專業是社會學的緣故，更因為當時正在撰寫《西方社會學歷史與體系》一書，這以後，就像我常常會去弗朗西斯街六十五號看望丹尼爾·貝爾教授一樣，我也常常會去叩開不遠處的薩姆納街十四號傅高義教授的家門，或邀他去哈佛廣場上那家著名的燕京飯店小酌，聽他聊哈佛大學社會學的歷史，尤其是憑結構功能主義君臨天下的帕森斯（Parsons）教授的其人其事。早在讀研究生期間，傅高義就選修過帕森斯的美國社會研究課程，這不僅影響到他後來選擇以社會學為志業，而且後者的社會均衡的觀點還左右了他最初對中國社會的研究。
一九三〇年代，帕森斯在英國和德國接受社會學教育後回到美國，通過翻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九三〇）和撰寫《社會行動的結構》（一九三七），一方面將韋伯和歐洲社會學引入美國，另一方面則成為美國社會學界的扛鼎人物。一九四四年，他接替俄國人索羅金（Sorokin）出任哈佛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兩年後即將社會學系改名為社會關係系（Department of Social Relations），將社會學、社會人類學、社會心理學和臨床心理學囊括殆盡。一九七三年在帕森斯退休之前，強調整合與均衡的結構功能理論在米爾斯、達倫多夫、古爾德納等人的持續批判下，尤其是面臨一九六〇年代後半期美國社會的風雨飄搖，已經開始式微。用那時在哈佛攻讀博士學位的傅高義的研究生趙文詞的話說，當時最能言善辯的研究生們都以諷刺帕森斯為能事。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九七〇年代初擔任系主任的霍曼斯（Homans）將社會關係系改回社會學系，社會人類學、社會心理學和臨床心理學則各自回了同在詹姆士樓（James Hall）的人類學系和心理學系。一時間帕森斯苦心經營起來的「帝國」土崩瓦解，到我一九九九年去哈佛訪問時，只有詹姆士樓西側的圖書館還保持著「社會關係圖書館」的名稱（二〇一二年我再去哈佛訪問時，連圖書館都改了名）。難怪傅高義會告訴我，那時剛剛退休還常常去系裡拿信的帕森斯會拿著拐杖戳著地板大罵霍曼斯，把系裡的行政人員嚇得大氣也不敢出。
帕森斯退休的時候，傅高義已經在哈佛大學社會學系任教十年。往前回溯，這位一九三〇年出生於美國中西部俄亥俄州德拉瓦市的猶太后裔，二十歲時畢業於衛斯理安大學（Ohio Wesleyan University），在軍隊服了兩年兵役後，考入哈佛大學攻讀社會學博士學位。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傅高義一直給弗洛倫斯·克拉克洪（Florence Kluckhohn，系著名人類學家克萊德·克拉克洪的妻子）做研究助理。一九五七年，後者告誡剛剛獲得博士學位並意欲以研究美國社會為志業的傅高義：如果你想深入洞悉美國社會，「就應該負笈海外，在另一種迥然不同的文化中生活並浸淫其間」。因為太平洋戰爭期間曾參與美國戰時情報處的工作，克拉克洪對日本人的價值觀和民族性多有研究，就建議傅高義不妨去日本從事研究。恰巧另一位哈佛的人類學家威廉·考迪爾（William Caudill）博士剛剛從日本結束為期一年的訪問研究回國，克拉克洪的建議獲得了考迪爾的積極贊同。第二年，二十八歲的傅高義偕當時的妻子蘇珊娜（Suzanne Hall Vogel）和他們剛剛一歲的兒子前往東京，開始了長達兩年的異國之行。
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傅高義參加了人類學家弗洛倫斯·克拉克洪和心理學家約翰·施皮格爾（John Spiegel）聯袂指導的一項有關家庭和心理健康的大型調查，在此基礎上他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論文《婚姻關係與受情緒困擾的孩子》。因此，一開始傅高義日本之行的目的不過是想將這項研究擴大到不同的人種學背景中去。不過，在快要完成在日本的田野工作之時，傅高義開始對自己似無新意的研究產生了倦怠之感。相反，在東京市郊真間町（文中稱為M町）的田野研究的過程中，他開始意識到「在大公司或政府機構工作的工薪僱員（salary man）家庭和小農場主或獨立商人家庭之間倒存在較大的差異」，而家庭模式上的差異與更廣泛的教育和社會問題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這樣一來，原先有關家庭與兒童心理健康的議題被後來的日本新中產階級即工薪族的議題所取代。
收集完田野資料返回美國的傅高義最初是到耶魯大學任教的，然而不久之後他就找到了重返哈佛的機會。進入一九六〇年代，因為麥卡錫主義在政治上逐漸失勢。此時，在福特基金會等機構的支持下，哈佛、哥倫比亞、華盛頓、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斯坦福以及康奈爾等大學的中國研究如火如荼；而「戰後在美國幾乎是單槍匹馬地創造了當代中國研究」的費正清也再一次慧眼識珠，使得傅高義一九六一年有機會以博士後研究員的身份返回哈佛，而他的社會學背景也開始成為費正清等人實現將傳統漢學改造成當代中國研究的契機。
進入哈佛東亞研究中心的傅高義一面跟著趙元任的女兒趙如蘭學習漢語，跟著費正清等人學習中國歷史、政治與文化，一面利用在日本收集的田野資料撰寫《日本新中產階級：東京郊區的工薪族和他們的家庭》（二〇一三年出版的第三版去掉了副書名，改為《日本新中產階級》）。一九六三年，幾乎在這本著作出版的同時，已經起了中文名並留任哈佛的傅高義動身前往香港，研究一九四九年後中國的政治、社會與文化。儘管當時的美國瀰漫著冷戰的氛圍，主流意識形態視中國為對手，但傅高義及一批年輕的中國研究學者在費正清的影響下卻對中國抱以同情的態度，用他的話來說：「儘管美國是冷戰的領導者，美國的中國觀察家們卻不屬於激憤的冷戰鬥士之列」。作為地域研究的中國研究是冷戰的產物，但大多數研究者了解與研究中國的目的卻是為了中美間的交流而不是對抗。
如果說上述立場決定了傅高義對中國研究的態度，那麼社會學的訓練則使他脫離了關注中國之命運一類的宏大敘事，轉而研究離香港較近因而能夠獲得相對豐富文獻和口述資料的廣東。在香港除了約談訪談對象外，他開始系統閱讀《廣州日報》《羊城晚報》，一年後回到美國後還繼續閱讀哈佛大學購買的一九四九年後完整的《南方日報》。「土改」、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幾乎所有一九四九年後發生的歷史事件及與其相關的一系列政策的出臺和變化都引發了傅高義的高度關注。至此，傅高義成為全美能夠同時駕馭中日兩種文化並因此能夠洞悉整個東亞局勢的不二人選，他將費正清和日本研究專家賴肖爾（Edwin Reischauer，一譯賴世和）開創的哈佛東亞研究傳統近乎完美地繼承下來。
摘自：《日本新中產階級》 — 〔美〕傅高義，上海譯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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