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歌德學院中國總院和北京分院院長米歇爾·康·阿克曼
「建立歌德學院的一個重要目的是讓其他歐洲人明白，除了希特勒的德國，還存在一個歌德、貝多芬、康德的德國」
米歇爾·康·阿克曼是北京大學1975年的「工農兵學員」，現在是新上任的歌德學院中國總院和北京分院的院長。
每年，他所掌管的歌德北京分院為1100人次以上的學員提供德語培訓，同時，這個機構還策劃開展各種「野心勃勃」的文化交流活動，諸如培訓中國的博物館、美術館人員。
一米九幾的個子，一張瘦削的長臉，一雙手指細長的大手。阿克曼的茶杯上印著荷花和中國古典詩詞。他出生於德國巴伐利亞省一個偏僻的村莊。1975年，這位德國的「農村小夥」來到北京，成為北京大學「中國當代歷史」專業留學生。懷抱著對中國的政治好感和田園詩般的想像，阿克曼卻發現通過身邊的人了解中國很難，於是他轉向中國當代文學。
在翻譯中國文學作品的同時，阿克曼的正式職業是歌德學院的職員，從德語教師做起，後參與創建歌德學院北京分院，直至成為北京分院乃至中國總院的掌門人。
在中國，不過在門外
南方周末:您最早是學社會學的，後來覺得社會學不解決問題，改攻漢學，您想用社會學解決什麼問題？
阿克曼:貧困、不平等、民主……那時候我們非常理想主義，我們是左派，我們想解決所有人類的問題。那時候你還沒有出生，在西方，有一個跟「文化大革命」同時的學生運動。
南方周末:您覺得漢學能解決這些問題？
阿克曼:漢學不能解決。我只是對社會學失望了，發現它根本解決不了任何一個問題，所以，我就決定學一門根本沒有任何用處的專業。那時候，漢學跟現在大不一樣，基本都是古文，比如，你對宋朝的佛教感興趣，那你就來學漢學。我們的教授大部分對當代中國不是很感興趣，大部分也不會說中國話，你讓他們談《易經》，他們就非常有學問。所以，那時候，漢學是一門根本沒有任何實用價值的專業。我覺得真好，我就在象牙塔裡學習。我開始學漢語的時候，我們全系只有不到30個學生。
南方周末:您1975年來北京學漢語，那個時候老師都教些什麼？
阿克曼:你可以想像，那是「文革」的時候。我選中國當代歷史這個專業的唯一理由是，可以跟中國同學們在一起讀書，其他專業都是給外國人單獨講課的。那時候，你可以想像，什麼「批林批孔」啊，什麼「儒法鬥爭」啊，我們有點哭笑不得。當然，我們的教授也哭笑不得，因為他們知道，這完全是胡扯，但是他們也沒有辦法。所以我們常常逃課。好在我們算工農兵學員，所以我們還下鄉，到工廠去勞動，這個還比較有意思。
我並不覺得那段時間是一種浪費。我開始學漢學的時候，還是老老實實地學古文，不過，我已經開始對當代中國感興趣，對中國的經濟感興趣。我的碩士論文是與經濟有關的題目:《中國五十年代的經濟計劃理論》。我跟我的教授爭得很厲害，因為他不願意我做這種題目，他對這些東西什麼都不知道，他沒法對我的碩士論文下什麼評論。第二他覺得，研究中國意味著研究中國的歷史，而不是中國的現在。
南方周末:一個看了很多中國古典文獻，對毛澤東和中國又有政治好感的西方年輕人，他來中國之前，對中國是怎樣的想像？
阿克曼:那時候比較混亂。來中國之前覺得，一方面，從社會的角度，在中國可以碰到人類的前途；另外，對古老中國也有浪漫的概念。其實當時的中國，兩個東西都不存在了:連一本《論語》都買不到；物質遺產大半被破壞了。而且我們發現，那時候人和人之間的關係特別糟糕。互相害怕，也不敢說話，常常撒謊。除了家庭和朋友的圈子以外，人們之間好像有一種不信任。所以，那時候我們當然會很失望。有些人發展成對中國的仇恨，好像中國騙了他們。對我來講，這種經驗非常重要，我慢慢發現，不能怪中國，應該怪我自己對世界的態度。
我把那時候在中國的經驗寫成了一本書，英文書名叫《I nside China outside doors》，意思是，我就在中國之內，不過我在門之外。
誤解是個好東西
南方周末:1980年代，您回到德國之後，成為第一批介紹中國當代文學的翻譯家。您怎麼看顧彬教授對中國作家和中國文壇的評價？
阿克曼:我跟顧彬很熟，這個人比較激烈，有時候喜歡極端，有時候乾脆就是胡說八道。「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這種說法就屬於比較胡說八道的那種。
南方周末:那您本人對中國當代作家、作品是怎麼評價的？
阿克曼:我是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開始對中國當代文學感興趣，但我並不是對「文學」本身感興趣，而是對這些作品表達出來的東西感興趣。比如，我並不認為，「傷痕文學」有很大的文學價值，「傷痕文學」中有些東西也比較俗氣，sentimental（傷感主義）。不過這些作品對中國人比較重要，因為它表達出以前中國人沒法表達出來的東西。
1980年代初，這種文學對西方人的吸引力不會很大，後來偶爾碰上了張潔的東西。張潔的東西比較有意思，也比較有文學價值，而不僅是代表了社會情況。我想先把她的短篇翻過來，不過出版社一定要我從長篇開始，所以我就決定把她剛剛出版的《沉重的翅膀》翻譯過來。這本書在德國非常受歡迎，到現在為止，是在西方唯一的中國當代文學中的暢銷小說。在德國發行量可能是8萬到10萬冊……張潔之後，中國出了一批好作家。
我開始翻譯中國小說時，已經在歌德學院工作了。1983年到1985年，歌德學院在同濟大學有一個留德預備部，十幾個大學生為赴德留學做準備，這個預備部有兩個領導人，一個是德國人，一個是中國人，我就是那個德國領導人。1987年年底我再次回到中國，準備創立歌德學院。
1986年，王蒙請我參加一個在上海的中國當代文學座談會，我的題目是《誤解的好處》。中國介紹吸收西方文學的過程大半都是誤解，反過來講，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大半也是誤解。但是這種誤解非常重要，因為這種誤解可以製造新的東西。
鄧小平促成中國歌德學院
南方周末:歌德學院是1951年建立的，那個時候德國人民還沒有完全克服戰爭的創傷，為什麼要建這個學院？
阿克曼:那時候德國在歐洲的名聲不是特別好。我們稱自己是「奧斯維辛後一代」。
最初，歌德學院主要在西歐，鄰居國家，因為他們受納粹帶來的災難是最厲害最直接的。在東歐當然沒法創立，蘇聯不允許。在社會主義國家創立的第一個歌德學院是在羅馬尼亞，倒不是他們覺得歌德學院有多好，而是因為它當時正在跟老蘇鬧。然後慢慢擴大到美國，美國是德國重要的合作夥伴、老哥，在美國創立好多，可能有十幾個。
從1970年代到1980年代，所有的歐洲人就明白了現在的德國已經不是納粹時候的德國了，是一個開放、民主、平常的德國。於是我們就把西歐一些比較小的歌德學院關掉了，同時，在亞洲、拉美、非洲創立新的學院。比如，1960年代創立了日本大阪歌德學院。
南方周末:歌德學院的選址原則是什麼？
阿克曼:在有的地方，歌德學院的象徵意義很明顯，比如在阿富汗戰爭之後，就創立了一個歌德學院。但也有一些歌德學院的建立帶有一定的偶然性。兩國領導人會談了，提到加強交流，歌德學院就作為送給彼此的一個禮物。
南方周末:2004年，歌德學院在平壤建立了一家分院，這是西方在朝鮮建立的第一個文化中心。做成這件事有多難？歌德學院是怎麼做到的？
阿克曼:不是分院，是一個材料中心。沒有擔當起語言教學、文化交流的任務。去這個資料室的人要寫申請，這個資料室的資料也要接受平壤的審查，這是毫無疑問的。
怎麼說呢，在16年的時間裡，北京分院也是中國惟一的一個「西方文化機構」，「法國文化中心」是2004年才成立的。中國從原則上不允許搞一個西方文化機構，北京分院等於是鄧小平送給科爾的一個禮物。1984年科爾訪問中國，在私下場合，向鄧小平提出想在中國開設歌德學院。當時，中國正在和歐洲建立緊密的外交關係，鄧小平同意了。外交部派小組來跟歌德學院談辦學細節的時候，才發現歌德學院竟然是德國政府官方的文化交流機構。當時的中國文化國際政策比較保守，文化部和外交部都不想挑這個頭，推給教育部，幾年之內沒有進展。後來，科爾又來中國，看到鄧小平的時候說，歌德學院北京分院還沒有成立，鄧小平說:「看看我們的官僚主義多麼厲害！」因為這句「最高指示」，1988年，北京分院才正式成立。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特別大的意外，也可以說是突破。
我覺得有這一個小小的窗戶，就能起作用。當然，每個國家情況不一樣。歌德學院能忍受的東西也有限。比如說在伊朗我們就把歌德學院關掉了。因為沒用了，沒人能去，去的人每一次都被調查。不過三年前又開了，因為即便歌德學院工作受限制，它還是能起一定作用。只要好處比壞處大，就開著。
歌德學院是孔子學院的老師？
南方周末:有一種說法，「歌德學院是孔子學院的老師」。您覺得兩個學院有什麼不同？
阿克曼:歌德學院跟孔子學院最大的區別是，孔子學院總的來講是一所語言學校，它90％上的活動就是教中文。
南方周末:可歌德學院初期也是這個樣子的。
阿克曼:歌德學院最初基本上也是語言學校，不過，在1950年代中，這個就變了，我們變成一個真正的文化交流中心，全部活動規模三分之一是教語言，三分之一是提供關於德國的資料，三分之一是文化交流。另外一個很大的區別就是，孔子學院不是一個學院，一般來講，孔子學院都是大學漢學系的一個小部分，我覺得這個政策是非常聰明的。因為實際上，到現在為止，孔子學院的作用還不算大。柏林大學的孔子學院有30個學生，活動範圍也比較小，但是從媒體印象來說，做得是非常精彩。起碼在媒體上起到的作用非常大。實際上我發現，沒有一個人具體指導孔子學院是一個什麼東西，但大家都知道這個名字，都覺得是中國的歌德學院，我不知道這是誰想出來的，我非常佩服這個人。
南方周末:有人因此質疑孔子學院身份尷尬:不是官方的對外文化機構，不涉及兩國的教育主權，因而不受兩國政府保護，只是大學之間的合作辦學，沒有統一的教材、師資和固定校舍。
阿克曼:當然，大學不能代表官方的對外文化政策，但目前孔子學院主要還是教中文，我看他們的活動內容，大多是教中國畫啊，中國功夫啊，寫毛筆字啊，所以我覺得，在短時間內，矛盾不會特別大。不過，我覺得很奇怪的是，除了孔子學院，中國還有一個隸屬於文化部的文化交流中心，在巴黎有，很快在柏林也有，不過沒有一個人提到它。這個文化交流中心的作用跟歌德學院類似，包括語言教學，提供關於中國的材料，搞各種各樣的文化交流。這種文化中心中國很早就有，最初在巴布亞紐幾內亞、模里西斯。
南方周末:最近德國有一家報紙叫《每日新聞》的，質疑中國辦孔子學院並不單單是為了語言教學，它還擔當著對外援助、奧運宣傳、為兩國企業家牽線搭橋的作用。您怎麼看？
阿克曼:這又有什麼不對呢，搞這樣的活動我一點也不反對，更深刻的是另外一個問題，歌德學院建立的時候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是把文化和政治分開，我們不是一個國家機關，我們是一個獨立的民營機構，我們和政府的關係是在合同裡寫下來的，國家應該給我們錢，但不應該幹涉我們的工作內容。這跟納粹時代的經驗有關係，那時候文化完全是被政治利用了。
南方周末:一方面是文化和政治的關係，另一方面是經濟和文化的關係。中國人經常說的一句話是「文化搭臺，經濟唱戲」，我不知道在德國的文化語境裡，您怎麼看這種說法？
阿克曼:中國的文化商業化非常厲害，我覺得太過分了，對文化不會有很大的好處。拿我們剛才談過的中國文學來說，中國文學水平的下降是從1990年代開始的，這跟文化商業化有很大關係。我不反對文化的適當商業化，但是把全部文化都商業化了，對文化的發展沒有任何好處。
我們提出一個概念叫「中層階級」，它跟「中產階級」的區別是它不是一個以收入劃分的概念。這些人可能並不富裕，但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受傳統文化影響比較小，願意接受新的東西，而且有一定的專業技術職稱，比如教師、律師、媒體人、藝術家……他們能夠影響別人。在我們舉辦的「德國周」的系列活動中，我們會著重與這些人群接觸。（錄入:陳利明）
張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