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開她驚人的美貌，帥氣的丈夫和無可挑剔的時尚品味，Amal Clooney最重要的身份是一位國際人權律師。她有著漂亮的履歷，本科畢業於牛津大學，後進入紐約大學就讀LLM，曾為Sotomayor大法官做書記員。畢業後，她進入紐約的Sullivan & Cromwell工作，專長刑事辯護。2004年，她在國際刑事法庭（ICJ）作為書記員工作一年，後進入聯合國黎巴嫩問題特別法庭檢察官辦公室和前南斯拉夫問題特別法庭工作。2010年，她回到英國，作為大律師（Barrister）加入Doughty Street Chambers。
在明星光環的加持下，Amal近年來的接手案件顯得尤為高調：如曾代理在埃及因言獲罪的記者Mohamed Fahmy，在她的積極呼籲下，該案以埃及總統頒布特赦令告終。也曾代理希臘政府欲追回流落國外的文物。她曾代理遭ISIS奴役虐待的倖存者Nadia Murad在國際法庭起訴ISIS，呼籲世界關注並譴責ISIS在伊拉克北部對少數族裔Yazidis族的暴行。Nadia Murad在2018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同時，Amal還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客座教授。當然，媒體被「Clooney夫人」的光環迷得暈頭轉向，無意中誇大了她的業務能力，客觀而言作為律師她資歷尚淺，在許多案件中只發揮了有限的作用。
有時候我在想，如果公眾將對Amal Clooney的婚姻、外貌的興趣分出十分之一在她的職業領域——在她為媒體自由而在UN疾呼時不要只報導她「閃亮的頭髮」和「迷人的笑容」；聽聽她所描述與控訴的正在這個世界隱蔽的角落裡發生的屠殺與暴行，而不是爭先恐後地報導她穿了什麼品牌的連衣裙——這個世界或許還有機會變得更好。
無獨有偶，英國前首相Tony Blair的妻子Cherie Blair也是一位廣受尊敬的人權律師。Amal與Cherie在馬爾地夫前總統穆罕默德 納希德社恐一案中來了一次「對決」，Amal代理穆罕默德·納希德，Cherie Blair的律所則代理馬爾地夫政府。
事實上，廣義的人權律師散布在各個領域中，他們可能為政府、NGO、甚至企業工作，幫助最弱勢的群體維護基本生存權益，如提供基本醫療、平等就業、保障性住房等。國際人權律師則是少有人踏入的職業道路，因為名額的稀少與競爭的激烈，國際人權律師成為了法律職業中最「偏遠」的分支之一，「如何成為一位國際人權律師」似乎是個難以找到答案的問題。
一個良好的起點當然是法學院課程以及相應的legal clinic。許多學校，如伯克利、斯坦福法學院都有國際人權法律診所，關注的問題也非常多元。從國內——美國邊境移民問題，境內人口販賣，種族歧視引起的仇恨犯罪等，到國際人權問題，如對烏幹達戰爭罪的國際審判，難民問題，滅種罪（genocide）、酷刑(torture)與大屠殺(massive killing)。學生一方面可以通過seminar了解世界範圍內的人權問題，另一方面有機會親自參與情況收集，與受害者溝通，旁聽庭審，起草相關報告等。
國際法院實習機會則非常稀有並競爭性極高，位於海牙的國際法院（Internation Court of
Justice）提供3個月以內的不帶薪實習，實習名額極少。對國際法有興趣的學生也可以通過學校提供的項目獲得在國際法院實習的契機。
總而言之，國際人權法是一條少有人選擇的路，競爭難以想像的激烈。有志於此的法律人或許正應了那句話——「三思方舉步，百折不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