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教學」與「研究」同等重要，鼓勵並嘉獎優秀教師
中國許多高校普遍存在著一種重「研究」而輕「教學」的傾向。在評價院系或教師業績的時候，發表了多少被SCI收錄的學術論文，或完成了多少國家級的科研項目，往往成為了最重要的評價標準。至於一個院系在教學改革或課程設置上花了多少精力，或一名教師在培養學生方面投入了多少心血，卻往往少有人過問。而一個優秀的教師往往是激勵學生向上、好奇、興趣最好的方式。所以，重「研究」而輕「教學」的體系可能扼殺未來的21世紀人才，以至於無法滿足企業客戶的真正需求。
例如，此前媒體曾報導，某著名高校的一位老師的教學水平有口皆碑，他教授的課程在學生網上評教活動中以罕見的滿分居全校之首。很多學生稱他為「我碰到過的最好的老師」。源於對這位老師的敬愛，在他去世後的三天內，該校BBS上竟發表了學生千餘篇悼念文章，學生還自發籌資為他出版紀念文集。但就是這樣一位優秀的教師，因為一直以來不願為晉升職稱而「炮製論文」或「疏通關係」，於是被為「沒有像樣的科研成果」，至死也只是一名講師。
前一段時間，一位美國一流高校的系主任到一所中國一流高校參觀，他發現在那所中國高校中，做研究的教授的實驗室離教室很遠。他問那所學校的校長：「這不會很不方便嗎？」那位校長居然回答說：「我們做研究的教授不必教學，我們給他們很好的實驗室，讓他們專注研究就好了。」這位美國系主任很不以為然地對我說：「在中國，教授不教書，還能稱為教授嗎？」
這種重「研究」而輕「教學」的傾向必然會阻礙高校教學質量的提高，並影響到人才的培養和人才戰略的實施。事實上，教學與科研對高校來說具有同等的重要性，高校管理者應當要求所有的教授都要教學，並且應該從教學評價體系、教師評級和獎勵制度等方面做出正確的引導，使偏重教學和偏重研究的教師擁有同樣的發展空間。
7. 為教授提供有競爭力的科研環境，吸引真正的海外人才歸國
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先生曾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中國大學的問題，最大的問題是師資問題。這個問題在研究方面特別地明顯。在我工作過的多家企業，每年招聘時都會收到數千份中國大學畢業的博士的申請。可不幸的是，除了很少頂尖學校的博士外，大部分博士所做的研究課題都是陳舊或者沒有意義的。我想，這個問題主要可以歸因為一部分博士生導師的能力有限，並沒有站在學術研究的最前沿。每年我都會看到數千個花費了三到五年的時間讀博士、卻在事實上降低了自己的競爭力的應聘者。我不得不鄭重提出：中國高校應該重點突出地為少數研究者提供最有競爭力的科研環境，並且儘量吸引真正的大師加入。只有這樣，才可能培養出滿足21世紀企業或科研單位需要的博士生來。
在美國，大學教授是一個知識分子夢寐以求的職業。大學教授有很高的社會地位、良好的待遇，獲得「終身職」的教授職位也極為困難。申請者需要完成多項獨立科研工作、在高水平的期刊發表文章、成功地指導博士生，再經過嚴格的師資評審制度，由同行教授進行客觀考評，還要加上學生的評語。如此高的門檻，保證了教授的質量，也保證了教授的社會地位。
我在中國去過的幾乎每一所大學的校領導都曾向我抱怨留不住人。最好、較好、甚至中等的學生畢業後，出國的出國，就業的就業，都不願意留校任教。待遇不好造成師資不足，師資不足造成學生不滿，學生不滿造成老師社會地位降低，低的社會地位造成待遇更上不來。這很容易形成一個危險的惡性循環。
因此，中國高校必須從根本上著手改善教師的工作環境，提供一流的科研條件，為優秀教師提供一流的待遇，用開放的管理理念和優越的物質待遇留住最好的教學與研究人才。這些需要先從一流高校做起，然後逐漸向其他高校輻射。此外，為教師隊伍引入合理、明確的評價標準和晉升體系，以及賞罰分明的獎懲制度，學習美國高校設立「終身職」制度、「同行評議」制度等，也是完善教師管理制度的必要舉措。
的確，中國的高校目前也吸引了一批海外歸來的學者，其中一些是蜚聲國際的（例如清華大學聘請的姚其智教授），但是還有更多卻並不是真正學問出眾的學者。在吸引海外學者歸國的計劃中，學校不要忘記目標是找最好的學者，而不是找普通的「海歸」。對於那些公認的「大師」，希望高校不要急於給他們加上「行政頭銜」（當然，優秀的教授也應該可以享受等同於「院長」、「主任」、「委員」的待遇）。學校應該讓那些適合處理行政事務、善於管理的教授去擔任行政職務，而把那些熱心於教育，擅長科研教學的老師留給學生。
8. 除了高智商，也要培養高情商、高靈商的學生
21世紀既需要高智商，也需要高情商、高靈商，因為在「平坦」的21世紀，幾乎沒有哪份工作不需要很好的人際合作，而且，這些合作可能是跨國界、跨領域、跨公司的。要做一個21世紀的人，就必須能夠與人溝通合作。印度著名企業Wipro的執行長保羅曾說過：「我可能早上和一個美國人合作以便更好地與某印度公司競爭，中午向一個中國人下訂單，下午和一個法國人籤約，晚上把產品賣給英國人。我們能把任何工作移到任何國家。今天的人才不但要適應這種國際產業鏈中的合作與競爭，而且更需要具備自覺、上進和溝通的能力。」
在開復學生網，學生提出最多的問題是關於為人處事的問題。因為學校注重成績、智商、考試，但是沒有在心理成熟、人際關係、團隊精神、道德人品方面給學生足夠的指導。近期大學生和研究生的自殺率增高也是這個問題的延伸。其實在企業裡，高智商只是成功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情商和靈商的培養。
智商當然重要。我並不否認在一般情況下，成績好的學生在求職時的成功機率可能更大些，但事情並不那麼絕對。根據《隔壁的百萬富翁》一書的統計，美國百萬富翁的平均大學成績只有2.9（3分相當於乙等，2分相當於丙等），並不是非常突出。根據Daniel Goleman著名的研究，企業家的成功更來自於情商而非智商。
我曾在中央電臺《對話》節目中和一位中國大學副校長討論學校與人才之間的關係。他認為學校的職責在於培養高智商的人才，而我認為除了聰明才智之外，學校必須培養守誠信和有團隊精神的人才。守誠信就是「靈商」，團隊精神就是「情商」。因為大學四年既是學生可塑性最強的四年，也是學生最容易被誤導的四年。如果只重培養智商，則走出校門的人才很可能成為不能適應現代社會要求的「畸形」人才。大學應注意培養學生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使之成為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大學生。
例如，在團隊合作方面，國內一些高校對學生的要求並不高。我的一個朋友曾在某大學開設一門課程。開始時聽課學生很多，但後來他發現，有30%左右的學生自動退出了。課程結束後對退出課程的同學做了一個問卷調查，結果發現大部分同學退出課程的原因竟然是：該課程的許多作業要求學生組成團隊共同完成，但學生們卻對團隊合作的學習方式感到不習慣和不適應。顯然，這些學生並不理解團隊合作的重要性。當他們參加工作後，所有的工作都需要團隊合作才能完成，如果能在課堂上積累更多的團隊合作經驗，那對今後的工作該有多大的幫助呀！
為了增加情商或靈商，最好的方法不是加開一些這方面的課，而是讓學生經過實踐從參與中學習。我建議高校為學生提供全面的素質訓練，幫助學生利用學生社團、項目合作、暑期實習等各種機會，培養情商、體商和靈商等方面的潛質，讓學生學會思考、溝通和參與團隊合作的基本技能，為未來走向工作崗位做好準備。學生社團是很好的機制，但是應該讓這些社團作為為了學生而不是為了校領導而存在的團體，鼓勵所有的學生參與，而不是把獎勵、機會都給了學生幹部。在這個身體力行的環境中，老師必須特別注意自己的言行，以身作則。作為學生的楷模，老師對學生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
9. 大膽嘗試新的教育理念，建立「世界級」中外合辦大學或私立大學
21世紀的人才需要21世紀的一流高校。中國高校和歐美一流高校之間還存在明顯的差距，向歐美一流高校學習，在各個領域與他們開展廣泛的合作，是提高高校教學、科研水平的捷徑。中國高校可以嘗試通過與歐美高校合作，學習他們先進的辦學理念，將其在管理、師資、科研、教學、招生、科技成果轉化、園區建設等諸多方面的先進經驗與本校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真正找到一條適合自身發展的正確道路。
國內大學以公立大學為主，私立大學（即民辦高校）的數量僅佔大學總數的10%左右（據教育部2005年5月的統計數字），且多數為專科院校，其總體教學質量還遠遠無法與公立普通高校相比。但在高等教育最發達的美國，80%以上的「世界級」大學都是私立的。在這方面，中國是不是也可以借鑑美國私立大學的成功經驗呢？
美國私立大學通常是在有理想的成功人士捐贈的基礎上建成，歸私人所有，由董事會管理。這些大學並不以贏利為目的，股東不得獲取利潤分成，所有收益均用於學校發展及提高科研教學水平。美國私立大學通常都擁有雄厚的資金基礎，更重要的是，私立大學在成本控制、運作效率、吸引學生及響應社會需求方面，都比公立大學靈活和有效得多。在這種靈活運作的方式下，私立大學可以吸引大批傑出的教師和研究者，達到很高的教學水平，培養高素質的人才。
除了學術、教學的合作之外，美國高校的錄取政策也非常值得借鑑。美國大學的學費一般比較貴，公立大學和私立大學之間也存在較大的差別。但即便在那些收費昂貴的著名私立大學，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也很少會為籌措學費發愁，因為美國政府和幾乎所有大學都為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提供各種資助政策，用獎學金、助學金、低息貸款、商業貸款等不同資助方式的有效組合徹底解決了低收入人群的後顧之憂。
《中外合作辦學條例》已實施一段時間，但是遺憾的是，至今我仍然沒有看到真正的一流大學來到中國辦學。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看到真正世界一流的高校與中國高校合作開辦分校。
或許有一天，我們可以為教育改革實踐一種新的方式，就是創造一個實例——比如在條件許可時，嘗試著建立一所一流的私立大學。一所新的私立大學有足夠的自由去使用新的思路，推出新的機制。如果這所私立大學成功了，它就證明了在中國實施類似模式的可能性，並且大幅度地降低了風險，同時它也將成為一個辦學的典範。李嵐清總理在《李嵐清教育訪談錄》中說：「教育就像一輛汽車，公立學校是大輪子，私立學校是小輪子，與外國的合資學校是另一個小輪子。一個大輪子和兩個小輪子將推動中國教育的快速發展。」這充分表明了私立大學在中國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寫在最後的話
中國正在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實體。
但是，中國若想成為真正的經濟強國、科技強國，就必須擁有足夠數量的自有智慧財產權，擁有一大批一流的、勇於創新的現代化企業，擁有為數眾多的傑出學者和優秀領導人……而所有這一切的前提條件都是——中國必須首先擁有世界一流的教育體系，擁有滿足21世紀人才培養的一流高校。
我目前雖不是職業的教育工作者，對中國教育體系的認識和理解也未必透徹和全面，但我從心底裡熱愛中國教育事業，關心廣大青年學生的成長。我想，寫在這封信中的分析和建議也許不一定能適用於中國每一所高校，但它們都是發自我內心的真實感悟。
希望有一天，當我參觀中國高校時，校長能自豪地為我引薦該校聘用的學識淵博、聲名卓著的大師，而不是帶我去看華麗的大樓；希望校長可以激情地暢談無私的教育理想，而不是無邊的校園；希望從高校裡走出的每一位畢業生都能得到21世紀企業的認可，而不是徘徊在失業的邊緣；希望發展教育、滿足企業客戶需要的理念真正為每一個教育工作者所接受，而不是被束之高閣……我想，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中國高等教育事業的未來一定會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