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作為中國最早進行改革開放的城市，以其在全球化製造業中的地位被譽為「世界工廠」。在這個世界工廠裡，正如2013年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的策展人奧雷•伯曼所講：「不僅創造產品，也創造價值。」
從一部描述工人的戲劇說起作為全球產品的製造者，深圳的工人在這個世界工廠裡創造的社會價值是巨大的。但很可惜，在《世界工廠》這部被稱為「作為一種社會研究和實踐的劇場」的戲劇裡，我們看到更多的是工人的苦難，而且僅是流水線工人的苦難，不是工人的價值。筆者認為，這部11月底在深圳演出的劇，正代表了一種由對工人的刻板印象生發的典型想像，忽略了工人內部多樣性和新一代工人的嶄新變化。
這部來自草臺班的戲劇，在描述苦難方面是成功的。機械化大生產將人異化成一個「螺絲釘」的即視感撲面而來：唯一能證明工人依然作為人的存在的，是他們用四川話、廣東話等不同方言發出的嘈雜質問——「這是什麼樣的工廠，這是什麼樣的世界？！」工人的質問聲，在流水線上，從微弱的竊竊私語到振聾發聵的怒吼，代表來自五湖四海的工人們自我意識的覺醒，以及暗湧於全球資本產業鏈條中強大的工人力量。
那麼，工人是如何覺醒的？工人覺醒後怎麼辦？《世界工廠》在接下來的幾幕中，或許是出於某種原因，並未對此作答，也沒有轉向「工人自我覺醒後如何解決憤怒」的問題。
草臺班演出《世界工廠》。《世界工廠》營造了被全球化資本和消費主義壓迫的工人形象，工人被當做單一的受害者。我問一位到場觀看《世界工廠》的前女工，如何看待這部戲裡的工人，她說：「工人裡也有管理層的工人啊。」當我在靠近深圳新機場的一個工業區中，見到3個年輕工人腳踏最新款的智能電動代步車從我面前如少年哪吒一般「飄」過時，當我在這個工業區中7天酒店的電梯裡，見到卡拉ok店專為工友提供的憑工作證的優惠時，我想，這或許是「苦難工人」的另一面。
該劇對工人群體內部的矛盾，包括現實中存在的男工對女工的性騷擾情況都未有觸及。演出後，有觀眾質疑主創團隊，「演員沒有在工廠打工的親身經歷，演出來的東西是否真實」；也有工人觀眾提出，是否可以去廠區演出，而被導演現場婉拒。劇末提及的「新工人」，主要以會彈吉他、會唱歌的文藝範工人為代表，並未觸及其他工人的新身份、新處境。一位來自富士康的年輕工人，在演後談中表示，自己根本算不上工人：因為以前工人被稱作「工人老大哥」廣受尊重，現在在工廠工作的這些人，連基本的尊嚴都沒有，何談受人尊重？——這一觀點來自被人們以為是「工人」的觀眾，更是透過消解「工人」身份本身，消解了「新工人」這個概念。
這種對工人苦難形象的著力鋪陳，以及對工人多元現狀的忽略，顯示出該劇對不斷變化的「工人」生存狀況研究不足。同時，在演出中，具有文藝人、諮詢師等現實身份的演員，以工人身份與場下觀眾對話時提到「你們」；在演後談中，演員以自己的現實身份與場下觀眾對話中提到的「我們」，包括導演以距離太遠為由拒絕去廠區演出的回應，在在顯示出，該劇團在演出前後的身體轉場中顯露的身份邊界。
汪暉在觀後的一篇文章中，針對這個問題，提出了「形成一種新的『我們』」的可能性」。在我看來，這種可能性在劇中劇後都有可能存在。一位90後青年工人在看過該劇之後告訴我：「這個劇是很好，的確演出了很多工人遭遇的問題。但是這個劇要演給那些白領看，給工人看一點用都沒有。工人天天接觸到的就是這些事情，你再演一遍讓他們看，只會讓他們更痛苦，要麼反抗，要麼沉默。如果這個劇告訴工人說，沒有什麼解決辦法，那麼只能讓工人更沉默。」
可惜的是，正因這種身份邊界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與工人群體的距離感，使主創們無法很好地處理工人群體內部的身份差異，以及新舊工人身份的歷史變遷。劇中對工人形象及其身份的片面想像，也讓該劇沒能抓住藉由戲劇文本形成社會聯動的機會。
國家總理李克強深圳考察首站看「創客」。工人的身份轉變與城市的轉型對劇團演員身份邊界的討論，很自然地就讓人聯繫到工人身份的轉變。智能化工業時代來臨，無可避免的一個趨勢是，工廠中越來越多的產業機器人將取代工人的工作，工廠中的工人會越來越少。
在一次與深圳女工面對面的沙龍活動中，一位女工NGO的代表也提到了「我們」、「你們」的身份之別。在她們的感受中，工人和城市人是不同的：工人只是生活在城市邊緣的工廠區內，城市人是她們心中的「你們」，女工姐妹才是「我們」。
流水線工人的生存環境的確惡劣。但隨著城市定位轉變、產業升級進程推進，當有一天流水線上不再有工人時，流水線工人的生存問題也將不復存在。一旦流水線工人因產業轉型分流，這種藉由「我們」身份而形成的城市邊緣人群自我保護的屏障也會被打破，弱勢群體的生存形態更加呈現個體化特徵，其生存處境會更艱難。
而勞工問題不會就此消失。在深圳大街小巷，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非正規就業勞動者，他們在超市收銀臺前，在小吃店送外賣的路上，在按摩店的按摩床旁。他們不在流水線上，算不上典型的「工人」，但他們依舊是勞動者。當流水線工人離開工廠，也許會成為這些勞動者中的一員，也許會成為小商販、包工頭、民營企業老闆等各種創業者，整個社會一定會經歷一個大批工人從工廠離散分流、融入社會的陣痛過程。
工人們從產品製造者到城市創業者的身份轉變，在我看來，才是「新工人」概念的真正內涵。這種工人身份的轉變，並非今天才出現，深圳的大鵬新區現在很多小老闆就是八九十年代來深圳龍崗打工的工人，他們用了二三十年時間，通過個人的艱辛努力，才完成這一身份轉變。
與第一代深圳工人身份轉變相隨的，是深圳這三十年來的城市發展。靠近寶安工業區的前海，成為國際金融的新熱土；大亞灣核電站所在的大鵬新區，一些老工業區也已逐漸變成房地產開發項目。
總而言之，《世界工廠》對流水線工人惡劣的生存環境等生活元素進行藝術加工，很好地再現了當代工人的苦難，不失為一部具有現實批判意義的社會戲劇。但由於忽視了工人身份轉變的歷史變遷和文化多元，對工人身份轉變的研究及呈現不足，夾雜在劇裡劇外的身份邊界，也阻礙了該劇更好地發揮其社會實踐潛力。《世界工廠》因在深圳這個「世界工廠」演出而引發的爭議和討論，也意味著該劇營造的關於「世界工廠」的想像在世界工廠的現實面前被打破了。
在新一代工業革命的強勢推力下，工信部已在2014年12月22日表示，將大力推動工業「智能製造」發展。深圳更面臨一個從世界工廠轉型為創客天堂的巨大的社會發展機遇。在深圳這個世界工廠裡，工人被機器人所取代的時間越來越近，工人們為身份轉變的準備時間也越來越少。如果說，城鎮化要解決的是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的問題，那麼，工業智能化要解決的就是工廠剩餘勞動力轉移的問題。隨著工業智能化的產業加速，這個問題會變得越來越嚴峻。
說到智能製造，擁有大量硬體客戶的深圳安視達雲監控平臺的創始人戴振光認為，「硬體產品的生產流程是：創意-設計-開發-樣板-小批量-批量。初創的創新企業往往做的是新產品，更多是小批量的試錯。從樣板到小批量再到批量的過程是個大門檻」。
據硬蛋網2014年11月報導，在深圳沙井和松崗的3家五金模具廠中，不僅包括長達二十年歷史、五百多人的老牌大廠，也有生存了十來年的五六人的作坊式小廠。我在深圳寶安的一個城中村裡，也曾見過一排在樓房裡開工的五金小作坊。在我看來，正是這種小作坊式的小五金廠，為大工廠的勞動力轉移提供了就業空間。同時，也正是這樣的小五金作坊，為初創階段的創客團隊的小批量產品制模提供低廉、便捷的製造服務，為初創團隊迅速進入智能製造行業提供支持。
因此，在關注富士康這類大型製造工廠勞動力轉移的同時，也需要為這類為小初創硬體團隊提供技術支撐的小型製造廠提供政策扶持，從智能製造產業鏈條的最底層進行支持，尤其是改善一線工人的生存和發展條件，才能為深圳乃至全國的創客們提供更加完美的創業空間。
從整個智能製造的生產鏈條看，不論是富士康這類大工廠的流水線工人，還是沙井小五金廠裡的模具工人，都在為智能製造添磚加瓦。誰說工人不是創客？不論是曾經的流水線工人，還是當下的個體創業者，他們既創造了供給全球消費者的產品，也創造了城市發展的新機遇，更創造了深圳獨有的工業文明。
後工業時代的智能工業浪潮呼嘯而來，我們的城市治理者是否做好了應對準備？城市中的每個普通人，又是否做好了準備？雖然《世界工廠》一劇忽略了工人身份轉變的問題，但由此引發的討論，能讓我們意識到，在推動智能製造的同時，需要幫助工人在工業升級過程中有尊嚴、平穩順利地完成身份轉變，使之從苦難工人到受人尊重的社會創造者。管理者只有妥善地解決工人身份轉變問題，讓一線工人們更好地感受到城市對他們的接納和尊重，才能推動城市升級、產業轉型順利進行。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