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調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限 上應天時下合民心

2020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關於修改<關於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的決定》，將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範圍，由原來的「兩線三區」調整為一條紅線，即對超過借款合同成立時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四倍的利息不予保護。最高法院大幅下調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是司法助力國家實體經濟發展的有力舉措，順應時代需要，合乎民心所向。

2019年2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完善金融服務、防範金融風險舉行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會議，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學習時強調，「金融要為實體經濟服務，滿足社會經濟發展和人民群眾需要」。據統計，我國市場經濟主體除個體工商戶外，約有4千多萬家企業，而中小微企業佔比超過九成，提供城鎮就業崗位的80%以上，創造的最終產品和社會服務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60%，上交稅利佔比達50%。由於中小微企業缺少相應的抵押品，向銀行申請貸款的能力受限，這些企業中的大多數或融資來源的大部分只能是民間借貸市場，過高的利率增高了企業的財務成本，減弱企業發展的動機和動力。我國經過40年的大發展，實體經濟的利潤回報率已大為降低，多數行業的資本利潤率為3%至10%，過高的民間借貸利率只會使絕大多數中小微實體經濟雪上加霜，舉步維艱。降低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不僅會使違規進入民間借貸市場的銀行資金大為減少，增加中小微企業通過銀行貸款獲得融資的機會，而且也會使通過民間借貸市場融資的企業減少財務成本，增強企業發展的動力和活力。

我國經濟不可以也不應該像英美一樣以金融立國，而應像習總書記強調的金融應為實體經濟服務。世界經濟的發展出現了以華爾街為代表的泛金融化模式，和以德國為代表的產業經濟模式。以華爾街為代表的泛金融化模式強調利率自由化，約定利率受法律保護，這實際上是保護金融資本對產業資本的掠奪。以德國為代表的產業經濟模式，強調對借款利率的法律幹預，據相關判例，德國對利率超過15.7%以上的部分就不予保護。我國是人口大國，通過四十年的發展成為世界製造業第一大國，製造業在我國經濟比重中佔比逾1/3，以製造業為中心的實體經濟發展關乎我國經濟的發展方向和未來。因此，降低民間借貸款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有利於降低我國實體經濟的財務成本，增強實體經濟的競爭實力，特別是助力我國以製造業為中心的實體經濟和中小微企業的發展，符合我國經濟的發展方向。

下調民間借貸款利率的保護上限，有利於民間借貸回歸原有功能，剎住我國經濟生活中的泛金融化傾向，減少金融風險。目前民間借貸可分為個人民間借貸、職業放貸人、小額貸款企業及貸款中介四種。其中個人民間借貸多發生在熟人之間，多無利息或較少利息，對於有利生產、方便生活發揮了重要作用。但職業放貸人、小額貸款企業和貸款平臺，則完全以營利為目的，其受利益驅動，往往高利放貸。職業放貸人因金融監管的滯後，往往使民間借貸市場成為巧取豪奪的法外之地。民間借貸市場本身具有較高的金融風險，該風險具有產生的隱蔽性、發生的滯後性、影響的廣泛性等特點。民間借貸過高的司法保護利率必然使大量資金湧向民間借貸市場，對金融監管的衝擊可想而知。金融的多樣化不僅使原有的金融監管法律和措施滯後或空白，而且信息不對稱又加劇了金融風險的累積。近年來頻發的「套路貸」案件無不從側面印證了民間借貸市場的高風險，這不僅使廣大投資者遭受損失，而且對我國經濟的衝擊也是難以估量的。降低民間借貸款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有利於減少社會資金湧入民間借貸市場，減輕金融監管的壓力，同時使民間借貸回歸原有功能，減少「套路貸」案件的發生。

下調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有利於社會和諧穩定。趨利避害是人之天性，富貴險中求也是大部分人的心理定式。法律具備引導和激勵功能，通過法律的制度設計引導人們趨利避害。下調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使民間借貸不再成為暴利行業，理性人就能認識到此中利益的有限性，如果再輔以高利貸者刑事懲罰制度，就會使許多人放棄職業放貸、違規放貸，轉向守法經營，進而有利於社會和諧穩定。（作者系北京工商大學法學院教授）

來源：人民法院新聞傳媒總社

編輯：陳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