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24日，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我國外交戰線的傑出領導人黃華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98歲。從1935年參加領導「一二·九」運動，到奔赴延安參加革命、出任各國駐外使節、聯大代表團副團長、外交部長、副總理、人大副委員長等重要職務，黃華同志始終忠誠於革命、忠誠於黨和人民的事業，把畢生的精力都獻給了中國的革命和外交事業。
參加發動」一二九「運動
黃華，河北省（原直隸省，後於1928年改名為河北省）磁縣人，1913年1月出生於一個教職員兼地主的大家庭，原名王汝梅（後因協助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採訪出版《紅星照耀中國》和便於在國統區開展工作而改名為黃華； 為便於讀者閱讀，本文全部以黃華名之）。 由於父輩等人受教育水平較高，且大都從事教育工作，故聰慧和勤奮好學的黃華從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黃華與夫人何理良
少年時期的黃華，受先進文章作品和雜誌的影響，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醜惡以及舊思想的束縛產生了深深的厭惡和反抗情緒，並從內心立志做一名反抗舊社會和舊思想的人。 1929年秋，因反對家庭包辦婚姻，斷然勇敢離家外出求學的黃華，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錦州東北交通大學預科。 1931年9月，又升入東北交大本科。 可就在他剛升入東北大學之際，就發生了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並佔領瀋陽的「九·一八」事變。 迫不得已，黃華只好和大批東北同學一起回到了北平，並於1932年秋考入燕京大學。
燕京大學坐落在北平（現北京）城西郊，是經北洋政府、南京政府批准、由美國教會、私人財團和個人捐資興辦的一所大學。 當時的燕大，學術氣氛比較濃厚，教學思想比較自由開明，在校的學生可以閱讀到馬、列著作的英譯本。 除此之外，這裡還聚集了一大批中、外籍教授和講師。 其中，對中國革命產生過深遠影響的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就是其中一位。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青年學生是政治上最敏感的群體。 黃華和一大批失去家園的東北同學，為了抗日救亡，在燕大成立了抗日救國會，在校內抨擊日本的侵略暴行，在校外強烈要求政府抗日，號召全民拿起武器，抵禦外辱。 為了發揮好抗日救國會的作用，應東北大學張希堯的要求，黃華想法鉛印了一部關於遊擊戰術的小冊子，組織帶領全校學生進行了真刀實槍的軍事演習，收到了很好的社會效果。 隨著個人思想的不斷進步和影響不斷擴大，黃華被選為學生會執行委員會主席，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35年10月22日，黃華組織燕大全體學生大會一致通過，授權學生會請哲學系研究生高名凱草擬了一則措辭尖銳的電文，發給南京正在召開的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要求政府開放言論、集會、結社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學生等，並將此電文作為平津十校學生自治會為抗日救國、爭取自由聯合發表的宣言，連夜印刷，寄送到全國各大中學校、報刊雜誌社。 在當時情況下，此舉不僅強有力的抨擊了國民黨的黑暗統治，也成為了「一二·九」運動爆發前的一顆信號彈。
之後的一天，也就是北平市學聯成立後不久，黃華在鎧甲廠13號斯諾先生的客廳和同學寫信給當時民眾十分尊重的革命者宋慶齡，請她指點學生的革命行動該如何進行。 12月初，美國記者艾格尼斯·史沫特萊和埃德加·斯諾轉來宋慶齡的答覆，告訴黃華和他的同學們，要積極行動起來。 也恰在此時，北平盛傳親日政權「冀察政務委員會」要在9日成立。 於是，北平學聯開會決定聯合北平各大中學校學生舉行請願遊行。 就這樣，轟轟烈烈的「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便拉開了序幕。
1935年12月8日，清華大學、中國大學、東北大學等十餘所大中學校代表匯聚燕大，討論了如何向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請願事宜，布置了口號、行動策略和請願的六條綱領，對遊行的時間、地點和路線都作了部署。 9日清晨，天還未亮，黃華就組織燕大的學生，編成六個大隊，突破了三次警察的阻止堵截，取道小路進了北京城。 一路上，學生們高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華北自治」等口號，情緒高昂激烈。 到達西直門外，黃華和同學們與清華、北大等學校的同學匯合，人數已經超過了2000人以上。 匯合後，燕大的張兆林、趙志萱、清華的陸璀分別發表了演講，控訴了日本兵在東北的暴行。 請願大會一直開到下午。 看著大會即將結束，黃華內心非常著急，因為同學們事前商定的要到中南海居仁堂去見何應欽面遞請願書的任務還沒有完成。 正在黃華擔心苦惱之際，下午3時，何應欽的代表雷季尚的出面答覆，告訴同學們大家的要求已轉達何部長。 得到此答覆，又飢又餓的黃華才和同學們一起返回學校。 回校後，黃華在《一二·九特刊》上寫道： 「我們這次請願是一個民族解放運動的開始，而不是一個終結。 這僅是一個小火花，但是這個小火花將會燃起全國民眾革命的烈火。 」
後來，隨著運動的深入和反動軍警的鎮壓，黃華在12月16日被捕入獄。 後在燕大校長盧志偉和其他幾個大學校長的聯保下才釋放了出來。 在之後的1936年1月，黃華又和大批同學，一起參加了南下擴大宣傳活動，並擔任了第三團的團長。 宣傳活動目的是把抗日救亡的宣傳從大城市擴大到中小城市和鄉村，發動廣大工農群眾，同時也是要在學生群眾當中訓練一支思想進步，認識清楚，能經得起考驗的骨幹隊伍。 在遊行、請願、南下宣傳和一系列的革命運動之中，黃華身先士卒，衝鋒在前，勇於鬥爭，機智勇敢，不怕犧牲，展露出了良好的革命本色。 同時，經過上述一系列革命運動的磨練和洗禮，為黃華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也正如革命導師毛澤東同志後來所說的那樣： 「一二·九」運動是動員全民族抗戰的運動。 它準備了抗戰的思想，準備了抗戰的人心，準備了抗戰的幹部。 」黃華就是其中優秀的一名。
棄筆從戎奔西安
1936年6月中旬，黃華從天津《大公報》上得知，中央紅軍長徵已勝利到達陝北，於是便萌生了去陝北的想法。恰在此時，燕大新聞系講師埃德加·斯諾告訴黃華，中共中央已同意他去陝北蘇維埃地區參觀採訪，他想請黃華陪他去採訪，幫他做翻譯。儘管臨近畢業，如果此時去陝北，就不能參加考試，就不能拿到文憑，但黃華還是未加思索就答應了斯諾的請求，答應了去陝北的約請。為了便於行動，黃華和斯諾商量好了各自單獨行動的方案。在斯諾先行一步到西安等黃華的事前約定好後，黃華不露聲色，應付了一場燕大的考試，照了張帶著學士帽的照片，還請大學的秘書蔡一諤先生寫了一封介紹信給張學良將軍，證明黃華是燕大畢業生，來西北考察銀行事業，希望予以關照。這時，黃華發現手裡的錢不夠西北之行，便找斯諾的夫人（後與斯諾離婚）海倫借了三十塊銀元。為避免走漏風聲，黃華直接向中共北平市委的黃敬匯報了同斯諾的約定，黃敬同意此行不必經過支部上報。
黃華在延安
就這樣，在未告知任何人的情況下，在經歷了各種盤查和阻撓的後，黃華於7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勝利到達了陝甘寧蘇區的安塞縣白家坪。在去陝北轉站西安和斯諾在西京招待所相遇的時候，由斯諾介紹，黃華結識了經宋慶齡推薦去陝北的美國醫師喬治·海德姆（後改中文名為馬海德）。到達安塞縣白家坪的當晚，李克農同志接待了黃華。也就是在這裡，黃華第一次見到了蓄著黑裡透亮且濃密絡腮鬍子的周恩來同志。
到達保安縣（今志丹縣）後，黃華被安排同斯諾住在了一起。再次重逢後，先期到達的斯諾告訴黃華他已經幾次採訪了毛澤東同志。毛澤東同志側重向他談了當前中國的形勢和共產黨關於努力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準備對日作戰等方針政策，還有毛澤東同志自己的歷史。之後，黃華將來時向斯諾夫人借的三十塊大洋的剩餘十五塊大洋交給了時任蘇區政府財政部長林伯渠。收到大洋，林老高興的說，這是蘇區金庫的第一筆個人捐款。
到達蘇區後，黃華很快便見到了毛澤東主席。見面後，毛主席告訴黃華，說北京年輕人幹的好哇，並當即指示，讓黃華陪斯諾到前線採訪。同時，還要黃華作為白區學生代表，向戰士和群眾宣傳國民黨地區的學生抗日救亡運動，黃華欣然領命。在保安，黃華陪同斯諾訪談了上百位中共領導人和紅軍指戰員。8月下旬，黃華又陪同斯諾抵達紅軍所在的寧夏前線，採訪了紅一方面軍總指揮彭德懷、參謀長左權、政委聶榮臻、紅十五軍團長徐海東、紅一師長陳賡等一大批前線指揮員和戰士，親眼目睹了紅軍的威武之師。採訪過程中，黃華將斯諾的文稿在第一時間翻譯成中文，交由每天去保安的通訊員呈給毛主席審閱改正。1936年9月，因胡宗南部隊即將圍剿陝北紅軍，為了確保採訪工作成效和人身安全，斯諾被迫離開前線和陝北蘇區。這時，黃華毅然決定留下來。即將動身回保安之際，斯諾和黃華、馬海德三人相互熱烈擁抱，六隻手緊緊疊在一起，三個「赤匪」互相鼓勵宣誓，要為了偉大的事業而不懈奮鬥！1938年，在黃華同志的協助和幫助下，由埃德加斯諾採訪寫著的《紅星照耀中國》一書問世，震驚了整個世界。
留下來的黃華和馬海德親眼目睹了三個方面軍的勝利會師。在陝甘寧蘇區陪同斯諾採訪的幾個月時間，令黃華極受教育，革命意志更加堅決。期間，也經歷了一次次的艱苦和危險。一天早晨，黃華在屋外鍛鍊，看到約十裡外紅軍輜重部隊遭到敵機空襲。正當他要回屋，一架敵機向他飛來。因當時黃華戴著一頂聶榮臻政委給他的航空員的風鏡帽，使敵機以為他是紅軍重要人物，便俯衝下來掃射。幸虧黃華急忙臥倒在土牆後面，才僥倖沒有遇險。
1936年11月，黃華隨一部分部隊到達了黨中央和紅軍總部所在地保安，被分配到中央軍委紅軍總部下屬的後方司令部，任英文翻譯。1937年1月13日，黃華又同中共中央各機關和軍委總部從保安移至延安，住在城東門內教堂對面傳教士住過的房子裡。在延安，除了接待好外國記者的採訪工作外，黃華更多的是直接做好毛主席和中央領導的相關服務工作，並於1937年8月，按照組織上的安排，到中央黨校五班進行了學習。10月，還沒有畢業，黃華就被調到中央組織部任幹事，在部長陳雲同志領導下工作，主要負責與來延安的青年談話和分配他們到延安各校學習。兩個月後，按照陳雲同志的指示，黃華到西安和武漢從事青年工作，相繼擔任了中共長江局青委委員和全國學聯黨團書記、中央青委委員等職。
無論在什麼地方、什麼崗位，也不管是擔任什麼職務，黃華同志都認真負責，兢兢業業，堅持一邊學習一邊工作和一邊提高。也正是因為有這樣優異的工作表現和良好的作風，1941年7月，黃華被調至軍委任朱德總司令的政治秘書。期間，黃華結識了老一輩革命知識分子何思敬教授的愛女何理良，後來經軍委總政治部組織部長胡耀邦批准後喜結連理。
從1936年至1944年，黃華同志經歷了各項工作的鍛鍊和磨練。1944年6月，在為中國抗日戰爭做出巨大貢獻、美國名將史迪威主持下，由戴維德·包瑞德上校任組長的美軍觀察組排除各種困難和幹擾後來到延安。當時，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葉劍英等非常重視美軍觀察組的到來。毛澤東熱情的稱呼美軍觀察組為戰友。為了接待好觀察組，中央成立了以軍委秘書長楊尚昆為組長的延安中央軍委外事組，黃華擔任翻譯科和聯絡科科長。依據黃華的觀點，美軍觀察組長駐延安，主要是觀察中共軍隊抗擊日軍的能力，觀察國共的關係，以及對蘇聯有無獨立性。
在接待美軍觀察組的工作過程中，黃華結識了一大批美國友人，為他們在延安開展好各項工作提供了大力的支持和幫助。從中，黃華也學到了很多無畏的革命奉獻精神，並和美國友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八年浴血抗戰取得了偉大的勝利。8月25日，為便於溝通交流，黃華毛遂自薦乘坐美軍觀察組又小又舊的C-46運輸機（因飛機駕駛員是美國人，乘機的高級將領中無人懂英語），送劉伯承、鄧小平陳毅等二十位高級軍事領導人飛去太行山。送達目的地山西黎城縣長寧村後，黃華還要當即飛回延安。回飛之際，在同休息時間打撲克的領導告別時，陳毅打趣地說：「好，再見了，黃華同志。你坐你的洋飛機，我打我的土撲克。」1947年3月，隨著胡宗南大舉進攻延安，中央決定暫時撤離延安。這時，美軍觀察組也隨之撤銷。
抗戰勝利後，國共矛盾開始升級。1945年10月10日，國共「雙十協定」籤訂後，雙方在北平成立了軍調部，共商各項軍事問題的解決辦法。在落實此項工作上，黃華進駐北平任新聞處處長，主要負責同國民黨和美方的新聞官員聯繫，向北平中外記者發布新聞和提供有關調處小組的情況，宣傳和解釋中共對時局的立場和主張，揭露美國幫助國民黨大量運送軍隊到華北、東北準備內戰的陰謀。1946年8月，中央電報指示在北京的黃華，去南京給周恩來辦事處送些活動經費，為了方便，並派美國人馬海德同往。接到指示後，黃華穿了一件專門縫製的背心，裡面縫入了100個小金錠（每個為二盎司）。到達南京梅園新村周公館後，黃華把背心脫下交給主管財務的賴祖烈同志。賴祖烈逐個地掂一下金錠後說不對呀，怎麼多出一錠來？黃華風趣的說，是生了小金錠了吧！此言一出，引得在場的宋平和大家都大笑了起來。1947年2月，美國宣布退出調停國共關係活動，所有的談判徹底決裂。2月21日，黃華在葉劍英的率領下與駐北平軍調部最後一批幹部飛回延安，再一次全身心的投入到了與國民黨的戰鬥之中。
與斯諾的革命情誼
埃德加·斯諾是美國著名記者和作家，出生於美國密蘇裡州堪薩斯城，於1928年來華，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兼任北平燕京大學新聞系講師。在燕大任教期間，結識了黃華，看到了這名年輕人無畏的革命精神，大力支持了黃華在「一·二九」運動中的各項活動。1936年6月，黃華同斯諾一起訪問了陝甘寧邊區，寫了大量通訊報導，成為第一個採訪紅區的西方記者，在採訪工作和一些列革命活動過程中，兩個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也正是在黃華的幫助和配合下，斯諾成功進行了在陝北的採訪工作，讓他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偉大朋友。也正是因為斯諾及其夫人的幫助，黃華才順利奔赴陝北和延安，最終成為了一名優秀的革命外交家。
黃華與斯諾
作為一名記者，斯諾有良好的職業道德和修養，那就是十分注重眼見為實和實事求是的原則。在延安採訪時，斯諾白天勤奮採訪、記錄，然後用打字機打下來後交黃華翻譯成中文。採訪中，斯諾原本想把黃華用相機排入鏡頭，但因黃華考慮到想長期待在蘇區，也為了便於以後各項工作開展，便拒絕了斯諾拍照片和在報導中提及原名的請求。所以，在斯諾的作品和報導中，便很難見到黃華的照片和王汝梅這一名字。從保安回到北平後，斯諾第一件事就是發報導給英美各大報刊，宣傳紅軍的事跡；然後奮筆疾書的書寫文稿。也正是他的工作，讓燕大師生尋找到了一年前失蹤的學生同學王汝梅。
新中國成立以後，斯諾曾三次訪華，分別是在1960、1964和1970年。前兩次，黃華因工作關係，沒有能夠同他深入接觸。在第三次訪問時，黃華正在湖北鍾祥幹校一個勞改農場鍛鍊。當時，在中央決定以毛澤東的名義邀請埃德加斯諾夫婦訪華之後，周恩來總理在第一時間通知調黃華同志回北京工作，具體做好斯諾訪華的接待陪同工作。1970年8月中旬，身體虛弱的斯諾輾轉來到北京，黃華到北京機場迎接了他的恩師、老朋友。斯諾一下飛機，就同黃華進行了熱烈的擁抱，並直率的告訴黃華他和現在妻子的一些具體情況。在北京，黃華陪同斯諾參加了一些活動，讓他及時準確的了解和掌握了中國當時的一些政治境況。8月下旬，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指示，黃華陪同斯諾參觀了清華、北大和他任教過的燕園；參觀了反帝醫院（現在的協和醫院）、二七機車廠、河北省遵化縣三條驢腿起家的生產大隊。接著，黃華陪同他飛西安，訪問了延安和保安。每到一處，斯諾都像回到故鄉一樣充滿懷舊深情，追憶往昔的萬千感慨；每到一處，也都受到了當地幹部群眾的熱情款待和熱烈歡迎。
回到北京後，黃華又陪同斯諾轉向參觀訪問了瀋陽、廣州、杭州、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在這次參觀訪問中，黃華和斯諾遇到了一件很不開心的事情。在上海，出面接待的上海市革委會主任徐景賢，津津樂道地敘述文化大革命在上海的發動經過，長時間介紹造反派奪權的安亭事件，然後講批鬥老幹部的情況，說那些老傢伙根本就不觸及靈魂。聽到這些，斯諾對徐景賢說，沒有老幹部就沒有你們今天，並站起來說，你們要老革命觸及靈魂，可他們的靈魂是乾淨的，說完就告辭了。自結識斯諾以來，黃華還沒有見過他發這麼大的脾氣，但通過此事，黃華更加從內心裡由衷佩服斯諾敢于堅持真理和直率的人格魅力。
1970年10月1日，黃華陪同斯諾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看國慶遊行時，被邀和毛主席、周恩來總理進行了四十多分鐘的會談。和以往一樣，斯諾依舊十分注重實地調查，用事實說話。在北京期間，他喜歡一個人到街上走走，用他那半生不熟的普通話同人聊天。有一天晚上，他走出北京飯店到後面小街散步，看到一些人在排隊買烤白薯，那是他最喜歡吃的，於是也排隊購買。當輪到他時，買烤白薯的老頭兒向他要糧票時，他才明白在中國那時買食品不僅要付錢，還要付糧票！於是他趕忙回飯店向黃華要了糧票，才吃上了香甜的烤白薯。
12月7日，周總理親筆寫信給黃華，要黃華向他報告斯諾訪問了什麼地方、工廠、學校，接觸了什麼人，還有多長時間留在北京，以便毛主席考慮何時接見和談些什麼問題，並提醒黃華在報告中不要建議林彪、江青和周總理本人見斯諾。對報告外的提醒，黃華當時並不理解，直到後來他才明白，周總理是處於對當時北京險惡的政治背景才不得不做此考慮的。更深一層次，是對黃華本人的關心保護和愛護才這樣做的。12月18日，毛主席接見了斯諾，進行了深入的交談。交談之後，黃華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指示，負責初審了毛主席同斯諾的談話「紀要」，並以正式文件發至全黨和全國各基層單位；《人民日報》在頭版通欄位置報導了毛主席會見斯諾並「同他進行了親切、友好的談話」，刊登了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檢閱群眾遊行時和斯諾的合影照片。隨後，周恩來總理幾次談了中美關係和中國國內形勢。1971年2月，斯諾回到了瑞士。
在華訪問期間，幾個月的陪同接觸，更加加深了黃華同斯諾的個人感情。也正是在黃華的幫助和支持下，回到瑞士的斯諾，將他的訪華報導，最重要的是同毛主席和周總理的談話，先後在義大利《時代》雜誌、美國的《生活》雜誌上發表，引起了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森的高度關注，為打開中美關係的大門做出了很好的鋪墊，為促進中美關係正常化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在瑞士的家中，正當斯諾忙著撰寫這次訪華新書《漫長的革命》，並準備在尼克森訪華前先抵達北京來採訪這一震撼世界大事的他，卻被檢查出患了胰腺癌，不得不被迫住進醫院。住進醫院後，斯諾夫人給中國寫了求援信。當時，毛主席和周恩來總理親自關懷在北京日壇醫院為他準備好了病房，並派出了由美國人馬海德為組長的醫療小組去瑞士接斯諾來京治療。但因病情嚴重和不允許，未成此行。1972年2月初，正在作為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在阿迪斯阿貝巴出席安理會會議的黃華接到北京特急電報，是周總理派他緊急赴瑞士看望斯諾，並代毛主席和周恩來總理向斯諾問候。
當黃華感趕到斯諾家時，斯諾剛從前幾天的昏迷中清醒過來。在場的馬海德對他說：「你看誰來了？黃華！」斯諾立即睜大眼睛，臉上露出極興奮地笑容。他伸出瘦骨嶙峋的雙手，緊緊抓住黃華和馬海德的手，用盡全身力氣說：「啊！我們三個赤匪又湊到一起來了。」聽聞此言，往昔歷歷在目，黃華感動和辛酸眼淚差點沒有流下來。黃華在斯諾家看望了他兩天，和斯諾的兒女談了很多。黃華問斯諾的女兒：「你知道你為什麼叫西安嗎？」斯諾的女兒回答說：「中國有座古城叫西安，爸爸年輕時就是從那裡出發去尋找毛澤東、尋找東方魅力的。」兒子克裡斯多弗說：「妹妹的名字多好，那麼我的名字就叫延安吧！因為爸爸去過延安。」望著即將失去父親的兩個孩子，黃華心裡十分難過，對他們說：「你們一定要到中國去看看，哪兒是你們父親的第二故鄉；那裡的人們熱愛你們的父親，也熱愛你們。」
1972年2月15日，也就是尼克森訪華的前六天，斯諾與世長辭。在四天後的日內瓦追悼會上，中國駐瑞士大使宣讀了毛主席、恩來總理和宋慶齡的唁電。與此同時，周恩來總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主持了幾千人的追悼會。一個月後，黃華在紐約召開的追悼會上進行了演講。斯諾在遺言中寫道：「我熱愛中國，希望死後我的一部分仍像生前一樣能留在中國。」
周恩來總理倚重的外交家
1949年4月中旬，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在北京召開成立大會，黨中央書記任弼時同志要黃華到團中央工作，調黃華來北京參加成立大會。會上，周恩來副主席對黃華說：「這幾天南京就要解放了。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和許多國家的使節留在南京未走，你去南京外事處工作吧。除負責接管國民黨政府外交部和處理有關對外事務外，你還可以作為燕京大學校友同司徒雷登進行私人接觸，看看他有什麼要求和願望。」
到南京後，黃華根據周恩來副主席的指示，立即著手組建外事處，接管舊政府外交部，安置留下的人員，將大量的檔案運往北京，著手打理留在南京的外國使節人員，對司徒雷登等外籍人員進行了安撫，召集南京軍管會各單位的幹部開會傳達了中央的有關政策，宣布了幾項外事紀律和注意事項。5月6日，司徒雷登派他的私人秘書傅涇波向黃華表述了他本人承認他過去對國民黨的錯誤認識，拒絕何應欽邀去廣州，願意留下來同共產黨接觸。面對司徒雷登的願望，經批准，5月13日，黃華以私人身份拜會了司徒雷登，向他傳達了中共的有關政策和方針。之後，黃華又幾次多方式與司徒雷登進行了接觸，但因種種原因，沒有能取得良好的實際效果。8月2日，司徒雷登返回了美國。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伊始，中央調黃華到上海軍管會外僑事務處任處長。也正是從接觸司徒雷登開始，黃華正式開始走上了新中國的外交舞臺。
1953年10月，在新中國第一任總理周恩來同志親自安排下，黃華赴朝鮮參加了中、朝方面同美、韓方面關於朝鮮和平問題的政治談判。這是黃華第一次走出國門和走向世界外交舞臺的開始。10月中旬，中央電告華東局和上海市委，調黃華赴京，接到電報後馬上動身。10月21日上午，周恩來總理和黃華一起討論了關於參加政治會議的有關問題，責成黃華等人起草了會談計劃，並連夜報送毛主席，提議由杜平、喬冠華、黃華等人組成中方領導小組。在這一提議上，毛主席批示：「照辦。請周再約章、黃、楊一談。」就這樣，黃華參與了中、朝、韓、美在板門店召開的和平政治會議，並多次發言和堅持中方的嚴正立場，使會談取得了預期的效果。隨後，黃華又積極協助周恩來總理成功參加了新中國成立後參加的第一個大型國際會議——日內瓦會議。在這次會以中，周恩來總理和印度總理尼赫魯、緬甸總理吳努一起商定發表了影響後來整個外交工作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後來，黃華又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領導下，勝利躲過「克什米爾公主」號暗殺事件，成功參加了亞非（萬隆）會議。從中，黃華深刻領會了周恩來總理的人格魅力和工作風採，結識了很多外國朋友，學到了很多的工作知識和經驗，為他後來成為周恩來總理倚重外交領導人才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60年，黃華被任命為中國駐加納首任特命全權大使。在駐加納期間，黃華大力推進了加納同中國的各項國事交往，全面做好了周恩來總理對加納的訪問，做好了同坦尚尼亞、剛果等國的談判建交事宜，均收到了良好的成效。1966年初，黃華接到中央命令，他被調駐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埃及）任大使。赴任後，黃華當即就開展好了各項工作，有力的推動了兩國的交流和友誼。1966年5月，中國開始了文化大革命。接到國內的各項關於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和指示後，特別是知道國內一大批老革命家被停職和打到後，黃華感到很是吃驚和疑問。但當時他能做到的，就是想方設法，最大限度上抵制文革給駐外使館帶來的衝擊和不良影響。
1967年初，中國各駐外使領館一大批同志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批鬥和打擊。6月，駐埃及大使館戰鬥隊也要把黃華揪回國內進行批鬥，但被周總理嚴詞拒絕了。周總理表示，中國至少要留一個大使在外面嘛，否則一些重要的交涉和外交活動都沒有特使代表中國政府出面，這樣行嗎？外交是講究身份的嘛！就這樣，黃華在周恩來總理的保護下，正常度過了兩年的歲月。後於1969年夏末奉調回國，全面參與了斯諾訪華、基辛格訪華和中美建交等各項重大工作事宜。
1971年新年剛過，黃華被任命為首任駐加拿大大使。飛赴加拿大渥太華後，黃華受到了廣大僑胞、記者和各國使節的熱烈歡迎。到加拿大後第一件事就是遞交國書和正式開館，一切工作進展順利。在後來的工作中，黃華在拜會特魯多總理時，主動提及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席位問題，得到了加國的大力支持。10月25日晚，隨著第二十六屆聯大的召開，中國勝利恢復了合法席位。就這樣，在黃華任加拿大大使才幾個月之後，又被周恩來總理欽點任命為中國出席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代表團副團長。在代表團離京之際，毛主席和周恩來親自對黃華等同志進行了諄諄教誨和指導。
1971年11月至1976年12月的五年時間，黃華出任常駐聯合國和安全理事會代表。五年間，黃華積極對聯合國的作用、職權等進行了調查研究，多方接觸外國代表，促進了中國外交事業的不斷發展。1972年3月8日，黃華以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的名義致函反殖特委會主席薩薩利姆，促使特委會於1972年6月15日通過決定，向聯合國大會報告，從殖民地名單中刪去了香港和澳門，為香港和澳門的順利回歸打下了基礎。1974年6月，鄧小平副總理率團出席了第六屆特別聯大，有力的推動了發展中國家的團結，為中國在世界樹立良好的大國形象邁出了堅實的一步。後來，在聯大工作中，黃華在支持第三世界國家競選聯合國秘書長職位、對臺灣名稱處理法、為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鬥爭、國際金融機構的合作等項工作上，都做出了積極的努力和貢獻。
1976年，中國政壇上周恩來總理、朱德、毛主席三位巨星隕落，全國人民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不僅如此，十年文革讓中國百業凋敝，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中國外交部也沒有能逃脫文革所帶來的厄運，成為了重災區。更為嚴重的是，時任外交部長喬冠華受強烈的個人主義和名利思想影響，因投靠「四人幫」而被撤職。為了能解決好睏境中的外交工作，打到「四人幫」後，黨中央急調黃華回國出任外交部長一職。任職後，黃華在取得中央支持的基礎上，對外交部工作中的一大批問題進行了清理整頓，陸續恢復了被無端靠邊站的德才兼備的幹部的職務，調整了部和司的建制，把一大批外放的幹部調回了外交部和部屬單位，充實了國內和各駐外使領館的幹部隊伍，從而使外交部的工作逐漸恢復了活力。
任外交部長期間，黃華認真學習和領會鄧小平同志的外交思想，始終堅持以工作大局為重，先後完成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籤訂，中、美建交、處理美售臺武器的八一七聯合公報的談判和發表，就香港回歸問題做前期準備，開始改善同印度和蘇聯的關係，陪同中央領導同志或率團對亞、非、拉、歐、美五十二個國家進行正式友好訪問，參與和同多位來訪的外交部長或國家領導人會談等重大工作事宜，裡程碑式的開創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為中國改革開放事業和探索堅持走好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閆春河 文
■ 編輯：劉佳琪 ■ 校對：王曉波
■ 初審：李偉如 ■ 終審：範雲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