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推介||唐國史中的史實遮蔽與形象建構—以玄宗先天二年政變書寫為中心

2021-02-08 新古史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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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書寫是當前學術熱點,其與記憶理論相結合更具有廣泛的運用前景。也是我們新古史辨重要理論工具之一。我們認為由於受到記憶形構的影響,歷史總是存在書寫者有意無意的主觀重構與書寫。本期我們推送的唐雯教授的這篇文章是對政治人為地幹預歷史書寫的精彩研究。不僅增進了我們對玄宗一朝政治的理解,更讓我們看到官方正史對史料的目的性選擇、史實的重構性修飾和書寫。這對我們從歷史書寫的角度重新審視中國古代官書的歷史都非常有啟發意義。文章在材料辨析、批判,以及歷史觀點論證、事件的敘述與語言張力的拿捏上都非常到位和精闢。值得每位青年史學工作者用心一讀,是此特別推薦。


       摘 要:先天二年政變是玄宗最終掌握最高權力的驚險一躍,而這一事件牽涉到玄宗與睿宗父子間激烈的權力爭奪,因此唐代史官在國史中對這一事件進行了全面的諱飾。然而以張說所作的郭元振 《行狀》為切入點,結合相關文獻記載,則可展示玄宗與睿宗及太平公主在政變之前激烈的政治較量、七月三日政變當天的整個過程,同時揭示政變後玄宗通過削弱政變功臣郭元振的權柄、最終掌握所有權力的真相。對於這場政變全方位的探索,顯示唐代國史的書寫通過遮蔽政治事件的關鍵性細節、重塑參與其中的政治人物,從而使史書記載最終符合其 「政治正確」的邏輯。

關鍵詞:國史書寫 先天二年政變 郭元振 玄宗 睿宗

 

       正如柯文 (P.A.Cohen)在 《歷史三調》中所指出的,真實的事件、當事人的經歷與後人建構的歷史神話是歷史的三個面向,被書寫的歷史與歷史的真實之間有著巨大的差異。而其所謂歷史需 「為政治、意識形態、自我修飾和情感等方面的現實需要服務」,正是從 《春秋》以來古代中國史學一貫強調的基本原則。從某種方面來講,官方史館體系下的歷史撰述,尤其是本朝史的書寫,與柯文所謂歷史神話頗為類似。而自開皇十三年 (593)五月,隋文帝禁絕私人撰集國史之後, 官方壟斷國史修撰的局面持續達千餘年之久。唐代恰恰是官方史學體系日益完善並充分發揮其作用的時代,官方對於本朝史的書寫極其重視,自貞觀三年 (629)設立史館後即以宰相房玄齡監修,成為有唐一代定製,三百年間修成高祖至肅、代之際紀傳體國史130卷,高祖至文宗13朝實錄。這些當時所修國史皆成為兩 《唐書》及 《資治通鑑》等史書最重要的材料來源之一,而今天我們對於這個時代的認識也多半來自於這些史料。因此唐代的史官所製造的 「歷史神話」仍舊通過這些記述唐代歷史的典籍影響著後世對於那個時代的觀感與知識,而歷史的真相卻往往被刻意遮蔽。完全信賴這些材料無疑會被唐代史臣引入當年已經預設好的歧途。勘破迷局,接近真相,並揭示當時的歷史書寫者通過何種方式塑造了他們所希望表達的歷史,這無疑是一個引人入勝的話題。然而在唐史研究中,並沒有特別豐富的第一手材料,因此這一話題的展開往往難以深入。但是如果細分現存的史料,依據其來源進行比勘,記述同一事件而出於不同系統的史料之間的差異,仍舊可能折射出歷史不同的面向。如果這兩種史料恰恰又有因襲關係,那便可能有相當的機會找到 「歷史神話」的建構線索,使真相浮出水面。在現存有關先天二年 (713)七月,玄宗消滅太平公主勢力實現親政的史料中,正存有這樣一件為正史所因襲,卻又體現著當事人不同敘事立場的史料,無意中透露了一部分被隱匿的歷史真相,為唐代國史書寫這一話題提供了絕好的例證。這件史料便是張說為先天政變功臣郭元振所寫的 《兵部尚書[代]國公贈少保郭公行狀》。


   一、行狀—國史— 《舊唐書》

  

       行狀是官員死後門生故吏記錄其生平履歷供朝廷定諡、立碑、作傳的公文,是記敘官員一生行事最詳細的材料。它首要的作用是官方對一定品級的官員定諡的依據。《唐六典》載唐人諡議之法云:其諡議之法……諸職事官三品已上,散官二品已上身亡者,其佐史錄行狀申考功,考功責歷任勘校,下太常寺擬諡訖,覆申考功,於都堂集省內官議定,然後奏聞。行狀在履行過太常議諡的程序後最終進入史館,成為國史列傳的寫作藍本。唐代著名史官李翱對此有明確的表述:翱以史官記事不實奏狀曰: 「臣謬得秉筆史館,以記注為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賢事業,載奸臣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事跡,非大善大惡,則眾人無由得知,舊例皆訪於人,又取行狀、諡議以為依據。」因此唐代國史中的諸臣列傳,各家行狀是其所依據的基本材料。

        唐代國史有編年體實錄與紀傳體 《國史》兩種,後者130卷,記事始於高祖,下限約在肅、代之間,乃自太宗朝令狐德棻至德宗朝於休烈、令狐峘等歷朝史官輾轉遞修而成,宋初尚有完本傳世。《舊唐書》自後晉高祖天福六年 (941)二月下詔修撰,至少帝開運二年 (945)六月奏上,首尾不過五年,如此短的時間中要處理汗牛充棟的原始材料,勢必儘可能因襲現成的唐國史、實錄。事實上 《舊唐書》本紀、列傳,德宗以前者基本以現成的130卷紀傳體唐國史為藍本。因此 《舊唐書》這一部分內容應大致保存了唐國史原貌,將其視作出自唐代史臣手筆,體現唐國史的筆削原則,應無大誤。故而這部分內容基本的史料來源也是傳主的門生故吏所撰寫的行狀。(《新唐書》卷46 《百官志》:「考功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之考法及其行狀。若死而傳於史官,諡於太常,則以其行狀質其當不。」)如果我們將為現實政治與意識形態所左右的國史列傳視作官方有意製造的 「神話」,成於門生故吏之手的行狀則是站在親歷者的立場上來敘述歷史———儘管它同樣會在一定程度上對逝者隱惡揚善。行狀在遞上之後雖需經過尚書考功的審核,但主要目的系核實逝者生平歷官及在任期間功過等情狀,所關注者在於材料之真實性,而內容的 「政治正確」與否則並非考察重點。因此行狀在一定程度上與官方立場是有差異的,尤其是在某些歷史時刻,它無意中記錄下的一些細節恰恰是官方史傳刻意隱藏的。比勘行狀與國史,後者的苦心刪改便會立刻暴露無餘,而真相則因此得以顯露。撰寫於開元年間的 《郭元振行狀》與基本反映唐國史面貌的 《舊唐書·郭元振傳》便是這樣一對絕佳的例子。 

       《行狀》中對玄宗先天政變的敘述提供了遠較《舊唐書》本傳豐富的歷史細節,據此我們可以對這一關係玄宗命運與歷史走向的事件有更深入細緻的了解:會太平公主、竇懷貞潛結兇黨,謀廢皇帝,睿宗猶豫不決,諸相皆阿諛順旨,惟公廷爭,不受詔。及舉兵誅竇懷貞等,宮城大亂。睿宗步肅章門觀變。諸相皆竄外省,公獨登奉天門樓躬侍。睿宗聞東宮兵至,將欲投於樓下,公親扶聖躬,敦勸乃止。及上即位,宿中書十四日,獨知政事。因下詔曰:「大臣立事,夷險不易,良相升朝,安危所系。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上柱國館陶縣開國伯元振,偉才生代,宏量匡時,經綸文武,今之王佐,出入將相,古之人傑,夙侍宸扆,疇諮廟堂,思致堯舜,以期管樂。朕往在儲闈,洎登寶位,每觀其仗義感激,願制兇邪,立誠慷慨,密陳弘益,爾其至矣,朕實嘉之。頃者梟獍興謀,幹戈作釁,太上皇帝既命朕除討,元振又馳奉宸極。始則齎予為弼,終則寧朕問安,可謂格於皇天,貫於白日。元惡既剪,庶物惟新,昌言是圖,朕豈忘舊,宜開井邑,永誓山河。可進封代國公,賜實封四百戶,物一千段,子五品官。」尋兼御史大夫、天下行軍大元帥。是歲大徵眾,閱武驪山,兵一百萬,號三百萬,並奉公節度。是日三令之後,上將親鼓。公慮有大變,因略行禮。上大怒,引坐纛下。紫微令張說犯鱗而諫。上乃曰: 「元振有保護大功,宜舍軍法,流新州。」未至,屬開元元年冊尊號,赦曰: 「元振往立大功,保護於朕。頃因閱武,頗失軍容,責情放逐,將收後效,可饒州司馬。」未至,卒於道,時年五十八。……睿宗嘗曰:「元振正直齊於宋璟,政理逾於姚崇,其英謀弘亮過之矣。」及蕭至忠、竇懷貞等附太平公主潛謀不順,玄宗發羽林兵誅之。睿宗登承天門,元振躬率兵侍衛之。事定論功,進封代國公,食實封四百戶,賜物一千段。又令兼御史大夫,持節為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未行。玄宗於驪山講武,坐軍容不整,坐於纛下,將斬以徇。劉幽求、張說於馬前諫曰:「元振有翊贊大功,雖有罪,當從原宥。」乃赦之,流於新州。尋又思其舊功,起為饒州司馬。元振自恃功勳,怏怏不得志,道病卒。帶下劃線的部分即 《舊唐書》本傳中刻意刪略的部分,如果將這些內容與其他記載合併考慮,七月三日政變及其前後的一系列事件將呈現出另外一種面貌。


 二、七月三日政變再探討


        先天二年七月三日,唐玄宗李隆基率親信高力士、李令問、王守一等,發動了其生命中第二次宮廷政變。這一次,他的對手是三年前曾與他聯手誅滅韋氏和安樂公主、將其父親睿宗扶上帝位的姑姑太平公主。政變的結果,太平公主及其黨羽被悉數誅殺,睿宗交出所有權力。當年十二月改元開元,玄宗時代就此開始。這一次政變是玄宗登向權力巔峰的驚險一躍,它終結了自武后開始的女眷政治,也決定了此後歷史的走向,其意義之重大毋庸置疑。職是之故,兩 《唐書》及 《通鑑》對此事均有大量記載,然而有關這一事件學界的研究多據史料泛泛敘述,未有更多發明。唯李錦繡於20世紀90年代所作 《試論唐睿宗、玄宗地位的嬗代》、《讀陳寅恪 〈讀書札記·新唐書之部〉》兩文,細繹史籍記載中的蛛絲馬跡,提出睿宗、玄宗父子在唐隆政變成功後即已產生矛盾,太平公主在景雲年間與太子的鬥爭實際上背後都有睿宗的支持,深中肯綮,唯兩文對 《郭元振行狀》中的一些關鍵信息尚未有更深入的解析。實際上 《行狀》所補充的細節,恰可將整個事件的前因後果完整地勾連起來;而郭元振在整個事件舉足輕重的作用與其政變甫定即遭流貶的緣由, 《行狀》亦都提供了關鍵的線索。事實上郭元振在政變前的選擇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睿宗、玄宗父子的成敗,玄宗也只有在流放郭元振之後才最終坐穩江山。以下筆者即對 《行狀》所提示的歷史訊息作進一步開掘,以期展示這一事件更多的內涵。

  (一)政變前夜

        上引 《行狀》文字,起首即出現了極其特別的內容———太平公主一黨 「謀廢皇帝」,睿宗 「猶豫不決」,而郭元振拒 「不受詔」。顯然睿宗召見郭元振及其他宰相,目的即在於廢黜玄宗。這一驚心動魄的朝廷密謀,兩 《唐書》和 《通鑑》等文獻未及隻字,因此 《行狀》的記載彌足珍。可以看到,正是由於郭元振拒不奉詔,方才導致這一廢黜玄宗的政治密謀的流產,也直接促成了玄宗七月三日的冒險政變。那麼郭元振的反對為何會使睿宗與太平公主不得不擱置廢帝密謀?七月三日政變之前,郭氏究竟處於何種地位?這些問題關係到睿宗、太平公主與玄宗權力鬥爭中勢力消長與軍方的立場與態度。而要解答這一系列問題,須從誅滅韋後的政變說起。

        唐隆元年 (710)六月,時為臨淄王的李隆基與姑姑太平公主共同發動了誅滅韋後與安樂公主的政變,將睿宗扶上皇位。李隆基因此大功,以睿宗第三子的身份成為太子;而太平公主則倚仗睿宗控制了最高權力。然而這一政治格局甫一形成,太平公主便發現,這個可以和她一同搶奪韋後權力的太子,將來絕不會俯首貼耳受其控制———即使玄宗當時還只是太子,作為姑姑的她欲圖控制,已非易事;為了長久保持權力,她必須換一個聽話的繼承人。於是一場謀廢太子的大戲自睿宗上臺後半年內即拉開了帷幕。

        在三年暗流湧動的政治鬥爭之後,先天元年七月,玄宗最終在朝廷大臣的支持下,利用天象的變異正式即位。但太平公主調整策略,將朝中重臣都換上了自己的親信,這一次她的目的不是改立太子那麼簡單,而是要將 「今上」拉下皇位。《新唐書·陸象先傳》云:及謀逆,召宰相議曰: 「寧王長,不當廢嫡立庶。」象先曰: 「帝得立,何也?」主曰:「帝有一時功,今失德,安可不廢。」對曰:「立以功者,廢必以罪。今不聞天子過失,安得廢?」主怒,更與竇懷貞等謀。謀廢立之事得召宰相議,一人不從,又轉與他人謀,顯然,太平公主必欲廢黜玄宗,這在當時幾乎是公開的秘密。《行狀》中 「謀廢皇帝」記於郭元振 「拜刑部尚書充朔方道行軍大總管,築豐安、定遠等城以拒賊路。尋加金紫光祿大夫,再遷兵部尚書知政事,仍舊元帥」之後,時已在先天二年六月,上引 《新唐書·陸象先傳》可謂 《行狀》「謀廢皇帝」四字的最佳腳註。的確,在睿宗傳位後,要繼續操控最高權力,廢黜玄宗是太平公主唯一的選擇;但時間越長,玄宗的地位越穩固,廢立的可能性就越小。此時,玄宗登位已將近一年,太平公主需要速戰速決。於是先天二年七月,「謀廢皇帝」的行動驟然加碼,劉知幾 《太上皇實錄》云:公主謀不利於今上,與上更立皇子,獨專權,期以是月七日作亂。

       《行狀》中睿宗與諸相商議詔廢玄宗事件即是太平公主與睿宗整個計劃中的重要一環。然而在 「諸相阿諛順旨」的情況下,郭元振的反對導致了睿宗下詔廢帝計劃的流產,也直接引發了其後一系列的變局。那麼郭元振到底擁有怎樣的背景與勢力使他能在這一歷史轉捩點投下關鍵的反對票?分析他在景雲、先天間的歷官便可窺知端倪。

        郭元振,自武后末年出任涼州都督,十餘年間經略隴右、安西,在西北蕃漢軍民中享有崇高聲望。「睿宗即位,徵拜太僕卿。勅至之日,舉家進發」,自此交出西北諸鎮兵權。甫至京師,睿宗即以其同中書門下三品,不久 「遷兵部尚書……依舊知政事,尋轉吏部尚書……拜刑部尚書、充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再遷兵部尚書、知政事,仍舊元帥」。郭元振以兵部尚書、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加同中書門下三品在先天二年六月丙辰,此時距七月三日政變僅有9天。郭元振的入相意味著他同時集宰相決策權、兵部尚書調兵權與朔方道行軍總管統兵權於一身,這樣非常的任命不可能出於玄宗意志,因為睿宗傳位之時即規定 「三品已上除授及大刑獄並自決之」。從實際來看,玄宗即位直至郭元振入相之前所任宰相分別為竇懷貞、崔湜、岑羲、蕭至忠、陸象先、魏知古、劉幽求。魏、陸二人中立,唯一屬於玄宗勢力的劉幽求還在先天元年八月被流於封州,其餘四人皆太平公主黨羽,顯然此時朝中大臣的任命完全為太平公主與睿宗所控制,玄宗無從插手。因此郭元振的這一非常任命正出於睿宗之旨。那麼在此千鈞一髮之際,睿宗為何要對這個在日後的正史中被貼上玄宗一黨標籤,甚至在死後與玄宗朝另兩位重臣張說、王琚一同配享玄宗廟的郭元振委以重任?以史家的後見之明來看,這似乎完全有悖常理,但歷史真實的情形卻遠比後世的記載複雜。《行狀》中對於郭氏與睿宗的關係有這樣的描寫:韋庶人知政,屢徵不至,因下偽詔,令侍御史呂守素、中丞馮家賓相繼巡邊,欲將害之。未及,皆為娑葛等諸蕃劫殺之。睿宗即位,徵拜太僕卿,敕至之日,舉家進發……至京,同中書門下三品,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兵部尚書,封館陶縣男、依舊知政事。尋轉吏部尚書知選舉,囑請不行,大收草澤。睿宗屢下詔褒美。……睿宗嘗曰:「元振正直齊於宋璟,政理逾於姚崇,其英謀弘亮過之矣。」面對睿宗徵召入朝,實際是解除兵權的敕命,這個手握重兵,曾令武后 「惶懼」的老軍頭卻立刻舉家入朝,而睿宗也立即對郭元振的效忠報以宰相之位。郭與睿宗此前有何淵源不得而知,然而在景雲、先天年間的政治舞臺上,郭的確扮演了一系列重要角色,而這背後都有睿宗的身影。顯然,身處歷史進程中的睿宗正是基於對郭元振的一貫信任,才會在關鍵時刻驟令郭元振以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入相,這一非常任命表明睿宗將賭注押在了郭元振的身上。然而從朝中宰相的人員配置來看,郭入相前夕,太平公主黨羽已經完全控制南衙,何以睿宗還需要將郭元振召入京中,其中的政治考量究竟何在?筆者認為,這裡的關鍵即在於郭元振兼任的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一職。

         陳寅恪先生早已指出, 駐守玄武門的北衙禁軍是唐代前期政變中的主要力量,發動政變的首要條件是控制玄武門的禁軍。按照常理,太平公主應該調動禁軍,像三年前誅滅韋後 勢力一樣消滅玄宗勢力。但是從政變之前太平公主與玄宗在禁軍中的力量對比來看,太平公 主並無優勢。 表面上, 此時的左羽林大將軍是常元楷,另有左羽林將軍徐彥伯,右羽林將 軍李慈、 賈膺福、李猷為其羽翼;但實際上,從睿宗甫繼位的景雲元年 (710)六月開始,統領北衙禁軍的左右羽林大將軍及南衙負責宮城內外警戒的左右衛大將軍分別由玄宗兄弟岐王範、薛王業及成器、成義擔任。雖然到第二年二月,岐王範、薛王業的左右羽林大將軍即被強行罷免(《資治通鑑》卷210:「(宋)璟與姚元之密言於上曰:『……請出宋王及豳王皆為刺史,罷岐、薛二王左、右羽林,使為左、右率以事太子。…… (景雲二年)二月丙子朔,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史,豳王守禮為豳州刺史,左羽林大將軍岐王隆範為左衛率,右羽林大將軍薛王隆業為右衛率。),但從玄宗起事前先告岐、薛二王,事變中 「勒左右禁兵出北門,召常元楷、李慈,即斬於闕下」的記載來看,二王在半年多的時間裡在北軍將士中培植起了一定的力量。而反觀太平公主任用之人:常元楷曾繼任張仁願為朔方軍總管,直到先天二年二月原左羽林大將軍孫佺調任幽州大都督之後方才接任禁軍。這一外來軍頭,在禁軍系統中原無根基。李慈仕屢不詳;徐彥伯、賈膺福、李猷等皆為昭文館學士,時以他職權檢校羽林將軍,顯為文士,並不能實際控制禁軍。而玄宗在中宗朝即已陰結禁軍萬騎營中豪傑,其營長葛福順、陳玄禮都是他的親信,在消滅韋氏的唐隆革命中起了決定性作用。之後,大量參加過唐隆革命的「唐元功臣」子弟加入萬騎,他們是支持玄宗的重要力量———右羽林將軍張 甚至在先天元年八月便與劉幽求有誅太平公主的密謀。可見太平公主雖然竭力在北門禁軍長官的位置上安插自己的親信,卻無法滲透到禁軍的基幹隊伍中去。而僅僅掌握禁軍首領,並不能保證政變的勝利———五年以前的景龍元年,節愍太子李崇俊誅殺武三思的政變,雖然有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的支持,卻終因部下千騎的倒戈而失敗。被太平公主和李隆基親手消滅的韋氏也早已將統押萬騎的左右羽林將軍換上了自己的親信,但仍舊因為沒有真正控制禁軍而導致失敗。經歷過多次政變的太平公主對於自己的這個軟肋應該是清楚的,先天二年正月,時已成為太上皇的睿宗特下誥命,要求 「羽林飛騎並以衛士簡補」,其目的很可能是希望減少禁軍中 「唐元功臣」子弟為代表的親玄宗勢力,同時也表明睿宗和太平公主清楚在禁軍之中,他們並不佔絕對優勢。要與京城中最精銳的北門禁軍相抗衡,必須別求援軍,而關內道唯一駐有重兵的朔方軍是他們最自然的選擇。

        朔方軍,治靈州,在長安西北1250裡,是當時諸鎮中距京城最近者,素有「國之北門」之稱。其戰略地位,顧祖禹 《讀史方輿紀要》表述最為明白:寧夏鎮……為關中之屏蔽,河、隴之噤喉。漢濱河置障,畿輔緩急,視北地之安危。晉邊備不修,雄疆盡成藪,故涇、渭以北遂無寧宇。後魏既並赫連,緣邊列鎮,薄骨律與高平、沃野相為形援,而後關隴無禍患者幾百年。西魏以迄周隋,亦以靈州為關中藩捍。唐開元中,建朔方節度於此,用以捍禦北方,士馬盛強,甲於諸鎮。

        古代京城的防禦體系,負責保衛皇帝的禁軍與維持京師治安的衛士之外,往往還包括駐紮於京師左近的野戰部隊。雖然駐軍的初衷在於捍禦外敵,但一旦朝中政局動蕩,這些離京都最近的野戰部隊往往會成為角鬥中各方勢力爭奪的對象,其向背決定著中樞政治的走向。東晉北府兵、中唐後期的京西北八鎮都曾扮演過這樣的角色。北府兵對東晉政局的影響,經田餘慶先生發明,已為學界所熟知。中唐以後為抵禦吐蕃入侵而設置的京西北八鎮在唐後期的朝廷政治鬥爭中亦頻頻成為南衙北司爭奪的對象。永貞革新、甘露之變,南衙朝臣集團都試圖從北衙宦官集團手中奪取駐紮在京西北諸鎮的神策軍主導權。而北衙宦官集團的最終取勝亦正是由於其牢牢控制了這支軍隊,才得以在與南衙的歷次政治鬥爭中立於不敗之地。所謂京西北八鎮中的靈鹽、夏綏、振武、天德,正是分割朔方故地所置。屯兵朔方,本意雖在捍禦北寇,然而在府兵制逐漸崩壞、京畿已無真正意義上野戰部隊的睿宗時代,屯駐著大量極富戰鬥力的蕃胡騎兵的朔方軍客觀上具有了唐中後期京西北八鎮相同的戰略地位,這一支離京師最近的野戰部隊是不會被朝廷政治鬥爭中的各方所輕易忽略的。

        在神龍元年 (705)誅張易之兄弟的政變中,朔方軍已經隱隱顯示了左右朝政的能量———當時任朔方道 (時稱靈武道)大總管的姚崇自靈武還都之時,主謀其事的張柬之、桓彥範 「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誅張密謀,姚崇此前並未參與,政變之中亦未見有所表現,而此時返都,卻被已經完全控制南衙衛隊和北衙禁軍的張、桓如此看重,其原因很可能與姚崇所掌握的朔方軍有關:姚崇在京,其背後的朔方軍勢力便無法幹涉京城內的政變,張、桓乃無後顧之憂。睿宗作為誅殺二張事變的背後主謀,對於朔方軍的戰略地位很可能早在當時就有充分的認識。在他上臺之後,立刻對朔方軍長官進行了調整。中宗時代的朔方軍大總管是張仁願。張氏自神龍三年出任朔方軍總管,大破突厥,築三受降城,戰功赫赫,深受中宗信任。景龍二年 (708)張氏入相,仍 「春還朝,秋復督軍」,牢牢控制著朔方軍。景龍四年,即景雲元年七月,睿宗未及大赦改元便將張仁願罷為右衛大將軍,不久即令其致仕,而以後來出任左羽林大將軍、先天二年政變中被殺的常元楷接替張氏,其控制朔方的政治用意顯而易見。兩個月後,年過八十、已然致仕的唐休璟「依託求進」,再次坐鎮朔方。一年後,唐休璟復請致仕,由解琬接任大總管一職。解琬景龍中曾出任過此職,史稱其 「前後在軍二十餘載,務農習戰,多所利益,邊境安之」。           睿宗上臺後的頭兩年,太平公主與玄宗的矛盾尚未公開激化,這兩輪人事安排可能更多著眼於朔方軍自身的戰略防禦要求。然而隨著朝內政治鬥爭的日趨白熱化,朔方軍大總管及其屬下將領的安排再一次顯露玄機。景雲二年十月,「太僕卿李 [迥(回)秀持節朔方後軍大總管」。朔方後軍駐地何在,今似已不可考,然以明代於唐靈州東南的鹽州故地所置寧夏後衛觀之,唐朔方後軍亦應更靠近長安,對京城的屏衛作用也更為突出。李迥秀,武后控鶴內供奉出身,又私侍張易之母,在武后末年的政治鬥爭中失勢,被貶廬州刺史,至此重回政治舞臺。延和元年 (712),即先天元年七月,李迥秀遷兵部尚書,軍職如故。李氏與此前的女眷政治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而與玄宗素無淵源,因此他在景雲年間迅速復位應與睿宗及太平公主勢力有關。而此時李迥秀以兵部尚書充朔方軍後軍總管,則同時掌握了朔方後軍的調兵權與統兵權。一旦京城情勢有變,李迥秀甚至可以揮師入京,芟夷內難。然而就在情勢日益緊張之時,原應駐留朔方的李迥秀卻回到了長安,隨即死去。關於他的死,《定命錄》記錄了這樣一則故事:李迥秀為兵部尚書,有疾,朝士問之。秀曰:「僕自知當得侍中,有命固不憂也。」朝士退,未出巷而薨。有司奏。有詔贈侍中。侍中,唐代前期即為宰相之一,李迥秀所謂 「當得侍中」,也許表明他已知道自己將有入相之任命。而李氏若以兵部尚書、朔方軍後軍大總管入相,正與前述睿宗密謀廢立之際郭元振的經歷如出一轍。然而前一刻還談笑風生的李迥秀卻在後一刻死去,只得到了侍中的贈官,此間玄機頗值玩味。這樣一個看似離奇的故事也許正隱晦地反映了當時殘酷的政治暗戰。李迥秀死後所留下的兵部尚書空缺很快由郭元振填補。此時他正在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位上。郭元振代替解琬出任 「朔方道行軍大總管,節度諸軍,以備胡寇」在延和元年六月,也就是李迥秀遷兵部尚書的前一個月。解琬自景雲二年七月上任至此尚不滿一年,其間突厥默啜有請求和親之舉,唐朝方面亦已應許,可謂邊境無事,此時突然換上郭元振,同樣應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可能最初睿宗所希望倚重的是李迥秀,但李的突然去世使睿宗轉而將賭注押在了郭元振身上。

        那麼睿宗又將如何利用其在朔方軍的政治布局來達到其廢黜玄宗的目的呢?先天元年十一月遣玄宗巡邊的誥命表明了他和太平公主的意圖:上皇誥遣皇帝巡邊,西自河隴,東及燕薊,選將練卒。李錦繡對睿宗此誥有精闢的分析,她認為此時將皇帝遣出政治中心長安,則無異於一介匹夫,太上皇用一紙誥命即可將之廢黜。事實上睿宗早在傳位之前五個月,便有意讓太子送金山公主往并州與突厥默啜成婚:命皇太子送金山公主往并州,令幽州都督裴懷古節度內發三萬兵赴黑山道,并州長史薛訥節度內發四萬兵於汾州迎皇太子,右御史大夫朔方大總管解琬節度內發二萬兵赴單于道。太子既親徵,諸軍一事以上並取處分,按以軍法從事。司馬光對此事頗為不解,認為 「太子送公主與突厥和親,安用九萬兵,又豈得謂之親徵」。而這一切反常的舉動或許正表明,睿宗及太平公主在深知自己軟肋的情況下希望利用野戰軍來解決他們與玄宗間的權力之爭。然而和親之事最終因為默啜殺害為奚擒獲的幽州大都督孫佺而終止,太子也因此避免離開京城。但是在京城軍隊無決定性把握的情況下,睿宗及太平公主並未放棄這一思路,即使在被迫傳位後,依然希望設法將玄宗調出京城。而玄宗一出長安,首先要去的便是朔方軍,這樣之前在朔方軍的所有布局都將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然而對此玄宗立刻予以反擊,先天二年正月玄宗宣布 「巡邊改期」。睿宗與太平的這一計劃遂告失敗。在北門禁軍無法完全控制的情況下,他們唯一的選擇只能是在京城與玄宗進行正面較量。

        先天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丙辰,也就是玄宗政變的前9天,郭元振突然以兵部尚書、朔方道行軍總管同平章事。這時郭元振掌握了宰相的決策權、兵部尚書調兵權與朔方道行軍總管統兵權。睿宗賦予他這樣大的權力,無疑是希望廢帝計劃得到他的支持,甚至在必要的時候,讓朔方軍來對付玄宗的禁軍———只要郭元振奉詔舉朔方兵入京,玄宗的禁軍力量便不堪一擊。然而在歷史的關鍵時刻,郭元振卻選擇了玄宗,拒不奉詔的後果就是太平公主只能利用京城內的禁軍和南衙衛士動手,於是便有了 「公主期以是月七日令常元楷以羽林兵自北門入,竇懷貞等於南衙舉兵應之」的謀劃。一時間,京城的形勢驟然緊張。

 (二)七月三日事件復原

        毫無疑問,睿宗的廢帝密議很快便為玄宗所知。先天二年七月三日,玄宗搶先採取了行動。《舊唐書·玄宗紀》詳細記敘了玄宗一方當天的行動:先天二年七月三日,尚書左僕射竇懷貞,侍中岑羲,中書令蕭至忠、崔湜、雍州長史李晉、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右羽林將軍李慈等,與太平公主同謀,期以其月四日以羽林軍作亂。上密知之,因以中旨告岐王範、薛王業、兵部尚書郭元振、將軍王毛仲、 [殿中監姜皎、中書侍郎王琚、吏部侍郎崔日用等定計。因毛仲]取閒廐馬及家人三百餘人,率太僕少卿李令問、王守一、內侍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親信十數人,出武德殿,入虔化門,梟常元楷、李慈於北闕,擒賈膺福、李猷於內客省以出,執蕭至忠、岑羲於朝,皆斬之。睿宗明日下詔曰:「朕將高居無為,自今軍國政刑一事已上,並取皇帝處分。」從上述記載來看,太平公主和主要參與者竇懷貞並不在宮中,事實上竇懷貞聞亂後投水自殺,太平公主數日後方賜死。那麼這天玄宗起事的意圖到底是什麼?仔細分析他的行動路線,可以發現,這天玄宗的行動目標就是睿宗。

        玄宗行動的起點是武德殿。武德殿是玄宗即位後每日臨朝的地方,在外朝正殿太極殿東北,內朝正殿兩儀殿東,殿有東西門,東門緊貼宮城東側城牆,西門與虔化門齊。虔化門系分割內外朝的五座門樓之一,這五座門樓自東往西依次為武德門、虔化門、朱明門、肅章門、暉政門。五座門樓構成內外朝分割線,其北為內朝,其南即太極殿,為外朝。因此如果關閉武德殿西門,武德殿則自成一獨立區域。在景雲、先天年間雙頭政治的格局下,武德西門應該是關閉的,以區隔睿宗、玄宗。因而此時,玄宗必須先出武德殿正南的武德門,然後折西,北入虔化門。入虔化門後,玄宗一行 「梟常元楷、李慈於北闕」。崔豹 《古今注》云: 「闕,觀也,於前所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可遠觀。」北闕, 《資治通鑑》胡注云:「北闕蓋在玄武門外。」是。 《舊唐書·謝叔方傳》云: 「初從巢刺王元吉……太宗誅隱太子及元吉於玄武門,叔方率府兵與馮立合軍,拒戰於北闕下。」《資治通鑑》記此事云:「翊衛車騎將軍馮翊馮立……與副護軍薛萬徹、屈咥直府左車騎萬年謝叔方帥東宮、齊府精兵二千馳趣玄武門。張公謹多力,獨閉關以拒之,不得入。雲麾將軍敬君弘掌宿衛兵,屯玄武門……挺身出戰……死之。……尉遲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示之,宮府兵遂潰。萬徹與數十騎亡入終南山。」據 《玉海》及呂大防 《長安志圖》所載 《唐禁苑圖》,禁軍之左右軍屯營都在玄武門外的禁苑之中。所以元吉部下率兵從外攻玄武門,張公謹閉關不納,故掉頭攻擊門外的禁軍屯營,遂與敬君弘在北闕下發生了激戰。在先天二年的政變中,太平公主安插在禁軍中的常元楷、李慈被梟首北闕,表明玄宗第一步行動是徹底拿下禁軍,而行動者並非玄宗所率領的從武德殿出發的十多個親信,而是奉玄宗命取閒廄馬的王毛仲。閒廄馬即禁軍萬騎及飛騎之乘馬,其養馬之地曰官馬坊,在禁苑內。王毛仲所取閒廄馬即來自玄武門外之禁苑,這些馬匹在非常形勢下顯然不可能預先帶入宮中,且取這些馬的作用應是去裝備效忠於玄宗的禁軍。

        當王毛仲引馬隊抵達北門之時,玄宗一行也適時趕到,遂 「勒左右禁兵出北門,召常元楷、李慈,即斬於闕下」。拿下北門後,玄宗及其 「鐵騎」便向南奔承天門而來,離開武德殿時並未露面的王毛仲這時也出現在騎兵之中。顯然王毛仲向效忠玄宗的禁軍輸送馬匹的任務已經完成,並與玄宗等會合。於是一眾人等,帶著兵馬,返身入宮,去尋找他們下一個目標。隨即,右散騎常侍賈膺福、中書舍人李猷被玄宗兵馬從內客省擒出。內客省在太極門右 (西)側,右延明門西南的中書內省中。中書舍人李猷的辦公地點在中書內省東的舍人院中。右散騎常侍隸中書省,賈膺福當日或正當值。二人自內客省被擒出,表明玄宗一行已到達太極殿西側的中書內省。至此玄宗一方從太極宮東部出發,奔襲北門,又折返至外朝西南的中書省,已經轉戰了大半個太極宮。在一片混亂之時,作為另一方的睿宗又在做些什麼?《舊唐書》本紀對此語焉不詳,而《郭元振行狀》中 「睿宗步肅章門觀變,諸相皆竄外省,公獨登奉天門 (即承天門———引者)樓躬侍」,恰恰提供了睿宗行動的所有細節。這裡提到的肅章門與承天門是串聯當日睿宗行動的關鍵線索。肅章門和虔化門一樣,是內外朝分割線五座門樓中的一座,在太極殿的西北側。肅章門南面不遠就是中書省,省內的政事堂是諸宰相日間議事辦公的場所。而承天門是整個宮城的正南門,自睿宗登基,在此大赦,景雲以來,冊立太子、褒貶官員皆於此門,乃當時最重要的禮儀中心。門外廣場即是東西朝堂,隔著廣場便是皇城諸衙署。正對著承天門東西兩坊,分別分布著中書外省、門下外省及南衙諸衛,宿衛宮城及皇城的十六衛府兵便有部分屯駐於承天門外、朱雀門內一帶。 這天是七月三日,很難確定五日一臨朝的睿宗當天是否在太極殿聽朝。不過從《行狀》的語氣來推測,似乎是內宮的大亂引起了睿宗的注意,因此才去肅章門觀變。若此則睿宗當時應在外朝的太極殿。本文暫假定睿宗當天正在太極殿。

        當睿宗自太極殿北行到肅章門,得知玄宗兵馬正向這邊殺來的時候,便反身向南,奔承天門而去。睿宗為何要去承天門,《玄宗實錄》和 《舊唐書·王琚傳》清楚地給出了答案:睿宗聞鼓譟聲,召郭元振,升承天樓,宣詔下關。侍御史任知古召募數百人於朝堂,不得入。上誅兇逆,睿宗恐宮中有變,御承天門,號令南衙兵士以備非常。顯然,睿宗並不甘心束手為玄宗所脅迫,誅二張時便統領過南衙兵士的他知道現在唯一可以調用的兵力便是屯駐在承天門外的這支衛隊,而身為宰相兼兵部尚書的郭元振則可以名正言順地號令南衙。因此他召來了郭元振與他同作最後一搏。亂起之前,郭元振應該正和其他宰相一同在政事堂內辦公。當政變的消息傳來,其他的宰相紛紛竄避至宮城外的中書外省,而郭元振則跟隨著睿宗登上了承天門。

        然而此時玄宗騎兵已經到達了承天門,任知古臨時聚集起來的數百衛士根本無法進入宮城護駕,睿宗 「聞東宮兵至,將欲投於樓下」———他竟然想用墜樓來作最後的抗爭。一百多年後,憲宗皇后郭太后相似的舉動頗可解釋睿宗欲為此驚人之舉的心理:時郭太后無恙,以上 (宣宗)英察孝果,且懷慚懼。時居興慶宮,一日,與二侍兒同升勤政樓,依衡而望,便欲殞於樓下,欲成上過。

         如果玄宗兵臨承天門下,睿宗在眾目睽睽下於禮儀中心的承天門墜樓自盡,那麼玄宗無論如何也無法掩飾其逼父的罪行,這次政變的所有合法性都將不復存在。而太平公主此時並未在宮中,她若藉此反戈一擊,玄宗的勝算並不很大。睿宗清楚地明白這一點,因此在大勢已去的情勢下,「欲成上過」便是其最直接的反應。而此時身邊的郭元振 「親扶聖躬,敦勸乃止」,

不僅保全了睿宗的性命,更避免了玄宗道德與政治上的雙重危機。雖然他當日並未隨玄宗一路轉戰,但卻在關鍵時刻阻止了事件的急轉直下,使玄宗當日 「先定北軍,次收逆黨」,脅迫睿宗徹底放棄權力的冒險計劃最終取得了成功。

  (三)七月三日事變餘響

        政變次日,睿宗下詔 「軍國政刑一事已上,並取皇帝處分」,玄宗御承天門大赦天下,至此睿宗與玄宗之間的權力交接終告完成。郭元振在事變之前反對睿宗的廢立之計,更在事變的緊要關頭阻止了睿宗的墜樓自殺,因此封賞功臣的制書便以郭元振居首。而 《行狀稱其 「尋兼御史大夫、天下行軍大元帥」,則體現了政變之後新出現的微妙情勢。

      《唐會要》載 「元帥」之號的由來云: 「其元帥之號,自武德已來,唯王始拜。至天寶十五載正月,哥舒翰除諸道兵馬元帥,始臣下為之。」顯然 《行狀》所載郭元振為元帥遠在哥舒翰之前。《唐會要》何以未計入郭元振,是偶然漏略還是另有隱情?事實上,這一不見於其他文獻的 「元帥」之號正關係到政變之後微妙的政治情勢與一系列隱秘的權力轉移。

        上引 《舊唐書·郭元振傳》將 《行狀》中這一任命表述為 「兼御史大夫,持節為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 《新唐書》本傳略同。排比史料,可以發現,此時朔方道總管並無他人,因此兩 《唐書》記載是可信的。那麼所謂 「天下行軍大元帥」是否是 《行狀》的誤記或誇大?事實並非如此簡單。

朔方道兵卒自武后時代開始已不因戰事結束而解散,漸漸向常駐軍轉化,其首長大總管亦呈現出職官化的趨勢,前後任免遷轉連續而有序,終於開元九年(721)正式改為朔方節度使。所謂朔方道大總管乃郭元振自延和元年六月即開始擔任的職務。而行軍則是唐前期野戰軍的組織形式,一旦邊境有戰事,則由朝廷任命官員為帥,從全國各地招募兵員組成 「行軍」開赴前線以應戰。因此 「天下行軍大元帥」系戰時的臨時差遣,顧名思義,則可節度所有開赴前線的野戰部隊,其與安史之亂中肅宗所擔任的 「天下兵馬元帥都統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等節度兵馬」約略相當。考此時突厥默啜方遣子來求婚,朝廷亦已許嫁宗女,兩方並無戰事,所謂 「以備突厥」的理由並不成立。那麼這些矛盾背後又有怎樣的隱情?

        事實上在上年六月,睿宗任命郭元振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之時即令其 「節度諸軍,以備胡寇」,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亦可認為是 「天下行軍大元帥」。事變之後的半個月時間裡,他 「宿中書十四日,獨知政事」,表明郭氏完全控制了政治中樞。在這種狀況下,他在睿宗朝的所有官位職權無疑都予以了保留,而 「天下行軍大元帥」應該是承此前 「節度諸軍」的誥命而給予的新頭銜。另一方面,上年睿宗命玄宗巡邊,但經玄宗抵抗,巡邊不得不改期,而 「所募兵各散遣,約 (先天二年)八月復集」,此時大抵到了所徵兵員復集的時候。這些兵員既以巡邊的名義募集,自然是作為開赴邊鎮的野戰軍,顯然,作為 「天下行軍大元帥」的郭元振完全可以統領這些兵士。至此郭元振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天下行軍大元帥,集中樞決策、百官監察、調發兵士之大權於一身,更以 「天下行軍大元帥」這一此前只封與親王的頭銜總領重兵,其權位之重,足以震懾人主、甚至左右政局。

         對於郭元振的權位,已經發動過兩次宮廷政變的玄宗不會沒有警覺。在郭元振兼任御史臺最高長官———御史大夫一周之後,在上年二月剛剛被罷廢的右御史臺突然被恢復;而在郭元振被貶之後的第12天,剛剛復置一個月的右臺又被罷廢。御史臺在武后時期改稱肅政臺,並增置右臺以按察京城外文武官僚。先天元年二月,右御史臺罷廢之後,其職能由新設置的十道按察使取代,右臺實已無存在必要,開元二年閏二月復置十道按察使後,右臺終唐之世便再未恢復。在郭元振出任御史臺長官至貶出的短短兩個月內,右臺廢而復置,置而復廢,制度翻覆如此,已非理性,而其變化軌跡與郭元振沉浮的緊密貼合,背後應有玄宗的意志介入其中,其目的可能是拆分御史臺以分郭元振的監察之權。此前中宗、睿宗時代,張仁願、解琬都曾以右御史臺大夫充朔方道大總管,玄宗復置右臺,很可能希望遵此舊例,以郭為右臺大夫,其權位則自然削減。

        但削奪掉郭元振部分權力,絕非是玄宗的終極目標,免去郭的 「天下行軍大元帥」,真正控制軍隊,自身權位方才能鞏固。從種種跡象來看,當年十月的新豐講武,很可能是玄宗刻意製造的解除郭元振兵權的一個機會,試分疏如下:其一,這次講武是在 「重譯雲歸,和親日至」的背景下進行的,其目的僅僅是「以時而命群帥,得地而臨武臣 …… 以振國威,用搜軍實」,可謂為講武而講武,故宋人甚至以此次講武為 「戲」。也就是說,這次講武並無必須舉行的客觀理由,僅僅是重修一個久不舉行的傳統儀式,其中的刻意不言自明。其二,在郭元振被拿下後次日,玄宗即以同州刺史姚崇代為兵部尚書同平章事,顯然早有盤算。因此筆者認為,這次講武實際目的在於公開解除郭元振的兵權,並由此確立玄宗的政治權威。

      為此驪山之下聚集了參加講武的20萬軍隊,除上年復集及當年新徵的兵員外,邊鎮屯軍也有相當部分開赴京城參加檢閱,如并州大總管薛訥、朔方道後軍大總管解琬即率部在受閱部隊中。而郭元振作為兵部尚書與 「天下行軍大元帥」理所當然地成為這次盛大閱兵的總指揮。

        玄宗為這次講武做足了準備,他 「擐戎服,持沉香大槍,立於陣前」,更令 「長安士庶,奔走縱觀」,一時間 「填塞道路」。就在集合了數十萬軍民的講武場,事變之後大權獨攬的郭元振終於被抓到了把柄,當著全軍和眾多長安市民的面被綁到左纛下,幾乎被斬首示眾。《行狀》敘郭元振被拿下的起因謂 「是日三令之後,上將親鼓,公慮有大變,略行禮」;當時的小說 《異雜篇》敘此事則更為顯豁,謂 「玄宗援桴擊鼓,時未三合,兵部尚書郭元振遽令 (唐)紹奏畢」。

        據 《開元禮》,講武儀式由兵部尚書主持,中軍大將擊鼓指揮諸軍行動。皇帝僅在陣前觀禮。在儀式的實際操作上,高宗顯慶五年 (660)三月的講武大抵可作參考:己酉,講武於并州城西。帝御龍飛閣,引群臣臨觀之。左衛大將軍張延師為左軍,左右及驍武六衛左羽林騎士屬焉;左武侯大將軍梁建方為右軍,領武侯六衛右羽林騎士屬焉。一鼓而誓眾,再鼓而整列,三鼓而交前。左為曲直圓銳之陣,右為方銳直圓之陣,三挑而五變,步退而進,五合而各復其位。上引文字表明,整個講武儀式中,皇帝並非場上指揮,不應下場擊鼓。玄宗要求親自擊鼓實際上是違反既定程序的。而郭元振在玄宗入場指揮之際驟然宣布儀式結束,其中即使有 《行狀》所謂 「慮有大變」的考慮,但顯然未顧及玄宗的尊嚴,當時場面之尷尬,可以想見。玄宗立即抓住了這個機會,當著數十萬軍隊與平民之面拿下了郭元振。這一突如其來的事件,使 「諸部頗失序」,只有久歷沙場的薛訥及解琬的部隊不動, 「玄宗令輕騎召訥等,至軍門,皆不得入」。解琬與郭元振 「同官相善」,是郭最親密的老部下,薛訥與郭一樣久歷邊關,二人不接受玄宗的召喚,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他們的態度。此後不久,解琬便求致仕,不復擔任朔方道後軍大總管。至此,玄宗徹底收回了郭元振手中的兵權,清除了政變之後功臣跋扈的隱患。當年十二月,玄宗改元開元,真正開始了自己的時代。


  三、截圖———歷史神話的構建

  

        從玄武門之變開始,唐代前期的太子廢立與帝位繼承往往伴隨著激烈的政治鬥爭,當勝利者最終大權在握,對其上臺之際的種種將如何表達自然是極其關心的。太宗在即位之後屢次要求查看起居注及國史,其所關心的正是國史對於玄武門事件的書寫。史臣們對此自然瞭然於心,奏上的實錄對這一事件的描寫便是 「語多微文」。之後,實錄及國史更在太宗的授意下疊經刪削,高祖以及建成、元吉的形象被刻意矮化以彰顯玄武門之變的正當性。同樣,如果將先天年間睿宗與玄宗父子之間白熱化的權力鬥爭以及玄宗政變幾乎導致睿宗自盡這一事件如實呈現,將大大動搖玄宗獲取政權的合法性,因此在玄宗正式取得權力之後,他對包括這一事件在內的國史書寫表現出了特別的關注。唐李濬 《松窗雜錄》云:玄宗先天中再平內難後,後以中外無事,銳意政理,好於觀書……尤注意於起居注。先天、開元中,皆選當時鴻儒或貞正之士充之。若有舉其職者,雖十數年猶載筆螭頭。惜不欲去,則遷名曹郎與兼之。自先天元年至天寶十一載冬季,起居注撰成七百卷,內起居注撰成三百卷。內起居注自開元二年春,因上幸寧王宅,敘家人禮……極歡而罷。明日,寧王率岐、薛已下同奏曰:「臣聞起居注必記天子言動,臣恐左右史不得天子閨行極庶人之禮,無以光示萬代。臣請自今後臣與兄弟各輪日載筆於乘輿前,得以行在紀敘其事。四季則用朱印聯名,牒送史館。」……書成,寧王上請自部納於史閣。上命賜以酒樂,共宴侍臣於史館,上寶惜是史尤甚,因命別起大閣以貯之。起居注是對帝王每日言動最直接的記錄,所謂 「掌錄天子之動作法度以修記事之史。凡記事之制,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時,以時系年,必時書其朔日甲乙以紀曆數,典禮文物以考制度,遷拜旌賞以勸善,誅伐黜免以懲惡」,是國史書寫最基本的材料。玄宗對起居注的重視透露出其對自身歷史形象與地位的深切關注,而先天政變在國史中的表達,無疑是其最關心的問題之一。

        作為事件的參與者和監修國史的宰相,張說當然完全理解玄宗在這一問題上的心態。他在郭元振行狀中所逗漏的歷史關節,在他所監修的國史中自然需要盡力諱飾,於是圍繞著先天二年政變,正史中的人與事都經過了精心地 「製造」。

        首先,太上皇睿宗被塑造成恭儉退讓、柔弱無能的謙謙君子。 《舊唐書·睿宗紀》開篇即雲其 「謙恭孝友」,更稱睿宗 「自則天初臨朝及革命之際,王室屢有變故,帝每恭儉退讓,竟免於禍」。然而睿宗在武后長安中即拜右羽林衛大將軍。在誅二張的政變中,首謀張柬之入相系曾為相王府長史的姚元之推薦,五王之一的袁恕己是相王府司馬。政變當日,睿宗又親 「領南牙兵,以備非常,收韋承慶、房融及司禮卿崔神慶」等二張之黨,積極配合北衙禁軍入宮誅張的行動,所謂 「北門、南牙,同心協力,以誅兇豎」,是誅殺二張政變中的重要力量。事定之後, 「安國相王」的封號顯示了睿宗在當時政治格局中的地位與實力。而他在景雲年間與玄宗的政治角力亦充分說明,對於權力鬥爭,睿宗並不陌生。承天門幾欲墜樓自盡的行為,更表明所謂謙退君子只是史官刻意塑造的太上皇形象。事實上,唐代的另兩位太上皇———高祖與玄宗在傳位之際也都聲明國家政事勞頓,而自己心慕閒曠,因此主動讓位於太子,這可以說是唐代官方對傳位一事的慣例性解釋。高祖與玄宗是否真心讓位,無勞分辨,但是同樣刻意塑造的睿宗形象卻深入人心,這不能不歸功於近40年輝煌的玄宗時代對於歷史真相的清洗。

        其次,作為先天政變中的關鍵人物,郭元振的作用必須被弱化。正如本文前兩部分所展示的,以 《郭元振行狀》為藍本的 《舊唐書·郭元振傳》對於 《行狀》中郭元振在先天二年政變前後一系列事跡的表述上多有隱匿。因為既然國史中所塑造的睿宗是謙遜軟弱的,最終是主動將權位讓與玄宗,並支持他消滅所謂逆黨的,那就決不能出現睿宗詔郭元振等宰相商議廢黜玄宗以及睿宗在玄宗鐵騎的逼迫下幾乎跳樓自殺的場景,否則玄宗繼位將無合法性可言。身為這一切事件的主角,郭元振在政變中的作用也必須被低調處理。而這一有意遮蔽郭元振功績的書寫原則在國史的記述中產生了一系列的連帶效應:政變之後第三天,玄宗封賞定策功臣, 《舊唐書·玄宗紀》中開列的名單之中並無郭元振。但在很可能出自實錄的 《冊府元龜》引文中,此日封賞的定策功臣中第一個便是郭元振,制文所謂 「良相升朝,安危所系」、「始則賚予為弼,終則寧朕問安」,皆系就郭立言,王琚等人皆僅有封賞而無褒詞。而據 《冊府元龜》引文刪寫的本紀此節竟隻字不提郭元振的封賞,史臣的選擇性失明昭然若揭。同樣在 《舊唐書·郭元振傳》中,政變之後郭元振 「天下行軍大元帥」的非常頭銜也被刻意略去,僅記其為 「朔方軍大總管,以備突厥」,卻忽略了此時突厥正向唐朝懇請和親的大背景。而正因為這些記載的缺失,政變之後郭元振功高蓋主的情勢亦被遮蔽,當玄宗在驪山拿下郭元振、並斬禮官唐紹以立威時,《舊唐書》本紀及 《郭元振傳》皆僅以 「軍禮有失」、 「軍容不整」含糊其辭,將其時郭元振之仗勢凌主的驕矜情態完全隱去,致使玄宗對整個事件的處置顯得頗為輕率,遂引起了後人的紛紛議論。

        然而唐代史臣的心血沒有白費,經過精心選擇與遮蔽,國史中睿宗的謙退形象深入人心,而郭元振的面目曖昧、模糊,只有最後莫名地被貶激起了後人的同情。唐國史的書寫者對歷史事件老練的剪輯與拼接,使許多關鍵性的歷史細節被有意忽略,對政治正確的堅持驅使他們成功地重塑歷史,製造神話,使玄宗得位過程中的種種不和諧被最大限度地掩飾。而今天,去尋找那些被他們截掉的歷史圖景無疑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本文原載於《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3期,注釋省略,引用請參看原文。感謝唐雯老師授權。)


新古史辨(Neo-Gushi-Cri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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