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時期的王一知。
20世紀50年代初王一知與兒子張知春合影。
第一次知道「王一知」這個名字，是1981年採訪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裘蘭芬的原型裘慧英時；第二次聽到這個名字，是同年在北京組稿時，一位同行介紹的。只可惜，難以免俗，「不過一個101中學校長嗎」，便「側身而過」。
到後來，才知道鑄就新聞生涯中的大錯，遇到珍珠當石粒，可再也無法挽回，因為她1991年11月去世了。
王一知，一個傳奇湘女。
1 楊夢君：她是真正的共產黨人
4月11日，記者採訪了王一知的侄女楊夢君。
「她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楊夢君以這句話開始。
從楊夢君的敘述中，我們知道：王一知是1922年的中共黨員，是中共早期領導人張太雷的夫人；
劉少奇介紹她入黨，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瞿秋白和她稔熟，在李大釗和蔡和森、向警予及鄧穎超身邊工作過，也認識張國燾，還認識青年時期的越南革命領袖胡志明；
她是中共早期歷史的見證人。
解放後，她三辭高幹職務，自願做一個中學校長，一幹就是30多年，還將自己的工資由八級降為十二級。
她從1921年至1948年，一直在白區工作，出生入死，功勳卓著。
這位出身於芷江名門的奇女姓名也傳奇！
楊夢君笑著告訴記者：「姑姑本叫楊代誠，王一知是後來改的。易『楊』為『王』，固然有著家庭的因素，更主要的是為做革命宣傳時好寫易記。當然也有謙虛的意思，她說自己才疏學淺，一知半解，用這個名能鞭策自己。1945年8月在重慶遇到毛澤東時，因為老戰友了，所以毛一邊和她握手，一邊笑著直叫她『一知半解』。」
「姑姑的人生確實傳奇。不表其他，僅和夫君龔飲冰建立、領導我黨上海的三個地下電臺，就奇得上銀幕、進螢屏。」
2 龔王家：李白在上海第一站
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中的李俠原型是李白烈士——我省瀏陽人，而女交通員的原型就是王一知。王一知當時是李白的領導。
1937年6月，上海地下黨組織的恢復和重建十分成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在芷江從事地下工作的王一知和丈夫龔飲冰於1938年奉命回到上海。龔飲冰的公開身份是湖南萬源湘繡莊總經理，王一知的公開身份「全職太太」。
周恩來交給上海地下黨一個任務，設立秘密電臺，收集日偽方面的情報，向延安報告。劉曉將這個任務交給了龔飲冰夫婦。
李白就這樣從紅軍電臺政委任上，由延安來到上海，住在龔王「家」。
在王一知眼中，李白「高高的個子，清秀的臉龐，兩道濃濃的劍眉，一雙亮亮的眼睛，給人留下機智、勇敢和淳樸的印象……對同志有火一樣的熱情，性格又忠厚又剛強……他與我們建立了親密的革命友誼。我們都說，李白的『白』，確是名實相符，他的本質真是潔白無瑕啊！」
3 王一知：把李白改造成上海人
李白要在一個短時期內完成由「紅軍戰士」到「地下工作者」角色的轉換，實在有些為難。他見到有錢有勢的人便報以不屑的態度，遇到乞討者，便會毫不猶豫地慷慨解囊。
龔飲冰和王一知便對他「培訓」，在一段時間內沒有給他安排工作，給他講如何適應環境，做一個地道的上海人。李白覺得在理，也試著蓄長發、著長衫、穿皮鞋，然而，他的舉止神態，還是顯得與「身份」不符。特別是過不慣「安定」生活，再三要求迅速開展工作。
王一知對他說，我們搞地下工作，既需要膽量，更需要智慧，因為我們是鑽進敵人心臟的孫悟空，是與魔鬼打交道的人呀，稍有不慎，我們黨的事業就會受到損失，革命同志就會有生命危險。因此，工作之前必須完成「改造」。
李白認真檢討了自己的行為，迅速融入了上海社會。
一年後，當李白和後來成為他夫人的裘慧英接頭時，他的裝束、神情已經完全與出道上海時判若兩人。
這又讓第一次接觸李白的裘慧英「大失所望」。因為李白頭髮梳得溜光，皮鞋擦得鋥亮，還穿著長袍，戴著眼鏡，臉色也讓人捉摸不透。「這是個同志？」，裘慧英放心不下，再次問王一知，得到肯定的回答後還不放心，又去找領導上海工運的市委副書記馬純古問：「這個人不像個同志，會不會有錯呀？」
馬純古笑著說：「一知大姐介紹的沒錯，要是叫人看出是個同志，哪還得了？」
這樣，李白和裘慧英以「夫妻」的身份開始工作了。完成角色轉換的李白還培訓起「新地下工作者」、「老上海」裘慧英來。
4 王和龔：成功撮合三對「夫婦」
龔、王夫婦在一個時期內，共建立、領導三個直接與延安通報的電臺，即李白臺、楊健生臺和鄭執忠臺。王一知兼任三個臺收送密電的秘密交通員。
有意思的是，這三個臺的報務員都是長徵幹部，從延安派過來；開的都是「夫妻臺」，各和一個上海「妻子」組建「家庭」，進行掩護。後來，李裘、鄭盧都弄假成真，而「二楊」結合卻出了岔子。據早些年「妻子」楊建英回憶：
她本叫張根妹。17歲入黨的她，當時擔任政治交通員。1940年6月的一天午後，在新城隍廟一條僻靜的弄堂口，組織上安排她和一對中年男女——龔飲冰和王一知見面。龔飲冰當時嚴肅地對她說，中央派來一位同志搞地下電臺。一個外地單身漢容易引起敵人注意，需要和一位女同志假扮夫妻作掩護，由你當「妻子」。張根妹頓時一臉通紅，自己從未戀愛過，怎麼演好這幕戲？但她選擇了服從。幾天後，「丈夫」楊健生帶她來到拉都路（今襄陽南路）一幢3層樓小洋房住下，開始了工作。
楊建英回憶說：「為了作掩護，楊健生西裝革履，我塗脂抹粉，燙了長波浪，一副吃老本的闊少爺、少奶奶模樣。」楊健生收發報後，「我就起床燒一鍋米粥。他用鋼筆尖蘸著米湯把收到的密碼寫在紙上，由我白天佯作到公園散步，或去看電影等方式送出。」
楊建英說：李白夫婦被捕後，「組織上決定停止電臺工作。楊健生被護送到蘇北解放區，我因身體不好，暫到浦東弟弟家中隱居。」但當1948年底張根妹和楊健生重逢時，這對有情人沒能成為眷屬，因為後者得到的消息是前者已經犧牲，也就另組家庭。後來，楊建英將原名改為現名，和楊健生以兄妹相處。
鄭執忠和盧雲林的「結合」過程也和李裘、「二楊」差不多。
5 救李白，龔王委託許彥飛
1942年農曆八月十四，李白夫婦被日本軍警逮捕。
王一知與龔飲冰商量，把營救李白夫婦的之事委託給了愛國人士許彥飛。
王一知對許彥飛說，她和老龔都是共產黨員，在上海設秘密電臺抗日救國，李白夫婦也都是黨員。許彥飛夫婦慷慨答應盡力營救。
一個月後，敵人沒有得到任何東西，只得將裘慧英釋放。李白在獄中任憑日偽特務嚴刑拷打，一口咬定是為商業投機而私設電臺。地下黨組織也設法出具了私人電臺的假證明，加上特務分析李白臺臺的功率也不具備同延安通報的能力，且沒有找到李白是共產黨人的證據，只得同意釋放李白。但日偽特務機關提出須殷實的鋪保作保、李被釋放後不得離開上海的條件。經許彥飛出面多方聯繫，終於由其朋友開的酒店作保，李白才被釋放。
李白出獄後，被安排到許彥飛和幾位朋友開設的「良友糖果」店做店員。
許彥飛後來也加入了共產黨，成了地下工作者。
6 再到滬，最後一次見到李白
1946年，龔飲冰、王一知夫婦再到上海。
此時，龔飲冰的身份是建業銀行總經理，王一知還是「家屬」，做的工作也是地下交通員。
這年秋天，王一知在虹橋公園附近的馬路上，無意中遇見了李白。李白對王一知連聲說：「好久不見，真想得慌！」
王一知看到李白比以前消瘦多了，關心地問起他被捕後受刑情況，還問他是否有後遺症。李白滿不在乎地說：「我年紀輕，受點刑，沒有什麼的，只能使我的革命意志更加堅強！」說罷，把一隻手伸給王一知看：「敵人把我的十個指甲用老虎鉗拔去，但我現在照樣用這十個指頭做發報工作！」
「多堅強的同志啊！」王一知內心激動。誰知這次相見竟成他們的永別。
李白繼續用電波為解放戰爭服務，而王一知卻因為工作調整，沒有直接與李白聯繫。
1949年5月，李白犧牲在上海解放的前夜，而王一知在這年10月從北京回到上海，接管上海市吳淞中學，擔任校長。多年後，她寫了《永不消逝的懷念——憶李白同志》。
（記者 文熱心 肖軍 黃巍 本文在採寫過程中，得到了田均權、伍峰同志的幫助，特致謝意；照片均由伍峰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