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儒學迎來了大復興的曙光，而科場文體由詩賦到經義的重心轉移亦使得儒家思想更牢固地成為宋朝治國之根基和士大夫之堅牢信仰，看似科場文體改革而與詞無直接關係，實則卻多方面影響著宋詞。宋代正式以經義取士始於神宗熙寧四年（1071)，新制進士罷詩賦、帖經、墨義，而令舉子各佔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為「本經」，併兼考《論語》《孟子》，稱為兼經，以考察其是否諳熟儒家經典，明曉經旨大義。且通過範仲淹、王安石等人及當時與後來之皇帝的努力，經義取士成為定製且基本上貫穿了兩宋歷史，其極大地鼓勵了了士子們主動積極研習儒家思想，深入理解儒家經義，並促成了章句訓話之學漸向義理之學的轉變，推動了新儒學的發展歷程。
同時宋代制舉、貢舉、武舉等科舉考試中必考之策問常與經義緊密聯繫，如宋真宗謂宰臣云：「比設此科，欲求才識。若但考文義，則積學者方能中選，苟有濟時之用，安得而知？聯以為六經之旨，聖人用心，固與子史異矣。今策問宜用經義，參之時務。」策問常是考察其運用儒家思想以解決具體實事的能力，亦促使經世致用逐漸成為一國之風氣。在這樣的儒家主流政治文化導向的指引下，「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氣科舉取士文體以經義與以詩賦之爭到儒家經學在考試內容中佔了主導的新變與趨向，看似是科場文體的改革，實則為儒取代釋、道而成為獨尊的勝利。
在這樣的科場文體的規定導引下，很多書生詞人內心深處實則都熔鑄了儒家的思想文化因子，他們既浸潤於傳統儒學之中而具儒者之文雅情懷，又悠遊於求諸義理、造微於心性之間的新儒學。且傳統儒家思想中關於文和詩等觀點主張、新儒學之議論說理之法以及策問的備考思維等都極大地影響了詞論及書生詞人們的詞心、詞貌與詞風。而這些影響以往學者多看作是諸文體之間的影響借境，實則與科舉文體及相關之儒家思想的滲透都有重要的關聯。宋代詞苑中雅俗之爭的結果是以雅的勝利而告終，尤顯見於詞論詞評中，這除了文體自身發展規律使之然外，實際的歷史原因中並不能排除科舉文體重經義的政治因素影響。
因為經義之旨重在回歸儒家思想，在這樣的舉制文化背景下，加之詞體的流行和影響漸大，儒家之文以載道的文學觀點、敦厚雅正的詩論、聖賢之學的日常主導常滲透到書生詞人的心中與筆下，使得沒有「雅」之源頭和傳統的詞體漸疏於媚俗而趨於雅正，成為真正抒寫一己生活和性情的文體，而不再僅限於「曲盡一時之景，聊資四座之歡」（李子正《減蘭十梅》詞序〉之用，或止於一昧地求俗來迎合大眾的審美風格和趣味。詞學雅正之主流方向明顯見諸對當時詞作有總結與指導意義的詞論詞評中，反映出宋人對詞體之功用氣質、題材蘊意、藝術手法的不斷探索與界定之努力，其雖千差萬別，但卻較為一致地表現出對俗之批判和對雅之推崇上。如李清照批柳詞：「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
且其《詞論》整體上亦以雅正為主要指向。李清照雖未參加科舉考試，但其父李格非卻推崇儒家雅正觀念，據《宋史·李格非傳》載：「有司方以詩賦取士，格非獨用意經學，著《禮記說》至數十萬言，遂登進士第。」這樣的登科經歷、注經之舉及「用意經學」所關係和體現的儒家思維和立場必然影響到其女。王灼對柳詞亦有與易安類似之評「惟是淺近卑俗，自成一體，不知書者尤好之。予嘗以比都下富兒，雖脫村野，而生態可憎。」曾造曾極力為歐陽修之豔詞辯解雲「歐公一代儒宗，風流自命，詞章竊吵，世所矜式。當時小人或作豔曲，謬為公祠，今悉刪除。」為其辯解的原因正在於這樣的豔曲與歐公儒者之文雅風範相悖。
再如南宋詞論家陳鬢曾將詞品分為三類造意正平，措辭典雅，格清而不俗，音樂而不淫，斯為上矣。高人勝士，寓意於風花酒月，以寫夷曠之懷，又其次也。若夫宏蕩於檢繩之外，巧為淫褻之語，以悅但耳，君子無取焉。所謂上品之「造意正平，措詞典雅」「不俗」「不淫」皆是儒家詩教宗旨體現，而下品之「淫褻之語」則為其所鄙視並告誡「君子無取焉」，表明其重視詞的雅正內容與社會思想之品格並厭棄淫褻之俗的明確取向。南宋詞人韓元吉亦有如是觀＝「近代歌詞，雜以鄙僵，間出於市崖俗子，而士大夫有不可道者。惟國朝名輩數公所作，類出雅正，殆可以和心而近古，是猶古之琴瑟乎？」
北宋黃庭堅早於陳、韓二人便己有對雅正之崇、對媚俗之斥的詞評主張和傾向，如其評小山詞云：「狹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不減《挑葉》《團扇》。若乃妙年美士，近知酒色之娛，苦節腥儒，晚悟裙據之樂：鼓之舞之，使宴安酌毒而不悔，則叔原之罪也哉。蘇軾更是以自己的詞論和詞作踐行著代表主流導向的雅正觀念：「有宋熙、豐間，詞學稱盛。蘇長公（軾）提倡風雅，為一代山鬥。」對於對詞之「雅正」宋代詞人已有自覺的意識，如張炎認為：「詞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為情所役，則失其雅正之音。」
此言所在之《詞源》亦是對宋詞雅化及詞學觀之總結，而今人王易先生亦對兩宋詞之雅正的高妙內涵和成就做出了極高的評價：五代之詞，止於嘲風弄月，懷土傷離，節促情殷，辭纖韻美。入末則由令化慢，由簡化繁。情不團於燕私；辭不限於琦語。上之可尋聖賢之名理；大之可發忠愛之熱忱 寄慨於剩水殘山；託興于美人香草。合風雅騷幸之軌同溫柔敦厚之歸。故可坑手三唐，希聲六代。樹有宋文壇之幟，紹漢魏樂府之宗。否則技僅雕蟲，用惟仗馬，何足深道哉！以上這些重要的詞論詞評無疑都受到儒家雅正思想的牽引和制約，且其深深影響著當時和後之詞人的創作，如晏殊、歐陽修詞書寫其人生體昧和政治感受，蘇軾詞抒發其士大夫之性情，秦觀將身世之感融進豔詞，南宋愛國詞派、騷雅詞派的興盛等都與之緊密相關。
這樣的雅正詞學觀念亦影響到後世詞評家對唐宋詞的評判，如清代張惠言《詞選》認為溫庭主毒詞有政治寄託，稱其言深美宏約，其評價《菩薩蠻·小山重疊金明滅》為感士不遇之作等。而宋朝儒學的復興與皇帝治國之道及所操控的科舉密切相關，因而詞史上雅正之品在雅俗之爭的最終勝利既與詞人之深源於儒家的價值觀和道德使命感緊密相關，亦與促使儒學復興的制度保障之科舉制度及科場文體不無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