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花運動」領袖
「太陽花運動」已過去三年多，對於「太陽花運動」的判決才剛剛開始。三年前以鬧劇開場，沒想到三年後這場鬧劇的收場竟然還是鬧劇，一定程度上倒也從反方面說明什麼是「善始善終」。
海外網港臺腔專欄作者黑白自在從「太陽花運動」兩次判決切入，分析這一場博傻遊戲。
臺北地方法院近日對「太陽花運動」攻佔「行政院」案做出一審判決，10名學運領袖全部無罪，11名衝鋒在前的學生則獲刑3到5個月不等。一樣判決兩樣情，讓人想起喬治·歐威爾《動物農莊》中的名句「所有動物生來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
抗議有理 主犯無罪
2014年3月爆發的「太陽花學運」，後來被分訴3個案件，分別是攻佔「立法院」案、攻佔「行政院」案和「路過」中正一分局案。
兩周前，臺北地院已對攻佔「立法院」一案做了判決，包括「時代力量立委」黃國昌以及學運主要人物林飛帆、陳為廷在內的22名學生全部被判無罪。法官給出的理由是，學運符合所謂的「公民不服從」概念，所以不違法。
近兩年，各地一些抗議都喜歡以「公民不服從」或「公民抗命」自命。但學術界認為，「公民不服從」有七大要件，包括「和平、理性、非暴力」，以及必須是「無其他合法、有效之替代手段可資使用」才能行之。島內法律界人士指出，學生攻佔「立法院」並不符合「公民不服從」定義；退一步說，就算是「公民抗命」，違法還是違法，法官或可酌情輕判，直接宣判無罪則無異於「造法」。
這次的攻佔「行政院」案，臺北地院可能聽到了批評意見，不再提「公民不服從」了，但又一次別出心裁——將涉案學生分而治之，只拿無名小卒開刀，卻將學運領袖輕輕放過。
兩次判決，第一次等於否定了法律既有規範，第二次貌似否定了第一次，但同時又自我否定，自相矛盾。既然在前線衝撞、動手有罪，為何在後方組織、煽動就無罪呢？換言之，從犯有罪，主犯卻無罪？
由此可見，第二次判決的隱形思路仍然是「抗議無罪」，認為學生佔領「行政院」本身並不構成犯罪，僅佔領過程中襲警、破壞公物等具體行為有罪。
司法被政治上下其手
為什麼臺灣司法對「太陽花」格外開恩？答案得從政治層面找。
每當提起臺灣政治制度，島內政客們的自豪之情就會溢於言表。他們說，臺灣的民主讓東南亞國家「羨慕到流口水」，堪為亞洲標杆。而在政客們有意無意的宣導中，民主最可自豪之處，就是有抗議的自由，尤其是抗議政府的自由。
以街頭抗議起家的民進黨，特別鍾愛美化和神聖化抗議行動。從民進黨的角度，這樣做既可收穫選票，又可將自己過去的行為和主張合法化，塑造「為民請命」的好形象。當庸俗化的民主觀念被奉為圭臬，而民粹又水漲船高時，「抗議的自由」就被無限上綱，終於到了違法也理直氣壯的地步。
不管是真民主還是假民主，無良政客都要刻意逢迎。所以，學生攻佔「立法院」，當時的「立法院長」王金平堅持不提告。而當時的「行政院」雖然提告了，但民進黨當局上臺第二天就撤告。這次臺北地院之所以還得開庭，只是因為檢方的公訴還在。
政客惡俗也就罷了，法官也不能免俗才更可怕。兩次判決，都可看出臺灣司法被政治上下其手的痕跡。法官硬掰「公民不服從」，跟民進黨當局撤告思路嚴絲合縫。而縱放學生領袖只判無名小卒，就更合乎民進黨心思——「行政院」現在是民進黨的臉面所在，可不能讓人再次攻進來，所以要判一部分人有罪，以儆效尤；但學生領袖是「友軍」，判他們等於自傷羽翼，自然碰不得。
民主庸俗化，政治媚俗化，而司法迎合政治，這就是「太陽花」兩次判決反映出來的臺灣現狀。
政治的「博傻」遊戲
當西方研究民主制度的權威學者，開始提出「強政府」和「法治」比起「民主」更為重要的時候，臺灣卻仍在「反威權」的矯枉過正中打轉，以為民主就是任性抗議和無政府狀態，誤把馮京當馬涼，一頭扎向民粹深淵。
既然「太陽花學運」是合法的，那麼從今往後，島內所有抗議活動理論上都可以衝進「立法院」，癱瘓行政機關。將來島內製定公共政策，評定是非對錯，不再是少數服從多數，而是有理只在聲高，會哭的孩子有糖吃，不違法不足以平民憤了。惡例一開，臺灣政治遂朝李敖所說的「刁民做主、暴民做主、愚民做主」又近了一步。
整個過程中，民進黨對學生領袖兌現了論功行賞，也為自己封凍兩岸服貿協議的行為間接開脫，可謂一舉兩得。學生領袖們毫髮未傷，且積累了一定的政治資本，其中足夠聰明的，不排除效仿黃國昌之流平步青雲，也是志得意滿。最倒黴的還是被判刑的炮灰學生，當初熱血沸騰地衝鋒陷陣，顆粒無收不用說，還徒留犯罪記錄、人生汙點。
某種意義上，民進黨的政治操弄路線圖和島內的部分學生運動，歸根結底都是「博傻」的過程。綠營政客拿「臺獨」當飯票，只要有人傻到相信他們就行，最後苦果反正還是普通老百姓吞；民進黨知道服貿協議對臺灣有利，但只要學生們傻到相信他們就行，馬前卒就會衝向國民黨；學生領袖只是拿反服貿當跳板，只要有人傻到相信他們就行，最後自會有最傻的那個來替他們蹲監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