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小珊：
過去中國學生給人的印象是很勤奮用功，但在創造力這方面似乎比較保守，但現在孩子們接觸到的資源跟以前大不相同了，在這個問題上您有感受到什麼變化嗎？
姚洋：
大家老愛說中國的教育太死板，我倒不這麼認為。我覺得我們的學生主要是在中學階段浪費了太多時間準備高考。但高考是個指揮棒，這能怎麼辦呢？我覺得只能有耐心。如果每個省都有兩所很好的大學，我估計這個壓力就下來了。
但是我想說的是我們的大學教育並不比國外的大學教育差。像北大的教育超過美國90%的大學教育，這是我敢保證的，因為我在美國教過很多學校。但關鍵的問題是我們的學生離開校門之後的環境好不好。我們的創新環境沒人家好，這是最大問題，別老抱怨教育。
我有個觀點：天才是教不壞的。你想把一個天才教壞，那太難了。他智商150，你能把他教壞嗎？教不壞。但他不能發揮作用，就是整個社會、經濟出問題了，是制度出現問題了。只要制度好，有足夠的激勵，天才他自然就會冒出來。
袁小珊：
那什麼樣的制度才能提供足夠的激勵？
姚洋：
在這裡最重要的是智慧財產權保護。經濟運行它是個很奇怪的東西，我們一般說市場競爭對於資源配置來說是最好的方式。但是在這個市場裡又需要一些非市場的因素，比如IPR（智慧財產權）。IPR給了一個壟斷的權力，把創新成果保護起來。所謂的充分競爭是一個迷思，智慧財產權就不是充分競爭。有人當然會說，人家花了力氣，所以國家就應該要保護。這種說法我覺得很難說服別人。你已經賺了1000萬了，難道你還要賺另外9000萬嗎？這個說不過去。
但從根本上來說，我們需要這套體制，是為了讓你有動力進行創新。你說這是公平的嗎？我覺得並不公平。但是你需要這樣的機制和動力，沒有這個，沒人會去做。我們國家在這方面雖然提得很多，在現實中也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離人家保護最好的那些國家差距還是非常、非常大的。
比如說在大學裡產生的創新，多少歸老師，多少歸學校，總是說不清楚，或者不敢說清楚。老師心裡就老打鼓——我到底弄了之後，會不會是「國有資產流失」？文件發了又發，為什麼不能在法律上有個保障？
美國其實以前對這一點也不清楚，特別是那些公立學校，也都有同樣的問題。後來我們學校，威斯康星，做了很大膽的嘗試，推動了美國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立法，現在把這個問題解決了。也就是明確在股份裡有多少是我們共擔的，比如學校拿20%，經過這幾十年滾動，基金會就滾得非常大，然後就可以再投資了，就形成了這樣一個機制。
袁小珊：
講到創新，您之前好像講過，用政府的力量做創新，最終這個結果可能並沒有那麼好，現在這個觀點有改變嗎？
姚洋：
我覺得政府投資只能在那些技術路線比較清晰，有市場保障的領域。它沒啥創新，說白了，你要靠砸錢。比如說晶片，唯一的路徑就是砸錢，不停地試，試良品率，把良品率提到了臺積電的水平，就成了。
但是真正從0到1的創新，千萬別讓國家幹。我們今天早上還在討論我們北大的一些項目。北京市有個項目，說給你們錢，你們去搞成果轉化。我一聽就不對，我作為一個教授，讓我把我的成果去轉化，我有興趣就做，做不成就算了，反正我又沒出一分錢，政府也沒辦法問我要任何東西。
政府投和市場投，差別就在這裡。政府投資叫做軟預算約束，市場是硬預算。人家一個VC（風險投資）給你投了5000萬做研究，你沒出成果，那哪成？
現在很多地方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弄了很多的基金去做這些事情。雖然有些也說要按照市場原則去做。我覺得實施的難度很大，既然是政府的，總是會有各種各樣的非市場因素幹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