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對話宮玉振：如何理解中國制度的歷史演進

題記：自2020年7月18日起，總裁讀書會與北大國發院EMBA中心聯合邀請北大國發院院長姚洋教授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連續解讀《政治秩序的起源》（弗朗西斯•福山著）、《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錢穆著）和《西方將主宰多久？》（伊恩•莫裡斯著）三本名著。第二期活動邀請到北大國發院管理學教授宮玉振共同對話。本文根據兩位教授的對話和聽眾問答整理。

主持人：剛才姚老師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分享了錢穆先生的著作《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宮玉振老師從軍事、歷史和管理學結合的角度，如何理解這本書？

宮玉振：我本科和研究生讀的都是歷史專業，錢穆先生的這本《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是歷史系學生的必讀書目之一。這本書是根據他在1952年的講座講義整理而成。他一生著述頗豐，除了這本書之外，還有《國史大綱》、《國史新論》、《秦漢史》、《中國文化史導論》、《先秦諸子系年》等，學術成就很高。我想對錢穆先生寫《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這本書的背景做一個補充。

在錢穆先生所處的時代，學術界的主流是西化的，因此對中國的傳統基本持一種批判與摒棄的態度，表現在歷史學上也是如此。20世紀初葉，史學家基本的歷史觀是以西方為中心的，以西方的經驗為參照系，用西方歷史的制度和標準來衡量和裁剪中國歷史。與西方歷史契合的，往往就被認為是有價值的，否則就意味著是落後與該被淘汰的。這種西方中心主義史觀在20世紀早期非常盛行，當時如傅斯年、胡適等很多知名史學家都深受影響。上世紀30年代初，國內很多大學甚至沒有「中國通史」這門課程，因為在當時很多歷史學家看來，從西方歷史的角度來看，中國歷史就是「重複、專制、黑暗和落後」，是應該被打破和被否定的。

這種歷史觀的片面性是很明顯的，作為對西方中心主義歷史觀的反彈，出現了從中國看中國、強調中國自身傳統的價值的歷史觀。錢穆先生就是持這樣一種歷史觀。他強調要用溫情和敬意看待中國自己的歷史，從中國歷史的內部脈絡來探索中國歷史的真相。他堅信這個國家的歷史有自己的傳統、脈絡、精神和頑強的生命力。

錢先生之所以形成這樣的歷史觀，與當時中國的大環境有關。《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成書於上世紀50年代，但實際上書中錢先生的基本觀點是在30年代就已經形成了的。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不斷加強對中國的入侵，1937年日本又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中華民族急需抗爭的精神。這樣的歷史環境塑造出錢穆先生基本的歷史觀。這也成為後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的著眼點，就是在歷史著作中通過傳遞民族精神來幫助中國人找到民族自信。這是我們理解錢穆先生《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的一個基本背景。

我們今天讀錢穆先生的書，一定要注意一條，他不僅僅是一位歷史學家，他還是一位具有中國傳統士大夫精神特質的文人，他對中國的文化傳統具有深厚的感情。錢穆先生相信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並堅持傳播中國文化。他讀歷史的目的不是歷史本身，而是從歷史背後找尋文化的自信和民族的精神。

美國學者傑裡·鄧爾麟寫過一部關於他的傳記——《錢穆與七房橋世界》。鄧爾麟認為錢穆先生的可貴之處在於，當很多學者覺得中國傳統文化不值得談論的時候，他卻對之抱有堅定的信仰，並從歷史中去發掘民族精神，然後執著地向大眾傳播和解釋。美國歷史學家史景遷專門撰寫了《做中國人》一文對《錢穆與七房橋世界》這本書做評論。史景遷認為，《錢穆與七房橋世界》實際上是揭示了一個問題，即錢穆先生終生的追求是做中國人，那什麼是「中國人」？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是什麼？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又在哪裡？文化的精神、歷史的淵源、共同的命運，這些是如何把中國人聯結在了一起？這是錢穆先生要解答的問題。

就政治制度而言，錢穆先生也認為，中國的政治制度不能簡單用「專制黑暗」這些字眼來代替，而是有其自身的基礎、脈絡和精華。所以他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一書中不斷重申中國傳統的政治制度不是「專制黑暗」，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士人政治」和「虛君制」等觀點。

儘管這其中有些觀點值得商榷，但錢穆先生從中國歷代政治制度的傳承中尋找構建新的政治制度的契機，是該書的著眼點與他思想的真正價值所在。當代世界範圍內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制度演變也證明了他的遠見。很多第三世界國家，因為不顧國內政治的發展階段和制度基礎，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導致國內的政治傳統和外來的制度完全是兩層皮，最後不但建立不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反而使國家陷入長期的動蕩與混亂，無法保證國家發展所需要的基本秩序。

錢穆先生給予我們的最大啟發，是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究竟應該如何演進。政治制度的演進，不應該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相反，必須建立在尊重及借鑑自身傳統政治資源的基礎上。這是制度演進的起點、基礎與初始條件。同時，制度的演進不能一蹴而就。民國時期，很多被西化的政治家認為簡單照搬西方制度就能解決所有的社會問題，但就今天來看，制度的演進除了要關注演進的方向，還要關注演進的基礎、演進的節奏、演進的策略等等，唯有把這些東西考慮清楚之後才能有序地推動政治的變革，否則往往會適得其反。而這些都離不開對自己國家制度演進的歷史所做的梳理。

錢穆先生對這些問題所展開的思考，是《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一書真正的價值所在。儘管錢穆先生的一些觀點受過不少批評，我個人也不完全同意錢先生書中的觀點，但我依然認為他是中國現代眾多偉大的歷史學家中不可或缺的一位。他啟發我們一定要從歷史和文化的角度去解讀一百多年來中國政治制度的演進邏輯。這是我對錢穆先生和《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一書的看法，也是對前面姚老師講座內容的呼應和補充。

主持人：謝謝宮老師。錢穆先生書中的很多觀點給人印象深刻，比如他說不管是革命或改革，其實是要我們不斷地改變和調整我們的制度來適應新的現實，而不是通過改變我們的現實來適應新的制度。下一個問題請教姚老師，上一講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福山和錢穆在研究政治制度時有什麼相同和不同之處？

姚洋：他倆有共通之處。關於中國較早形成了現代化國家雛形這一點，福山在某種程度上是吸收了錢穆的思想。而福山生活在現代，受過政治學的訓練，與錢穆又有很多不同。福山用政治哲學的框架來研究世界各國政治秩序的演進。我們必須承認，錢穆先生在這一點上還不具備這麼大的眼界，因為他是生活在民國的歷史學家、文化學家和哲學家，那時的哲學和我們現代的哲學恐怕也有很大差距。

但正如剛才宮老師所言，錢穆先生對中國歷史的重新解讀，對後代而言具有醍醐灌頂的作用。我第一次讀《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時，書中的觀點顛覆了我中學以來關於中國歷史的很多思考。儘管史實都一樣，但我的思想框架完全被顛覆。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覺得錢穆先生是一位非常偉大的學者。

主持人：姚老師對宋朝的著墨最多。宋朝幾乎是現代化制度的拂曉時分，但佛曉之後並沒有迎來天亮而是又跌進明清的黑夜。西方也有「李約瑟之問」，即中國在當時為什麼沒有像西方那樣產生能極大促進民主、科學和生產力發展的現代化制度？關於這個問題，宮老師怎麼看？

宮玉振：這是很多人都在討論的一個問題。一個直接的答案就是「蒙古人的入侵」。蒙古的社會制度是建立在遊牧經濟基礎之上的，是比較原始和野蠻的制度，在很多人看來蒙古人的入侵打亂和逆轉了唐宋以來的政治演進。而明承元制，清承明制，清朝又是由文明程度並不是很高的少數民族來主導，從而再一次影響了中國政治制度的演進，使得元明清的「專制」制度達到了巔峰。我個人覺得這個視角當然是有道理的。

但是，我覺得看待這個問題，還有一個更大的背景，即中國和西方不同政治制度各自的「得」和「失」。理解中西方政治制度及其演進的差異，一個重要的維度，是中國自秦以來是大一統的政治格局，而西方從羅馬帝國崩潰之後便是多元政治實體之間的衝突局面。正如加州學派代表人物王國斌所言，中國從來沒有經歷過真正的分裂，而西方也從來沒有經歷過真正的統一。

中國這種以皇權為核心的大一統的政治格局其實是有得有失的。在航海時代來臨之前，大一統帶來的秩序保證了中華文明的繁榮。這套體系提供了農業生產所需要的和平，使得古代中國人可以在生產力發展非常有限的情況下，通過強有力的集權手段，集中起巨大的社會剩餘，從而在農耕時代創造出領先於世界的文明，取得了國人至今都為之感到自豪的文明成就，這也是古代世界最成熟、最發達、最輝煌的農耕文明。

但這種以皇權為核心的大一統也存在著問題。我們可以把這種體系視為一個壟斷的體系。在這樣一個體系下，歷代王朝作為壟斷者，心滿意足地享受著壟斷的利潤，維持著壟斷的局面，並警惕地監視著任何可能挑戰壟斷、引起變動的力量。由此在秦朝以後的兩千年歷史中，中國歷代王朝過多地把精力和資源用在了保持和加強社會的一元與穩定上。儘管兩千年間古代中國並非不存在制度的變遷，但這種制度變遷並沒有突破秦朝時所形成的基本框架。中國社會也為之付出了的代價，那就是失去了社會發展的持續活力，在經歷了千年的輝煌之後，到了宋朝，大一統制度安排的邊際效益已經大大遞減，這也就使得中國社會的發展陷入了相對的停滯之中。

如果說中國是高開低走，那麼西方為什麼是低開高走？上面我們說過，西方從羅馬帝國崩潰之後就陷入了多元政治實體之間的分裂與衝突。在中世紀、甚至在近代的早期，這種碎片化的政治體系中，很難具有像中國大一統王朝那樣的規模優勢，這是西方陷入長期的中世紀的黑暗、從而「低開」的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從另一方面，與大一統的壟斷體系相比，我們可以把西方這樣一種分裂與衝突的體系看成是一種競爭的體系。在這樣一個優勝劣汰的競爭性體系中，任何一個政治實體要想生存和發展，就必須積極尋找有利於自己的變動。那些可能會使自己的實力得以發展，從而有利於壓倒對手、打破既有競爭格局的變革和力量，總是受歡迎的。一旦一個國家採取了有活力的發展策略，其他國家就會自然跟進，這就使得西方的發展出現了鼓勵創新與擴張的機制，並成為西方文明發展的基本動力。尤其航海時代以後，其創新與活力的明顯優勢就體現出來了，而此時中國大一統體制的邊際效益在遞減，最終導致中西方文明發展的走向出現「剪刀差」。

主持人：正如宮老師所言，我們的制度維持了穩定，但卻沒有真正激發生產力和生產效率的提高。政治學更強調秩序和制度穩定，經濟學則強調如何讓資源配置實現更高的效率。關於制度，想問姚老師一個問題，怎麼樣在制度設計中做到既保證權利架構的穩定又能刺激生產力？怎樣才能更好地理解和運用政治經濟學？

姚洋：我研究制度，也研究制度經濟學。我覺得制度有兩方面作用：一是給人預期，二是將公私利益結合。自道格拉斯·諾斯提出制度是規則之後，經濟學家接受的關於制度的定義為「制度是一套穩定的預期和規則」，即我們互相知道對方會怎麼去做一件事情，制度讓事情具有可預見性。而好的制度，一定要把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結合起來，否則制度下的社會就會崩潰。

我們首先要承認個人的追求，同時也要兼顧促使社會進步的社會整體目標。把個人追求和社會整體目標統一起來不容易，直到亞當·斯密才找到答案，他發現了「市場」這一制度。在這之前，王安石變法等是中國找到的答案。所以重讀王安石變法，你會發現當時的很多東西也符合我們現代經濟學的內容，即給個人提供激勵的同時達到政府的目標。給人預期，將公私利益結合，才能形成一個好的制度並持續發揮作用。

宮玉振：我想請教姚老師，您剛才談到您現在正在寫一本關於儒家政治方面的書，這本書一定有您對政治制度演進這一問題更全面的理解。能不能請您先介紹一下書中的基本觀點。

姚洋：我簡單說一下我們寫這本書的幾個初衷。

第一，中國成功的原因。關於中國過去40年為什麼能取得巨大成功，我們需要找到一個解釋。我研究中國經濟增長，發現用普通的理論都只能夠對問題做出部分解釋，但都不能解釋到根源上去。比如我們一般認為，中國的成功是因為改革開放建立了市場經濟，但全球幾乎99%的國家都在搞市場經濟，為什麼絕大多數國家沒有取得中國這樣的成功呢？市場經濟是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

包括福山在內的很多人認為，國家的治理能力很重要。在上世紀90年代討論東亞模式時，很多人也認為國家對經濟的幹預很重要，至少能起到一定的正面作用。但這些結論都沒有回答出一個問題，即為什麼中國政府能夠使中國經濟取得長期發展的成績，儘管它沒有西方意義上所謂的「法治」這類東西？這也是我作為經濟學家提出的問題。

第二，尋找新的理論。我們看到，所謂的「自由主義民主」制度走到今天已經出現了很大問題。很多國家的民主主義已經變成了民粹主義，比如在美國就產生了像川普這樣的人。這又促使我們去思考，在民主政治之外，是不是還有其它的治理方式？福山在1989年寫了《歷史的終結和最後的人》。作為一名自由主義民主的旗手，他的思想在這本書之後又發生了很大變化，他逐漸認識到美國甚至歐洲的民主制度出現了很大問題。那問題背後的原因是什麼？作為中國學者，我們應該找到關於政治制度的新的理論。

第三，重新認識歷史。我第一次讀錢穆先生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是在20年前。從那以後，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從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挖掘出對現代社會有用的東西。現在所謂的一些新儒家「讀經」，最後又回到跪下來給老人洗腳等膚淺甚至歪曲的內容，這不該是發掘傳統文化價值的發展方向，也與我們參與全球文明的融合再造相悖。我們要認真發掘出傳統文化的精髓，找到那些值得我們今天重新發揚光大的文化價值。

上述三方面是我們決定寫這麼一本書的初衷。一方面我們要和中國的今天對話，另一方面我們要和世界、歷史對話。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一本有「野心」的書。目前我們已經寫了三分之二的內容，剩下部分爭取暑假過後能夠完成。

姚洋：我向宮老師提一個問題。我剛才提到朱元璋打破了中國傳統上王權與相權的平衡，但我想知道這僅僅是因為他殘暴的個性所致，還是當時的歷史條件使然？

宮玉振：姚老師提了一個很關鍵的問題。朱元璋的個性當然很重要，他出身於下層，內心深處有一種強烈的不安全感，所以在君主專制方面做出了很多影響後世的制度安排。但是從長的歷史時段來說，之所以朱元璋之後出現了王權不斷強化的趨勢，其背後肯定還有更深層次的邏輯。

我們可以把中國古代的政治看成是以王權為核心的一套制度安排。我說的是以王權為核心，而非唯一。官僚也參與了國家的治理，分享了治國的權力，所以這樣的制度不能一句「專制黑暗」就能概括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錢穆先生為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制度所做的辯護是有其道理的。

不過，這套「以王權為核心」的制度安排，有兩個出發點。一是要保證治理的效率，二是要保證王權的安全。因為要保證治理的效率，因此這種制度一定會具有相當的開放性。於是，我們看到錢先生書中所介紹的漢朝的察舉制度和唐朝及以後的科舉制度，這種賢選任能、允許甚至鼓勵社會階層流動的制度，說明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確是有一定的開放性的，不是絕對的專制黑暗的。

然而，但這種制度的開放性不能從根本上影響到王權的安全。相反，對於君主來說，王權的安全永遠是第一位的、壓倒性的考慮，為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犧牲治理的效率。因此，我們絕對不能因為王權的專制而否定這套制度的開放性，但也不能因為這套制度的開放性而無視其以王權為核心的特點。事實上，中國歷代政治制度的設計和演進，都是以保證王權的安全為基本出發點的。中國歷代政治制度的演進過程，也就是對下屬的防範機制在不斷強化的過程。

錢穆先生在書中重點講了中國古代王權和相權之間的動態變化過程。我們仔細看一下這個變化就會發現，整個中國政治制度的演進從來就是以王權為核心的，且王權不斷擴張而相權則在不斷地萎縮，這是一個總體的趨勢。而維護大一統的政治格局以及保證王權壓倒性的安全需要，就是主導這一演進的深層邏輯。

主持人：請問姚老師和宮老師，從錢穆這本書或者從您的理解，中國政治制度最大的遺產和遺憾是什麼？

姚洋：我認為最大的遺產體現在，中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建立現代國家或是強大政府的文明，直到今天我們仍然受惠於此。我們的政府非常能幹，工作效率很高，這是因為我們有兩千多年的傳統以及對官員選賢任能的標準。選上去的官員抱有為老百姓服務的責任心，大部分都是實實在在地在為老百姓做事情。

就遺憾而言，兩千年大一統集成的封建帝制使得我們的現代化進程非常艱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如果從1840年鴉片戰爭算起，已經將近二百年，哪怕是從1898年戊戌變法算起，也有一百多年，但直到今天我們的現代化進程仍然沒有完成。日本從明治維新到打敗當時的世界強國俄國只花了不到40年的時間，在這一過程中它的現代化制度已經趨於完善且到二戰之前已經基本完成。相比日本，我們的現代化進程就太過漫長，兩千年大一統的王權制度是現代化進程的一個包袱。

宮玉振：我完全同意姚老師的看法。我認為中國政治制度「得」在大一統，「失」也在大一統。中華民族能有今天的文明與世界地位都和大一統制度有直接關係，包括人民的向心力、對國家的認同感都是非常重要的遺產，也是中國進一步往前走的基本起點。

但因為幾千年來我們過多的把精力用在一元化上，不允許挑戰大一統的東西出現，導致國家的力量很強大，但市場和社會的力量卻相對較弱。直到今天，我們依然是用國家的力量告訴大家市場的合法性。從一定意義上來講，大一統的慣性影響了整個市場和社會的發育。怎麼找到適合中國國情的均衡發展方式，如何在維持國家大一統的前提下更充分地釋放社會和市場的活力，這是中國現代化轉型主要面臨的挑戰。

主持人：接下來這個問題跟公司有關。一家公司創立以後有控制權和發展權的問題，當創始人的商業才華走向下坡時，如果他仍然牢牢握住控制權，企業可能就會因激烈的競爭而發展不下去。請問，作為創始人應該怎麼理解企業的控制權和發展權的問題？

宮玉振：這是很好的問題，回到我們BiMBA商學院尤其是EMBA同學更關注的話題。借姚老師剛才講座裡面提到的「公天下」還是「私天下」的問題，這實際上是創立人將企業視為你的私有產物還是社會企業的問題。我認為這是個人格局的問題。

我們第一代創業者往往特別看重企業的控制權，但企業的命不是我們的命，我們的生命有自然衰老的規律，到了五六十歲以後個人的健康、觀念、能力等各方面都會走下坡路。如果這時你仍舊抓住企業控制權不放，就一定會影響企業進一步的發展。因此，當企業發展到輝煌鼎盛時期要學會放手，讓企業發展的軌跡與你的人生軌跡脫鉤，這對企業發展而言應該會更好。這需要企業家具備放棄權力的格局和胸懷。

實際上，做企業是為整個社會創造價值，讓企業有良好的發展並且為社會持續做貢獻，而不是非要由自己來控制企業，這才是企業家應該實現的最大個人價值。我們也希望大家到國發院的EMBA項目學習，國發院課程的最大特點是傳遞價值觀和格局，這會幫助我們重新思考在企業經營中很多深層次的問題。

主持人：最後一個問題，很多人可能通過姚老師在兩期讀書會上的解讀對政治經濟學和中國的政治制度產生了興趣。如果需要延展閱讀的話，兩位老師有沒有推薦的書目？

姚洋：我覺得可以把我們首先把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錢穆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伊恩•莫裡斯的《西方將主宰多久》讀完，未來可以關注我們即將完成的《儒家政治》，三本書對大家了解政治經濟學和中國政治制度會有幫助。

宮玉振：關於中國政治制度的演變及其背後的邏輯，感興趣的朋友可以讀一下費正清先生寫的《美國與中國》。另外，中國歷代政治是所謂的「外儒內法」。我非常期待姚老師的《儒家政治》出版，此外也建議大家讀一讀《韓非子》。在儒家之外，《韓非子》可以幫助我們從另一個角度理解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實際運作。

整理：何又夕 | 編輯：王賢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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