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江蘇網5月13日南京訊 中華傳統文化博大精深，人們習慣於用「五千年文明史」來形容。很明顯，「五千年」不是由我們這一代人計算出來並喊出來的，而是在推翻了封建帝制時代後的前賢聖哲們。具體講是在中華民國建立時，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宣稱「以黃帝紀元4609年為中華民國元年」。自此，中華文明史上下五千年的說法在國人中流傳開來了。
五千年的源頭在黃帝那裡，不在「三皇」中的伏羲、神農那裡；五千年的源頭更不在夏王朝。有些人誤將公元前二十一世紀建立的夏王朝，再加上現在的二十一世紀的2000多年，就以為是約等於中華文明的「五千年」了，實在是在鬧笑話，是在把文化、文明與歷史三者關係混淆了。簡單地說，文化的外延大於文明，文明的外延大於歷史，歷史是一定要有紀年的。
我們現在是公元2019年，公元元年是哪一年？是在西漢末年的漢平帝劉衎登基的那一年「元始」元年，之前的都叫「公元前」。那一年，漢平帝才9歲，是個什麼都不懂的兒皇帝，全靠外戚、46歲的大司馬王莽來輔政，劉姓的漢家王朝已經處於血脈衰弱、皇帝人才斷檔的岌岌可危時期。果然到了第九年即公元9年，王莽以外戚的身份拿走了劉漢王朝的神器，建立了「新」政權。由於中國封建社會歷史強調「正朔」「正統」，所以，就把王莽政權定格在了「篡奪」上，這個「新」政權前後存在了16年，公元25年，劉秀重新建立「漢」政權，史稱「東漢」。
那麼，「文明」的標誌是什麼？有人說是伏羲畫八卦、神農嘗百草、女媧補天等等，這些帶有神話色彩的故事，屬於文化的範疇。文明的標誌也不是城市的出現，也不是兵器的出現，其唯一的標識就是「文字」的出現。黃帝手下有兩位秘書（史官），一位是倉頡，一位是詛誦，他們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結繩記事，最後發明了文字，但人們習慣於稱「倉頡造字」。文字出現，驚天動地，天上人間地下，「天雨粟，鬼夜哭」，連經常到人間興風作浪的龍也不敢輕意下凡了，因為文字都可以把這些功過是非、真善美、假醜惡現象統統記錄下來。
關於「文化」的定義，有人會說幾十種，有人會說上百種，其實，「文化」乃由兩個動詞「文」與「化」組成的一個名詞，它是人類通過自己的思考、有意識作用於客觀物體上的一種自覺行為。遠古人類對石頭進行打磨、對洞穴進行整理棲身、用三根木棍支撐起一個草窩、對玉石象牙進行雕刻、對泥土進行成型燒制、在崖壁石面上進行刻劃等等，都是一種文化行為。文化與文明的關係，僅從文字一脈觀照即可得到通解，古賢聖哲，仰觀天、俯察地，觀鳥獸之跡，由結繩記事、陶紋刻劃、獸骨甲骨刻劃，由石鼓文到甲骨文到鐘鼎銘文，實現了由文化而文明的質的轉折。
在眾多文化現象的淘汰沙選中，「玉文化」脫穎而出。甚至有專家提出，是否在石器時代、陶器時代之後，應該還有一個「玉器時代」，然後才過渡到青銅器鐵器時代？我們無暇去進行這種學術爭訟，但「玉」作為中華文化的最美符號，應該是大家都能接受的。君子身不離玉，祭天禮地用玉，一直到今天，人們都為了玉而「衣帶漸寬終不悔」。
在我們南京，有一個以收藏玉器為特色並向大眾陳列展覽玉器的博物館，名叫「寶緣齋博物館」，她坐落在美麗的玄武湖白苑內。那裡有一個專門的「中國玉文化展」，你可以看到良渚文化的玉、龍山文化的玉、齊家文化的玉，禮神用的玉、權杖象徵的玉、民間信仰的玉。自2018年1月以來，這個由民間力量誕生的博物館自從走出狹窄的深巷後，不僅成為江蘇省民辦博物館協會的所在地，更成為玄武湖公園中一顆璀璨的文化明珠，深受廣大民眾的喜愛，成了人們遊覽玄武湖公園時一個重要的文化驛站。在今年的「5.18」國際博物館日即將到來之際，5月12日，該館又向廣大觀眾推出了「翰墨玉緣」展。展覽展出了當代玉雕大師陳冠軍的《農耕圖》《福祿壽》《耕讀傳家》等玉雕精品，向人們展示了幾千年中國玉文化傳承的當代藝術風採，使人們走進博物館，領略中國玉文化的古今不同魅力。
我國的文字發展到了漢代，人們已經總結出了造字用字的規律，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六書」：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人們將稱從黃帝時代就開始出現的文字不稱為「黃字」而稱為「漢字」，與漢王朝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搶救整理傳承有關，更於漢王朝對文字的定格成型有關。秦王朝雖然統一了六國，統一了度量衡，實現了「車同軌、書同文」，惜其國祚太短，且「篆」體字難以普及，「漢隸」為文字的普及發揮了歷史性作用，故我們亦不稱呼我們使用的文字為「秦字」。
由於漢字的字形方正優美，內涵豐富，所以，隨著造紙術在漢代的出現，書法這門藝術開始萌生，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又一搶眼的文化符號。發展到東晉王羲之、王獻之「二王」父子時代，出現了中國書法藝術的一座高峰，《蘭亭序帖》、《三希帖》成為後世手摹心追的典範。與書法藝術堪稱孿生兄弟的是繪畫藝術。繪畫藝術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伏羲畫八卦的遠古時代，但用紙作為載體的繪畫藝術肯定是在東漢以後了,並且也是在東晉時期達到高峰。江南山水形勝的滋潤，使我國繪畫藝術與書法藝術雙峰並峙，出現了顧愷之等丹青高手，顧愷之的《女史箴》奠定了他在中國繪畫史上的地位。
我這裡想重點強調的是，王羲之、王獻之、顧愷之等等的這些「之們」，他們雖然在今天被人們以書法繪畫藝術成就來稱道膜拜，其實這些人在當時也都是官場上的官員。王羲之，人稱「王右軍」，因為他曾歷任朝廷秘書郞、寧遠將軍、江州刺史，後又為會稽內史，領右將軍。王獻之曾官至長史、建威將軍、吳興太守、中書令，死後追贈侍中、特進、光祿大夫、太宰。顧愷之曾為桓溫及殷仲堪的參軍。這些藝壇先驅們在他們生活的年代並沒有享受到如今天這般的近乎離奇的吹捧，因為魏晉南北朝時期，書法繪畫藝術僅被視為奇技淫巧而已，不被視為上行。書法繪畫藝術作為實用之物，要為它役身勞神，令時尚所訕笑，為高情逸致之士所不齒。《晉書》、《世說新語》中的韋誕（仲將）、顧愷之等人，以及後來的唐代閻立本等人的生際遭遇都說明了這一點。北齊顏之推的《顏氏家訓》直接將書法繪畫列入「雜藝」一門，教導子孫們對書法藝術「不須過精」，認為，「巧者勞而智者憂，常為人所役使，更覺為累。」他對王羲之等人因書而累作評：「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惟知其書，翻以能自蔽也。」對於王褒，他「猶以書工，崎嶇碑碣之間，辛苦筆硯之役，嘗悔恨曰：『假使吾不知書，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觀之，慎勿以書自命。」 在古人的心目中，今天的所謂書法繪畫大師，充其量也就是個幹苦力活的匠人而已；不似今日有些以「家」自詡的人，有些招搖撞騙、欺世盜名的人，他們的行為已經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書畫藝術沾滿了銅臭味。
正在我慨嘆之時，5月12日在玄武湖白苑展出的這場「翰墨玉緣」展覽，其中的「馮敏剛書畫作品選」展，讓玉雕藝術與書畫藝術兩個中華優秀文化符號聯袂跳動，體現了主辦方、承辦方的匠心獨運，更讓我終於尋覓到了「古風式」人物，聞到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書畫藝術的原味。書法繪畫者馮敏剛先生曾經是江蘇省委副書記、紀委書記，其官職相當於古時的郡丞，比郡守官職小一點而已。1946年出生的他在離開官場後，回歸文學藝術，吟詩、繪畫、書丹，成果豐碩，漸臻藝術佳境，令專業人士敬仰、刮目。這次他拿出83幅書法繪畫作品，在博物館這一公共文化場館展出，向廣大群眾奉獻他的藝術成果與關愛之心，十分難得，令人敬佩。馮老強調，他純粹是個人興趣所致，一方面是為了陶冶情操，同時也是換一種方式來報答黨的多年培養，報答人民群眾的關愛。他反覆向朋友們說明，他絕不會去向別人賣一幅畫一個字，絕不會以此來謀利，只是願意將自己的作品拿出來與廣大群眾分享，為黨為人民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
我終於在這幾乎讓中華優秀傳統書畫藝術蒙羞、讓現代書畫藝術沾滿銅臭味的年代，又尋覓到了一位古風式的人物，尋覓到了當代中國書畫藝術園地中的一幀清新而又雋永的美麗圖卷。
有詩讚曰：
域中碧玉國字成，
河山無疆漫浸潤。
丹青難摹千秋事，
璞玉磨琢素樸生。
披髮戴勝西王母，
紅山女神玉眸魂。
鳥蟲八卦饕餮紋，
石鼓竹帛女史箴。
星鬥轉移水東逝，
華夏文化脈旺盛。
今朝雙秀聯袂舞，
文明火炬代秉承。
滌除汙漬慰民心，
藝壇風清朗崑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