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話為何與周邊吳語格格不入?

「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

這首詞大家肯定熟悉，詞作者呢就是宋仁宗欽定「奉旨填詞」的柳永柳三變。話說當年他的詞火到什麼程度，時人稱「凡有井水飲處，皆能歌柳詞」，大意是水井之處都有人在唱他的詞，如果放到現在那就是妥妥的廣場舞。鹹平六年（公元1003年）柳永在杭州作了《望海潮·東南形勝》這首詞，被時人所追捧。但在當時的杭州傳唱，很可能用的不是官話。大家會質疑，這官話不就是現在的普通話，有誰唱歌不用普通話？其實也好理解，想想一千年前沒有電視更沒有網絡，官話在民間的推廣只能靠自覺，傳播的範圍也就是汴京及其周邊，再加上官員們出於政治需要而學習。當時杭州離京城這麼遠，絕大多數人不會官話是很正常的。柳詞雖然流傳廣，不過在發音上真是五湖四海什麼都有。但是時間往後推一百年，等到那時杭州人，所唱柳詞一定用的是官話，那麼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杭州方言屬於吳語太湖片杭州小片，吳語太湖片有多大呢，大體包括浙江省北部，江蘇省南部，上海，共67個縣市，人口六千多萬。那麼杭州小片有多小呢，其所轄的10個區中，只有西湖、上城、下城、拱墅、江幹這五個，面積六百多平方公裡，人口一兩百萬，只佔太湖片人口的5%左右。

杭州小片是真的小

看這張地圖，杭州小片四周包圍著臨紹吳語等小片區，似是其中一個小小的孤島。杭州十區中濱江、蕭山、富陽屬於臨紹小片，餘杭、臨安則屬於苕溪小片，古話常說「十裡不同音」，在這裡被完美地演繹。

杭州方言的歷史

杭州方言為什麼單獨成為吳語小片，第一大原因與杭州古都的稱謂有關。沒錯，說的就是趙構。金軍入侵後，他逃難到臨安定都。大量的北方人也隨之南遷，其中大多是攜家帶口的北方宗室、官僚士大夫、豪門商紳，還有駐紮臨安城的禁軍士兵也多是「北人」。而文人學士更是不計其數，當時就有「西北士大夫多在錢塘」之說。有史書記載從南宋建炎年間到紹興年間，短短二三十年，流入臨安的居民人口暴增，此中人口以當時開封籍為最。進入杭州定居的外籍人數早已超過了本籍，有學者推測當時本地戶與外地戶的比值甚或在一比八。

定都杭州的趙構

外籍人口不僅在數量上有優勢，且在政治上也有著高人一等的地位。這些官紳與豪門遷徙到杭州後，使通常意義上講的主客現象發生了轉變，取而代之的是政治經濟上的強勢入主。他們的聚居地在杭州十個城門內，雖然臨安四周都被其他說吳語的區域所包圍，不過在城中卻是官話的天下，因它有著權威的地位，從而把土著方言演變成了官話。這就是前文說的，柳三變的詞一百年後在杭州用官話傳唱的原因。

而與之相比，紹興又是另外一個例證。紹興當時是南宋皇室的陵寢所在，還是趙氏宗室的聚集地，外籍人口也超過了本籍。但此時紹興既不是政治中心，又沒有懸殊的人口比例，所以紹興話沒有受到北方官話的影響，依舊保持著吳語原汁原味的本來面貌。

其他附近州縣也類似紹興的情況，唯獨杭州話受官話影響，在語音、詞彙、語法上產生了很大變化，雙方相互融合了幾百年。可以想見，如果不是在人數比例上的懸殊差距，如果不是在政治地位上有著特權的優勢。現今的杭州話地理範圍不會這麼小，可能與周邊的餘杭話會非常接近。由此可見在南宋時期政治、人口的劇變對杭州的深遠影響。也正是因宋室南渡，使官話與杭州方言演變與融合後，成為了一支帶有北方官話色彩的吳語，也就是現在杭州話的由來。

到了清朝，杭州湖濱一帶駐防著八旗營時間長達兩百多年。民國初年八旗營解散，這其中五萬多的官員、士兵與家屬，都散入了普通百姓中。而這些旗營中人為了融入本地，也開始學習杭州話，而他們本身的北京官話又與杭州話發生了影響，如此互相滲透形成了現在杭州方言的特色。在地名上就有著滿語的遺留，杭州有條街道叫作「河罕上」，從前的街名其實是「河岸上」，這明顯是漢語發音。而「罕」字是滿語的發音，意思是河沿或河邊上。而這條街正是沿運河而建，當年這裡是人聲鼎沸，水運繁忙之處。

杭州話與吳語的異同

徐志摩有一次在蘇州演講時說到「寧願聽蘇州人吵架，不願聽杭州人談話」。當然這句名言，也從此演變了很多版本。雖說「下有蘇杭」但兩地話語的腔調則完全不同，如果蘇州話是吳儂軟語，杭州話確是實骨鐵硬（讀昂）。

徐志摩曾說「寧願聽蘇州人吵架，不願聽杭州人談話」

宋室南遷杭州後，城內人人講「官話」，於是形成了杭州話在語音表達上多是文讀，簡單來說文讀就是書面語，所謂的說話文縐縐就是這意思。白讀是指早期本地固有的語音，同官話差別較大。直觀感受如果用杭州話讀書，基本不會出現文讀音還是白讀音的糾結。而吳語方言中，文白兩讀的字很多，杭州話卻是例外，基本沒有白讀的方言，這是它一大特點。其中的演變過程可能是這樣的：宋室南遷後，本地的白讀音與官話有著很大的差異，逐漸被排斥。而文讀音與北方官話相似則取得了主導地位，在後來幾百年裡就取代了白讀。到了民國時有學者對杭州話做了調查，發現當地幾無文白差異。就語音來講，像家、花、街、交、間、江、等很多詞彙，杭州話文讀音和白讀音都是一致的。而在其他的吳語小片區，依舊保持著文白讀不同的特點。

杭州話與周邊吳語相比，主要表現在詞彙系統與普通話類似，例如在杭州話中人稱代詞用「我，你，他」表示，複數則加「們」這與普通話是一樣的。但在上海話裡是「我，儂，伊」，複數是「阿拉， ，伊拉」 。紹興話裡是「我，儂，伊」，複數是「捱，乃，野」。而杭州餘杭區則是「我、爾、伊」，複數是「捱，乃，茄」。人稱代詞其實是語言學中最穩定的基本詞彙，從這就可以看出杭州話的獨特之處。所以要判斷對方說的是不是杭州話，只要聽他怎麼說人稱代詞就可以了。在其他的很多詞彙使用上，杭州話也與普通話是一致的。例如洗臉，在吳語中有用潮面，汰面的。女兒這個詞會用囡，發音雖不同但用字一樣。否定用語「不」，吳語更多的是勿或者勿格。杭州話的用詞與周邊吳語相比，官話色彩更濃厚。

部分日常用語之間的比較

一方面杭州話的很多吳語詞彙被北方語所覆蓋，另一方面周邊吳語對杭州話形成的包圍態勢，又使得吳語的影響無時無刻不在發生滲透。兩者融合後組成了官話一半吳語一半的詞彙。例如普通話臉這個詞，周邊吳語區多用面孔，杭州方言說臉孔，這明顯是兩者結合產物。新郎這個詞，杭州話用新郎倌，也是受到新倌人這個吳語詞彙的影響。

這其中對杭州影響比較大的是紹興話。有一句老話，叫做杭州蘿蔔紹興種。很多杭州人翻翻家譜，說不定三代前多有紹興籍的老祖宗，究其原因是近代歷史上的戰亂所造成的。第一次是1861年，太平軍圍城兩月，本地人死傷無數，造成了人口數量大減，急需填補，紹興移民杭州就由此而來。第二次則是抗日戰爭時期，日寇經常對紹興地區轟炸、掃蕩，民眾飽受戰爭之苦，為了躲避戰亂就有不少人來到杭州討生活。

正因此杭州話受到紹興話的影響，也讓某些文白讀音也發生了變化。例如杭州話中的「說」字，老派發的是suo這個音，現在多用wuo音，這又與紹興話一致。再比如大這詞，杭州話中有固定讀da的，大家，大衣。也有讀do的，大塊頭（身體壯實的人），大腳髈（大腿）。還有兩種讀音都可以用的，大阿哥，大老闆。而在紹興話中大字則都發do音，這些就是鮮明的例證。

杭州話兒尾詞

很多朋友都知道杭州人喜歡用「兒」，且用處非常豐富，「兒」字加其他詞根形成了一大批詞語。這是和南宋「官話」融合演變而產生的一大特色，也是與周邊吳語的差異之處，不過它跟北方話的用法有很大不同之處的。

在讀法上，杭州話中的「兒」是一個獨立音節，而北方話的「兒」卻是依附在字根後發的捲舌音。比如「小孩兒」，那麼杭州話是xiao hai er ，北方話是xiao hair，在這裡「兒」發的是輕聲。杭州話的「兒」是作為獨立音節來使用，所以北方人聽起來就顯得很生硬，而周邊吳語區又覺得它格格不入。就拿一江之隔的蕭山來說，杭州說凳兒（凳子），蕭山話就沒有「兒」，只說「凳」。在詞意上，北方話裡的「兒」有虛化的，去掉綴詞也不影響。杭州話有與此相同的，比如「老頭兒」、「花兒」、「魚兒」、「包兒」。也有與此不同的，如果你聽杭州人說「他們在打打兒」，這表明他們開玩笑的成分居多。但如果說「他們在打」，那就是在打架。如果說孩子在哭，會聯想到孩子被打哭了，罵哭了，受到什麼傷害哭。但說孩子在「哭哭兒」，卻是完全相反的意思，大體是孩子在耍賴皮。

往上追溯一千年，漢語「兒」的讀音也是從「兒尾」向「兒化」發展。唐宋詩文中的「兒」字不論是本義還是兒綴詞，都是獨立音節的，並不像現在北方話的兒話音。由此可見，南宋的「兒」是獨立的音節應無疑義。宋元時反映錢唐生活的筆記《夢梁錄》《武林舊事》等史料，記錄著很多那時杭州話的兒綴詞。如籠兒、蝦兒、香袋兒、八哥兒、餅兒、帽兒、碟兒、盆兒、罐兒、擔兒、等詞。這些迄今有幾百年的詞，仍在杭州人的口頭上流傳著，說明市井階層杭州話的「兒」由來已久了。到了明代時白話小說的興起，如《水滸傳》，《金瓶梅》，《西遊記》等記載著很多當時的市井百態，裡面也有著大量的兒尾詞。再對比南宋史料發現兩者互有重複，且這些詞在結構、語意方面大體一致，這可以推斷出明時小說的兒綴詞正是上承宋元，後續現代杭州方言。

南宋《鬥茶圖》反映的是市井文化

在歷經變遷的歲月裡，也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和地理條件，受到南北兩方既融合與又制約的演變中，杭州方言也幾經微妙的變化。雖然杭州話在吳語中的確只是佔比很小的一部分，卻也是蘊含內容非常豐富的一部分。他積澱在語言中的文化因子，就像是慢慢展開清明上河圖的畫卷，在這千年的歷史長河裡浮沉奔流。最後借用徐文長的妙聯來作結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