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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作者｜唧唧堂心理學研究小組 ATM；審校編輯｜Minyue，Runsong
1. 難以控制個體意識會驅使個體對結構的尋求增加
當人們努力控制自己意識的時候，人們對世界的感知會改變。補償控制理論提出當個體對外界環境的控制減少時，個體對知覺模式或其他形式的結構化信息的搜索會增加，即使這些信息屬於遠距離領域的信息。該理論已經得到前人研究的檢驗。此研究更進一步，對控制思想上的困難是否能夠預測結構搜索的增加這個假設進行檢驗。結果表明，與預期相同：實驗一發現思想控制上的困難能夠顯著地預測被試將遠距離事件之間的聯繫知覺為因果聯繫（實驗1a）並在視覺噪聲中知覺到並不存在的物體（實驗1b）；實驗二發現厭惡喚醒對這些效應具有調節作用；實驗三發現這種效應只有在思想控制困難的情況下出現，一般困難並不會造成這種效應；實驗四選用冥想者作為被試，冥想者學習控制他們的頭腦中的念頭，在這些被試身上也發現意念控制困難是個體尋求結構的有效的預測因素。該研究解釋了一種驅動知覺的新的模式。
論文原文：
Ma, A., Landau, M. J., Narayanan, J., & Kay, A. C. (2017). Thought-control difficulty motivates structure seeking.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2. 他說什麼？想像和親歷外群體歧視的生理和認知反應
對於外來種族主義的反應會對偏見的維持有重要的影響，然而研究這一過程的文章很少。這篇文章研究了看到針對外來群體的種族主義言論的「經歷者」和想像這些言論的「預見者」的自我報告的生理和認知反應。儘管前人研究指出經歷者要比預見者報告更少的憂慮以及更可能選擇一個種族主義者的搭檔，但這篇文章探討了一種可能性：經歷者在這一情況下實際上是憂慮的，不過調節了最初的情感反應。實驗1的結果證明了被試在兩種角色下都顯示出（a）未激活下丘腦垂體腎上腺應激軸（皮質醇降低）和（b）交感神經系統的自主神經系統的激活（增加皮膚電導）。然而，經歷者顯示出一種心理表現，體現了趨近反應（心率降低和皮膚電上升）的生理特徵，而不是防禦反應（心率上升和皮膚電上升）。此外，實驗2的結果提供了經歷者沒有憂慮或調節情緒反應的附加證據。尤其是，經歷者比預見者表現出更少在Stroop任務上的認知損耗。這些發現一起說明當人們真正遇到外來偏見，他們冷漠回應並且不會指責種族主義者。
論文原文：
Karmali, F., Kawakami, K., & Page-Gould, E. (2017). He said what? physiological and cognitive responses to imagining and witnessing outgroup racism.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3.「視覺情緒識別能力的功能結構：潛變量方法」：對 Lewis, Lefevre, and Young的修正
本研究報導了Gary J. Lewis，Carmen E. Lefevre和Andrew W. Young在「視覺情緒識別能力的功能結構：潛在變量方法」中的錯誤（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2016.5, Vol 145(5), 589-602）。在文章中，表5裡有幾個錯誤。AQ-10與超特異性和面部特異性潛能因素之間的相關性設置為陽性。但是它們應該為陰性。正確的值顯示在表格中(原文的以下摘要出現在記錄中2016-13445-001) 。近幾十年來，情緒認知已成為相當受關注的焦點。然而，儘管大家對其有濃厚的興趣，情緒識別能力的個體差異的基礎結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因此了解甚少。例如，有限的知識存在一種憂慮：一種情緒（例如，厭惡）的識別能力是否會泛化到其他情緒上（例如，憤怒、恐懼）。此外，我們還不清楚情緒識別能力是否跨形式，例如擅長識別面部情緒的人，也很有可能從非面部線索（例如身體傳達的線索）中識別出情緒。目前研究的主要目標是通過建立視覺情緒識別能力的個體差異結構來解決這些問題。在3個獨立的樣本中（研究一：n=640；研究二：n=389；研究三：n=303），我們觀察到識別視覺呈現的情緒的能力是基於不同的變異來源：超模態情緒一般因素，超模態情緒特異性因素，以及面部和內在情緒特異性因素。此外，我們發現了一般智力和述情障礙與超模態情緒識別能力相關的證據。自閉症特徵、同情心和述情障礙與面部特異情緒識別能力獨立相關。這些結果（a）為情緒識別能力個體差異的深層研究提供了一個平臺，（b）表明情感認知能力建構中的差異化水平具有重要意義，（c）說明理解其他情緒表達的能力與更廣泛的情感和認知過程有關。
論文原文：
Lewis, G. J., Lefevre, C. E., & Young, A. W. (2016). Functional architecture of visual emotion recognition ability: a latent variable approach. J Exp Psychol Gen, 145(5), 589-602.
4. 當好比壞影響的持續時間更久：理解獲得和失去在序列框架效應中的不對稱現象
大量研究已經證明：個體當前所處的正面或負面框架會影響人們當下的判斷。人們是在時間的推移中不斷獲得各種信息的，即人們需要在一定序列中學習正面和負面的信息，考慮到順序潛在的重要性，我們在理解人們獲取效價信息的過程時需要考慮順序這個因素。近來，對框架，即接收信息的順序進行分析的研究表明，一些框架能夠在它們第一次被學習情境外停留在頭腦中持續一定時間，這樣接下來出現的框架會表現出減弱的效應。該研究創建了一種對獲得和失去領域中序列框架效應的解釋。當被試接收到以積極方式和消極方式表達的潛在的獲得或者失去信息時，被試會在不同的框架中重新構建同一問題。通過對1566名被試進行的5個實驗，研究者得到的多個數據顯示：在得到情境下 積極框架比消極框架對於新異但不熟悉的場景更持久；在失去情境下 消極框架比積極框架更持久。在整合調節定向理論(regulatory focus theory)中關於負性優勢和正性補償的文獻後，我們對提出了一種新的，對序列框架效應的解釋，即認為這種效應的存在反映了特定情境下積極偏好和消極偏好的適應性價值。該研究的結果揭示，如果僅對失去情境進行研究，可能會造成對人類偏好產生過於簡單化和不完整的認識，該研究還指出未來研究的新的方向。
論文原文：
Sparks, J., & Ledgerwood, A. (2017). When good is stickier than bad: understanding gain/loss asymmetries in sequential framing effect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5. 己所不欲施於人的幫助形式：心靈感知改變了家長式的感知效能
我們如何選擇互相幫助與有多少人幫助一樣重要。幫助可以通過相對家長式或代理援助來實現。家長式援助（如禁止某些食物以鼓勵減肥或捐贈食物以減輕貧困）相比代理援助（如提供熱量計數或捐贈現金）限制受助人的選擇。9個實驗表明人們如何選擇幫助部分取決於他們對受助者心理能力的看法。人們認為家長式援助對於那些看起來心理能力弱的人來說更有效（實驗1和2），因此當別人被描述為相對無能時，人們更多地採取家長式援助（實驗3）。因為人們往往認為他們比其他人心理能力更強，所以人們也認為家長式援助對於別人而言比對自己更有效，因此對待其他成年人更像兒童（實驗4a-5b）。體驗個人心理上的缺陷——在感恩節上暴飲暴食——因此增加了對自己的家長式感覺的有效性，使得被試認為家長式抗肥胖策略在感恩節之後的調查比前一天更有效（實驗6）。最後一個實驗表明，援助和心理能力感知效能之間的聯繫是雙向的：那些接受家長式援助的人被認為比那些接受相對代理援助的人的心理能力不足（實驗7）。關於如何最好地幫助有需要的人的信念受到對有需要的人的心靈的微妙推論的影響。
論文原文：
Schroeder, J., Waytz, A., & Epley, N. (2017). Endorsing help for others that you oppose for yourself: mind perception alters the perceived effectiveness of paternalism.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6(8).
6. 自然-混亂悖論：關於混亂的自然環境是如何被審美偏好的知覺研究
自然環境擁有和其心理恢復能力相關的強大的美學吸引力。相反，混亂的環境是被審美厭惡的並且有多種有害的心理影響。但是在我們的研究中，我們不斷發現自然環境是感知上混亂的。我們要怎麼解釋這一悖論？我們列出三種對立的假設：對於自然的審美偏好強於對於混亂的審美厭惡（自然戰勝混亂假說）；在自然背景下，混亂對於審美偏好來說不值一提（混亂無害假說）；以及混亂在自然背景中是被審美偏好的（混亂有益假說）。使用知覺研究的新方法和不同的刺激，我們支持自然戰勝混亂假說，排除了混亂無害假說和混亂有益假說。在檢驗知覺機制時，我們發現了高級語義知識對於自然戰勝混亂效應是必要且充分的證據。在只使用低級視覺刺激（即消除場景語義）和使用快速場景呈現來模糊場景語義的實驗中，這一效應消失，這證明了必要性。在去除低級視覺特徵的名詞刺激的實驗中效應重複出現，這證明了充分性。此外，我們提出證據證明情景語義和低水平視覺特徵的交互作用會放大自然戰勝混亂效應—當統計調整量化的低水平視覺特徵和使用去除了低水平視覺特徵的名詞刺激時，這一效應都會減弱。這些結論對於與低級和高級知覺輸入對情感和認知的共同影響有關的心理學理論以及美學設計都有重要影響。
論文原文：
Kotabe, H. P., Kardan, O., & Berman, M. G. (2017). The nature-disorder paradox: a perceptual study on how nature is disorderly yet aesthetically preferred.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7. 心靈戰勝頭腦：政治信仰改變中的可取性偏好
理解個體是如何改變他們的政治信仰對於社會有重大影響。在一項提前註冊的研究中（N=400），我們實驗性分離了在2016美國總統大選背景下，人類信仰改變的兩種主要理論—可取性偏好和確定性偏好的預測。被試指出他們希望誰贏以及相信誰可以贏。在遭遇與他們的願望或信仰一致或不一致的證據之後，再讓他們指出他們認為誰會贏得選舉。我們觀察到強烈的可取性偏向—當遇到的證據與他們期待結果一致時，相比較於不一致的情況，個體更多地改變自己的想法。這一偏好是獨立於證據與先前信念是否一致的。相反，我們發現很少的證據能證明信仰改變中的確定性偏好。這些結果對於相關的心理學理論和實際的政治信念改變有重大影響。
論文原文：
Tappin, B. M., Van, d. L. L., & Mckay, R. T. (2017). The heart trumps the head: desirability bias in political belief revis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8. 有社會風險尋求傾向的人如何提升對陌生人的信任：基於腦電和神經震蕩的證明
信任是一種有風險的社會決策，因為可能會遭遇背叛。在社會風險尋求傾向中，個體差異如何調節信任陌生人的腦活動是不清楚的。當40個被試做單一的信任遊戲時，我們測試了事件相關電位和時頻功率來探究這個問題。20個高社會風險尋求的人（HSR）和20個低社會風險尋求傾向的人（LSR），做出對未知受託人的信任或者不信任的決策，同時記錄他們的腦電的活動。在做決策階段，高社會風險尋求的被試，做出不信任決策比起做出信任的決策時，展示了更大的N2和增加的 β波，這表明對不信任需要施加更多的認知控制。相比之下，低社會風險尋求的被試中沒有發現這種N2和 β的差異。在結果評估階段，反饋相關負波（FRN）的損失和獲得(dFRN)與增加的 θ 波（根據收益比）之中，低社會風險尋求的被試比高風險尋求的被試展示了更多的負性差異波，表明低社會風險尋求的人增強了風險敏感性。我們的發現提供了，對於承擔社會風險來促進信任陌生人的這種機制的深入了解。這些結果也闡明了，涉及做出誠信決策和結果評估的大腦活動的時間過程，以及個體差異如何調節信任陌生人的大腦動力學。
論文原文：
Wang, Y., Jing, Y., Zhang, Z., Lin, C., & Valadez, E. A. (2017). How dispositional social risk-seeking promotes trusting strangers: evidence based on brain potentials and neural oscillat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9. 同情在體驗替代性焦慮中的作用
人們在各種媒體上能夠看到其他人面對威脅評價時的反應，因此對大眾來說，替代焦慮的體驗非常普遍。然而在前人研究中，替代性焦慮這種現象，即一種因為看到其他人表現出焦慮而產生的焦慮，以及它背後潛在的人際交互機制還未得到充分地研究。在該研究的四個實驗中，研究者以內容為目標受害者面臨威脅的影視短片為實驗材料，探究了同情在體驗到替代性焦慮中的作用。實驗1和實驗2的結果顯示，在觀看目標受害者面臨威脅的的影片後，表現出情緒性同情特質的個體在自我報告的焦慮水平上更高。實驗3擴展了這些研究結果，其結果顯示，個體具有同情性擔憂特質，即對他人產生擔憂和同情傾向與個體體驗到替代性焦慮存在相關，而表現出個體憂傷特質，即在壓力情景中表現出痛苦的傾向則並沒有顯示出與個體體驗到替代性焦慮存在聯繫。實驗4中，研究者操作使得個體產生狀態性同情，並驗證同情和體驗到替代性焦慮存在因果關係。研究表明：採取客觀性視角的被試相比，採取同情性視角的被試在觀看目標受害者面臨威脅會報告自己體驗到更強烈的焦慮，危險喚醒程度更高並在接下來的夜晚經歷更多睡眠中斷。這些結果解釋出個體所處社會環境對是否體驗到焦慮的重要影響，尤其對那些具有高同情特質的個體更是如此。除此之外，該研究還表明，基本的焦慮模型應該進一步擴展，將人際過程的研究，對社會學習中同情的作用的理解的研究以及治療中潛在應用這些方面納入其中。
論文原文：
Shu, J., Hassell, S., Weber, J., Ochsner, K. N., & Mobbs, D. (2017). The role of empathy in experiencing vicarious anxie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6(8), 1164.
10. 第一份支持後備方案矛盾現象的證據
該研究是第一個對後備方案矛盾這種現象進行測驗的研究。作者假設對後備方案的投入會使得後備方案所針對的情景——第一方案不足以解決問題的情況更可能出現。研究中的五個實驗為準備後備方案會產生損害效應這個觀點提供了最初的，相關性支持。實驗一中160名被試的數據顯示，被試越清楚地知覺到自己有準備後備計劃（準備一條「嬰兒床床單」），他們使用這條床單的可能性越大，即使對後備計劃的投入更大與後備計劃的可用性並沒有關聯。實驗2到實驗4使用模擬的談判任務。實驗二中247名被試的數據顯示，當與實現目標相關的資源是有限的，對於後備方案的投入以及對於後備方案能夠有效解決問題的知覺使得替換方法數目增加，而替換方法增加的間接影響是被試實現目標的表現下降。實驗三重複了這種效應，不同在於在實驗三中與實現目標相關的資源是充足的。實驗四使用模擬的談判任務的實驗變式，204名被試的數據顯示，僅僅有後備方案並不一定能夠使得被試在實現目標時表現變差，知覺到後備方案能夠有效解決問題才會造成表現變差，這種影響也同樣是替換方法數目增加的間接效應。實驗5重複了實驗1到4的發現，實驗採用在實驗室中完成的動作任務（扔球）。以上五個實驗結果第一次提供證據支持後備方案可能會阻礙人們實現目標的行為，從而造成成本增加的觀點。
論文原文：
Napolitano, C. M., & Freund, A. M. (2017). First evidence for "the backup plan paradox".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1. 令人震驚的行為：實施電擊懲罰對行動控制的促進作用
四個實驗研究了反應決定的電擊對於動作啟動的促進作用。無論在主觀還是在功能標準上，電擊對於被試來說明顯都是令人厭惡的，但儘管如此，實驗的結果表明電擊情況下的動作啟動要比沒有電擊時快。然而，當施加強電擊時，卻沒有發現促進效應，這表明電擊促進動作啟動並不是由於情緒喚起增加造成的。甚至在學習到反應後會出現電擊後，中斷對反應進行的電擊反饋，動作啟動仍然會更快。此外，在同樣位置施加中性振動觸覺刺激的對照實驗顯示類似的反應促進作用。總之，人們廣泛傳播的認為具有懲罰性反應效應的應急措施足以遏制反應的觀點，與這一結果相矛盾。相反，結果顯示懲罰性動作效應可以通過期望性反饋過程促進動作啟動。本文還討論了結果對懲罰理論和應用的影響。
論文原文：
Eder, A. B., Dignath, D., Erle, T. M., & Wiemer, J. (2017). Shocking action: facilitative effects of punishing electric shocks on action control.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2. 誤解行為啟動爭議：對Payne，Brown-Iannuzzi和Loersch的評論
在所謂的「行為」啟動效應的限制和再現性方面存在相當大的爭議。Payne，Brown-Iannuzzi和Loersch（2016）在模擬二十一點遊戲中報告了一系列關於啟動對被試投注的影響的6項實驗，並聲稱他們的發現不僅確立了超越爭議的行為啟動的事實，而且還表明啟動形式具有參與者意識和控制之外的重要特點。我描述了一個不區分自動和受控過程的統計模型，但是仍然重現了Payne等人（2016）的結果，因此表明他們的結論是無根據的。Payne等人（2016）的實驗任務和被試內設計幾乎不能洞察為什麼一些行為啟動研究被證明難以複製。
論文原文：
Shanks, D. R. (2017). Misunderstanding the behavior priming controversy: comment on payne, brown-iannuzzi, and loersch (2016).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6(8),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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