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時期，隨著西方列強的不斷入侵，殘破的大清帝國處在風雨飄搖之中，戰爭頻發，敗績連連，列強蠻橫一分，清政府就軟弱一分，為了所謂的「和平」，腐敗無能的清政府不惜以犧牲中華民族的利益為代價，對外割地賠款，屈膝求和，罷黜鎮壓反對列強侵略的英雄，成為列強在中國的實際代言人。面對此情此景，無數仁人志士義憤填膺，以拯救民族危亡為己任，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救國運動。
在這其中，以康有為、梁啓超為首的戊戌變法最為出名。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清朝戰敗，於第二年在日本的逼迫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清政府在西方列強面前本來就被打的沒了尊嚴，如今中國昔日的手下敗將，國土面積小的可憐的日本也將清朝教訓一通，消息傳到國內，民間徹底沸騰了。此時廣東南海人康有為聯合了1300多名舉人上萬言書，即「公車上書」，掀開了戊戌變法的序幕。
康梁的行為得到光緒皇帝的支持，作為大清朝的皇帝，雖然是慈禧太后的傀儡，但是對於重振國運，振興國家還是頗有一番抱負的。此次康梁的出現恰好與皇帝振興國家的想法不謀而合，再加上此時身居後宮的慈禧太后也有想改變國家現狀的想法，於是乎，戊戌變法就這樣開始了。此時的大清國經過了二百多年的發展，早已是積弊重重，想要變法成功本就不可能一蹴而就，循序漸進才是根本。然而康梁主持的戊戌變法卻忽視了這一規律，他們認為中國若要富強急需變革，而且是自上而下徹徹底底的變革，這樣做就無可避免的觸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於是在變法的很短一段時間內，大清朝的滿朝文武都成了康梁變法的敵人。
皇帝是變法的支持者，滿朝文武自然無法尋求皇帝主持公道，皇帝不行那就找慈禧太后評理，慈禧太后也對變法早有耳聞，也想看看變法究竟是什麼樣子，因此對於滿朝文武的哭訴也就是敷衍了事。見到如此情形，康梁集團更加的有恃無恐，戊戌變法也就變得更加急速，一些激進政策相繼出爐，在這些政策之中，康有為提出的中日合併計劃格外引人注目。據康有為自撰的《自編年譜》記載「時與日本使矢野文雄約兩國合邦大會議，定稿極詳，請矢野君行知總署答允，然後可以大會於各省。而俄人知之，矢野君未敢。」簡單來說就是康有為與日本駐華公使矢野文雄為兩國合併做了非常詳細的計劃，準備讓矢野文雄遞交給總理衙門，然後與各省商議。然而此事不巧被俄國人知道了，所以矢野文雄沒敢遞交。
不久，維新派官員洪汝衝上書光緒皇帝，提出了「聯邦」的主張，要求中日合併對抗歐洲，除此之外還建議向日本「借才」以強大中國。戊戌六君子之一楊深秀甚至直接向皇帝提出了的「合邦」建議，要求中國與日本、英國、美國合併，除此之外，別無良策。說得明白點，維新派的主要意思就是成立聯合國家，由這些國家選出「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來管理這個聯合國家的一切事務。這在現在看來顯然是賣國行為，當然了這些政策是慈禧太后萬萬不能接受的。
聯邦、中日合併政策已經使得慈禧太后相當不滿，任由他們這麼的搞下去，大清帝國勢必傾覆，又沒過多久，宮中又傳出維新派所謂的「圍園殺後」計劃，這次慈禧太后終於無法再忍了，立刻發動政變，逮捕維新人士，將其一網打盡，康有為、梁啓超提前得知消息，出逃日本，這場所謂的鬧劇才告結束。試想一下，如果真的任由康有為等維新人士胡搞的話，那就真的欺師滅祖，國將不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