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沐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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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連自己都不信任。就是說連自己都不信任,也就談不上信任別人了。只能詛咒自己,別無他法。-摘自《心》
《心》是有著日本「國民大作家」之稱的夏目漱石,於大正三年(1914年)4月發表的一部長篇小說。這是夏目漱石後期的代表作之一。夏目漱石出生於1867年江戶(現在的東京)的一個小吏家庭。他的人生幾乎貫穿於整個明治時期(1868-1912年),所以他深刻的感受到明治時期的社會狀況,並窮極一生對明治社會進行批判。
夏目漱石較早期的作品《我是貓》與《心》相比,其文章對明治社會的批判就顯得要隱晦很多。其將人隱喻成「貓」,以貓的形象對明治社會的怪相進行了抨擊。淋漓盡致地反映了二十世紀初,日本中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和生活,尖銳地揭露和批判了明治「文明開化」的資本主義社會。
在《心》中則是直接以第一人稱的「我」對「先生」的回憶,最終將重點落在「先生」的遺書上,對「先生」關於對愛情、友情的內心描寫,惟妙惟肖的反應了「利己主義」與道義主義相互衝突。
並且《心》一改原先他所擅長的詼諧幽默、側面諷刺、嘲噱、輕鬆的創作風格,從正面探求人生,著重人物的心理描寫和分析,把筆鋒直接轉向剖析明治時代知識分子中利己主義者可惡、可悲、可嘆的孤獨內心世界,描寫了在明治時期從國家到人民是如何深受「利己主義」所毒害的,更是通過對掩藏在「先生」內心深處秘密的揭露,直擊人性的陰暗面。本文將上述內容作為立足點,進行分析《心》中的「利己主義」
01背景:「利己主義」的侵入
19世紀中葉,西方由於工業革命出現了一大批資本主義軍事化強國,西方列強開始對亞洲這個富饒的亞洲大陸開始進行了侵略。其中我國首當其衝成為資本主義列強侵略的對象。1840年,西方列強用「鴉片」撬開了中國的大門,「鴉片戰爭」隨之爆發。作為亞洲國家的一份子,日本當然也免不了受到西方列強的欺凌。
1853年,美國海軍準將馬休·佩裡(MatthewCalbraithPerry)和祖·阿博特(Joel Abbot) 等率領艦隊進入江戶(今東京)岸的浦賀,把美國總統米勒德·菲爾莫爾寫給日本天皇的信交給了德川幕府,要求同日本建立外交關係和進行貿易。史稱「黑船事件」(亦稱「黑船開國」)。這便是德川幕府統治下的日本第一次被西方列強敲開了大門。
由於德川幕府統治下,人民的利益和國家主權受到西方列強的威脅,內因和外因導致幕府統治危機爆發。日本資本主義開始萌芽,最終幕府統治被以日本武士為領導的「明治維新」所推翻,最終日本開始向資本主義邁進。
因為「明治維新」取得的勝利,使得日本快速進入了與西方列強並駕齊驅的資本主義強國。但是大量的問題隨之而產生,主要包含以下幾點:
1、出現了極端民族主義和對外侵略擴張的軍國主義。(從《心》中小姐的父親是軍人遺孀也可以判定,描寫的正是日本此時正處於軍國主義擴張期間的故事。)
2、地主階級對於農民階級的剝削更加趨於明顯。
3、盲目的「天皇」崇拜論出現在日本社會。
4、日本文學開始出現以「文明開化」為幌子打擊傳統日本「江戶文學」的怪相。
在明治時代,無論從國家還是到人民都已經悄然的被「利己主義」侵入。
02典型人物的描寫-「利己主義」已然紮根在社會最深處
夏目漱石創作的年代正是日本自然主義文學創作的巔峰時期,自然主義大有取代一切流派的趨勢,漱石卻在文學創作上獨樹一幟。他的創作不同於當時任何一個流派,可以說被人稱為另類來說。他與森鷗外代表了不同於自然主義文學的「高踏派」、「餘裕派」,但也有些許不同
。
《心》作為區別於當時盛行流派的非自然主義文學小說,與漱石的其他兩部小說:《春分之後》《行人》都是以對知識分子作為對象進行描寫、刻畫。他尤其喜歡抓住社會典型來反映、批判社會問題。《心》中無論是「我」、"K"以及「先生」都是可以被定為知識分子的。知識分子本應該代表著一個國家新生力量,一個民族的未來,而不應該成為「利己主義」下的犧牲品。
《心》中對於「我」的描寫以我是一個學生為背景,儼然一副知識分子模樣。從遇見「先生」再到與「先生」熟絡起來。慢慢的受到先生的影響,開始思考能否像先生那樣「灑脫」。
在原文中有一段描寫「我」與「先生」以及「夫人」的對話:
「太太,府上是相當有財產的吧」
「怎麼問起這個?」
「問先生,先生不告訴。」
太太笑著看先生。
「因為達不到可以告訴的程度吧」
「可我想做參考,看看多少才能像先生那樣,回去好跟父親談判。」
在未對文章進行全文閱讀的時候,實際上作為讀者只是把漱石的這段富有深意的描寫當成「我」的玩笑話罷了,但是縱觀全文我們會發現「先生」是一個飽受「利己主義」折磨的人。「先生」從討厭「利己主義」者,變成「利己主義」者。使得先生飽受痛苦。說明在那個「利己主義」盛行的年代,每個人都可能被感染,「利己主義」已然貫穿於整個社會。包括《心》中的「我」貌似也快要步入先生的後塵,從一個懵懂少年到說出「回去好跟父親談判」找父親談判以求的財產的狀態。
作為近代日本文學的代表,漱石儘管已經他形成了自己的文學流派,但實際上他是偏向於現實主義文學的,因此絲毫不影響他對現實典型的的描寫。知識分子作為明治時期「利己主義」典型代表,充分的表達了漱石對「明治時期」整個社會黑暗的揭露和批判。無論從漱石其他的小說,還是《心》來看,漱石又仿佛在為知識分子在社會摧殘下,對於現實無可奈何的「吶喊」。
03「人性」的對比描寫-寫盡「利己主義」下的陰暗面
對比描寫意在,描繪兩種相異或相反的事物、情況,將其特徵鮮明地層示出來,以便互相對照、映襯,並在這種對照、映襯中反映出事物的本質,透露出作者的傾向,評價和思想感情。比如:範仲淹《嶽陽樓記》從不同角度將洞庭湖雨天的景象和晴天的景象對比起來描寫,以突出其不同特點和旅人的不同感受。
夏目漱石作為「明治時期」的大作家,由於當時日本政治的影響,大肆引進西方文化,同時由於日本文學最初源於中國的緣故。他對東西方的文化均有很高造詣,既是英文學者,又精擅俳句、漢詩和書法。所以對於中西方文學的運用都是達到了大部分人難以企及的高度。因此對於中國古代文學善用的對比描寫用起來也是格外的輕車熟路。
分析《心》中的對比描寫可以分為以下兩點:
被「利己主義」蒙蔽的「親情」
漱石筆下的「先生」原本有一個富足的家庭,生活上是無憂無慮,至少從未為了生計而煩惱過。但隨著父親、母親因患傷寒相繼離世,留下「先生」孤獨一人生存在世界上。慶幸的是「先生」有一個他自己覺得「值得相信」的「叔父」作為自己能夠繼續無憂生活下去的保障。「叔父」是一個實業家,還當過縣議員。這是當時在日本社會,被歸於社會優秀分子之列的那群人。同時在「先生」雙親已故後,確實也給「先生」帶了家的溫暖。直到被「叔父」搶奪了大量家庭財產,「先生」才幡然悔悟。「利己主義」思想已經侵入到優秀如叔父一樣的人。已經掩蓋了「先生」那無比渴望的親情,蒙蔽了叔父的內心,將親情置若罔聞。從此「利己主義」在「先生」的內心深深的插下了那看不見鮮血的一刀。為後來先生的矛盾心理埋下了伏筆。這前後對「叔父」的對比,無疑是將「人性」的陰暗面描寫又上升到了另一高度。
被「利己主義」蠶食的「友情」
《心》中對於愛情、友情的描寫也是花費了漱石大量的文筆的,畢竟《心》本就是漱石「後愛情三部曲」之一。「先生」的遺書也正是大篇幅的描寫了在愛情、友情面前一個知識分子做出了「利己主義」式的選擇,為了愛情拋棄了自己那珍貴的友情。最後陷入「利己主義」長期的折磨中的故事。
這讓我想起了《人性的弱點》中的一句話:「競爭,實在就是一種友誼,在對手的幫助下進步你的聰明度,害怕競爭的人已經輸給了對手。」
「先生」對於愛情失去的害怕,早已從競爭中輸給了「K」,已經完全的把對手置於不公平中,也正是如此才造就了「K」的自殺。
這場愛情的不公平競爭最終導致「先生」從討厭「利己主義」到成為「利己主義」者,鮮明的對比,充分展現了一個在利己主義社會下成長的知識青年那矛盾的內心。
最後甚至發出:「我連自己都不信任。就是說,就是說連自己都不信任,也就談不上信任別人了。只能詛咒自己,別無他法。
這樣自怨自艾的感嘆。矛盾的內心無法真的認清自己到底是什麼樣的人。為什麼成為了自己最初討厭的人?「先生」的內心矛盾無時無刻不在摧殘著那顆原本應該充滿寧靜的心。「人性」的陰暗往往在自己都不曾覺察到的時候出現,驅使著自己去做原本內心極度厭惡的事情。又伴隨著對於所做事情的無盡悔恨,常年與之做鬥爭,最終緩陷入一個死循環中,像「先生」一樣在自責中死去。
作為漱石本人而言,對人物人性的對比描寫,一定是意在表達社會環境改變了一個人的「人性」,從「叔父」到「先生」無不是在被改變,從嗤之以鼻 到 趨炎附勢的轉變就是那麼的猝不及防。當然,作為我肯定也是呼籲大家,對於「人性」千萬要堅持本心,不要像日本「明治時期」的知識分子那樣才好,畢竟那已經是一個個「鮮活」的例子。
04結語
通過對《心》的解讀,它本該作為一本愛情題材的小說,但是已然超過了常規愛情小說的關於「情愛」的描寫。基本上完完全全的變成了對當時社會下知識分子、以及社會上具有一定權勢的人的抨擊。但是深層次的解讀後,又發現與其說是對前者的抨擊,不如說是對造就這樣一類人下的環境,即當時「明治時期」的社會進行的一次批判和揭露。
其次作為長期被夏目漱石作為描寫對象的知識分子,在《心》中不僅僅作為了社會中的典型代表。他們盡顯在「明治時期」被「利己主義」所侵害的醜態。他們可惡、可悲、更可嘆,但是他們也值得被同情。
漱石窮極一生的對「明治時期」的批判漸漸的轉換為當時所受迫害的人民的「吶喊」。有些東西是需要那麼一個人去揭露的,在我國那個人是魯迅,在日本我認為便是漱石了,這是一個魯迅先生都推崇的人。這便是漱石,一個被稱為「國民大作家」,被印在日元上的人物。《心》作為他的作品,這可能也是其經久不衰,大家廣泛流傳的原因吧。
利己利人,方可為;利己害人,不可為;利己無害於他人,思可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