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見某雜誌報導海外華人的生活與信仰諸習俗的文章中提到關公在域外華人中的影響,甚感興趣。關公,這一紅臉美髯的大漢,竟然超越時空限制,遠涉重洋,歷經唐宋元明清而進入二十世紀,伴隨炎黃子孫在高聳的摩天大樓與立體影視的異域安身立命,不能不牽動人們的神思。
關公,據陳壽《三國志》載,原名關羽,字雲長,生年不詳,卒於公元219年,為三國蜀漢大將。考其原籍,是今山西臨猗西南(古稱河東解縣)人。東漢末年亡命到河北(涿郡),跟隨劉備起兵鎮壓黃巾軍,為劉備屬下司馬。公元240年(建安五年),劉備被曹操打敗,關羽被俘,受到曹操的禮遇,拜為偏將軍。以後在曹操與袁紹的對陣中,斬殺袁紹大將顏良,曹操封其為漢壽亭侯。後關羽得知劉備的確切消息,盡封曹操所賜之物,修書拜辭曹操,回歸劉備。劉備取西川後,拜前將軍,留守荊州,曾因攻敗曹仁面鹹震一時。後孫權用呂蒙計,襲破荊州。
關羽與兒子關平被害,蜀後主劉禪追諡關羽為「壯繆」侯。關羽的令名為民間所熟悉,主要仰仗羅貫中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其中桃園結義,保皇嫂,過五關斬六將,走麥城等主要情節,臉炙人口,婦皆知。影響所及,使關羽的美譽一躍而為劉關張三兄弟之首。尤其在儒,釋、道並行的中國封建社會裡,關羽名震三界,道教封之為「關聖帝君」,有《關帝覺世真經》、《關帝明聖經》等通俗勸善文,標榜象關別那樣「盡忠孝節義等事方於人道無愧」的封建人生觀;佛教把關別列為伽藍神之一,於常見的十八羅漢旁塑關羽像供奉。天合宗地經具《佛祖統紀》卷六「智者傳」更記載了關羽顯身的故事:天台宗祖師智在當陽(今屬湖北)玉泉山建精舍,曾見二人威儀如玉,長者美髯而豐厚,少者冠帽而秀髮,自通姓名,乃關羽、關平父子。二人請智額於近山建寺,智額從之,寺成,並為關羽授五戒。《佛祖統紀》著於南宋成淳五年(1269),由此可知,在南宋關公已成為天人共戴、儒佛道並尊的超級偶像。因而探究關羽之神韻,實為研討我國舊傳統下的社會心理的一條蹊徑。
究關羽之所有「故事」,抽象出它們的精神內核,可以勇武、忠義加以概括。忠者,忠於皇室,忠於主子。他降漢不降曹,不留戀高官厚祿,千裡走單騎回歸劉皇叔;義者,忠於朋友,不忘桃園之盟,患難與共,生死相隨。而且關羽勇力過人,於千軍萬馬之中取上將首級如探囊取物,號稱萬人敵;光有武力而無韜略,又會與張飛劃一,而關羽又剛好喜好《左傳》,諷誦皆上口,自然言行合於經義。因而,關羽幾乎兼備了中國封建社會「大丈夫」的全部美德,以勇立功,以忠事主,以義待友,立業、立身、立名,正契合了封建社會各階層人的心理。
忠於皇室,為皇家創業,合於最高封建統治者網羅天下豪傑為我所用的心理,所以歷代皇帝不斷加封關羽,樹立榜樣。受其益的後主劉禪不過封他為侯,而邊患較重的宋朝卻一封再封,宋徽宗崇寧元年(1102)封為「忠惠公」,宣和五年(1123)再封為「義勇武安王」。以後,隨著中國封建社會之進入末期,感到公、王皆不足以資號召,明萬曆三十三年(1605)加封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成為統轄三界的神帝。清兵入關,民族鬥爭尖銳,而關羽仍不失其感召力,皇帝雖然是異族的,忠君卻是需要的;順治雖是滿族貴族,卻深明「治心」的道理,敕封關公,會使漢民在心理上產生親切感與認同感,因而,順治不僅再封關羽為「忠義神武關聖大帝」,而且每年致祭,倍加尊崇。
與皇家的心理認可及實際需要相應,關羽的重義氣、敢作敢為也符合封建社會自然經濟中的小生產者們的心理。舊中國本是小生產者的汪洋大海,其中又有各個階層與種種行業。那些上層人物欽慕關公的立業封侯自不必說,即使是貧窮的農民,也不能不為「仗義救危、講求信義」的道德觀念所左右,他們在生活中盼望著平安、小心躲避災禍,切望有善神的護佑,而關羽早成了信義、仗義的代表;再者,農民是承認皇帝、承認正統的,在他們的心理中,只有受過「皇封」的才有靈驗,才有正果。關羽曾多次受封,威靈之大,足以以一正壓百邪,所以舊中國農村求雨、槭鬥無不求助於關公,甚至嬰幾的搖籃也要拴上寫有關公名字的牌牌以求去邪氣,期望他的青龍偃月刀砍翻索命的小鬼而佑護嬰兒健康、保佑宅第平安。因而,農民提起關老爺,總要提到他那把大刀的。
如果與土地、灶王等一般小神的信仰相比,關公的信仰更集中在起義農民軍與城鎮的行業團體之中。對鋌而走險,朝夕不保,必須依靠自身的膽壯藝高與團體的互相信任才能生存和發展的農民起義軍,紀律的約束只能是表皮,真正的凝聚力必須是心理的一致,道德的控制。關羽的勇武立業,忠信立身的「事跡」正合農民造反者的需要,效法劉、關、張桃園結義,發誓生死與共,成為造反者必發之盟誓之詞,面關羽橫刀立馬,建功立業之形象,又正是他們徵戰南北的措模。至於造反與忠君之間,並不存在矛盾,農民軍是由於「官」遙民反,不少是不反皇帝的,至多像李自成等,也是感到大明氣數已盡,不存在「忠」的問題,只要建功立業盡可以了。至於城鎮的行會團體,信仰關公更有其特殊意義。中國的封建社會,一直奉行重農抑商的政策,手工業者為奴,商賈為賤民,即使致富亦為世家所不齒。南宋以來,由於城市的繁榮,手工業和商人隊伍有所發展,各種行會紛立,然而,從總體而言,他們仍受歧視,沒有社會的支持,又沒有農村的退路他們只能靠運氣。
在關卡林立的封建社會,捐稅繁重,官府明搶,地痞豪奪,天災人禍,陷阱重重,他們切盼能有個有威有靈,公正信義的人來主持公道,保護他們。靠誰呢?答曰:「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期友」,朋友相處,第一是信義,第二是輕財。講信義,才能互相信任,達成契的,做成買賣;輕財才能仗義,才能在危難中互相扶助,這兩種品質,關公可說是兼備,千裡走單騎,信義有加,封金掛印,視富貴加浮雲。更主要的是,商人期望「和氣」生財,所謂「買賣不成仁義在」,關公與曹操,正是體現了這種重義氣,不翻臉作仇的關係,因而象依賴皇帝之開明一樣,他們依賴對關公的信仰取得心理上的安慰與平衡。經過歷代的傳承,這種依賴感不自知地積澱為小生產者尤其是手工業者與商人的穩固的文化心理;而重史的民族傳統,自然地形成了重舊而疑心的社會心理,「人惟舊,器惟新」,見到祖宗已來供奉的關公,總感受到一種熟悉而親切的文化氣息。談到這裡,海外華人信奉關公的習俗便可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