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登頂鑾寶座，萬眾之上律重典，重八治國正綱紀，依法治國蔭後世！
布衣皇帝朱元璋重典治新國，構建了系統的法治體系，為明朝初期的穩固和後世的延續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指導。
有言「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 」。但朱元璋建國稱帝後，沒有按治理新興國家宜輕典之古訓，而適用「重典治新世」的法治理念。
其實這些，從他早在任「吳王」期間，就命李善長主持修律，建國後，又令劉惟謙等詳定了《大明律》就可以看出來，他內心渴望貫徹「刑用重典」的治國原則，希望以此來穩固江山，清理異己，福蔭後世。
在洪武十八年，朱元璋親自採編處以重刑的案例，主持彙編頒行的《明大誥》及續編《三編》等典型案件彙編，相當於現代英美法系國家的判例法制度和依據；更為嚴格的實行重刑主義，徹底將整個大明朝的重典法治推向了高潮。
在他做這一切的時候，都喊著一個叫「明刑弼教」的口號，「明刑弼教」說的是，要讓律法被萬民所明喻，讓大家都做到知法，然後畏法而變得守法，從而達到用禮學教化所不能取得的治理效果。
這種法治理念為明朝當世及後世治理明確了重刑主義的方向。是朱元璋法治思想的總統領，在此驅使下他形成了一系列法治理論和法治建設手段，並為後世子孫所傳承，對明朝的的封建集權制度和傳續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01
朱元璋為什麼要選擇刑用重典的治國理念？
這與朱元璋幼年的生活經歷分不開，自幼溫飽難決，顛沛流離，見慣腐敗和欺壓的他，內心有著一個農民的樸素治理思想，認為「嚴刑重典」就可以保證吏治清明、民奉皇威，當然也取得了很好的治理效果。
同時，朱元璋經歷無數戰爭，數次爭鬥，多次爭權，形成了猜忌多疑的個性，唯有信奉法治的力量能帶給自己安全感，而封建法治體系卻只是完整的體現他個人思想意志的結果。
而且，朱元璋有著強烈的權利和欲望，從一無所有到一國所有，測試和體現權力的最好方式就是用嚴峻的刑法懲戒來予以實現。
而他的主觀上也想著，能為自己的子孫後代建立一個「流芳百代、萬世不易」王朝的想法，所以通過重典來穩固江山和高度集權，這一切都需要嚴厲的律法來實現；重刑還可以成為他掃清皇權障礙的利劍。
所以圍繞著這一切，朱元璋開始了系列法治建設，效果驚人，影響甚遠！
02
朱元璋治國理念之「法治安天下」，是他依法治國的中心思想
結束元亂之治後，面對建國初期的實際情況，新生王朝並沒有走的小心翼翼。朱元璋上來就採取容易得罪人的重典用刑，並堅持「建國之初，當先正綱紀」，親自著手糾正法度，這是他「法治安天下」落於實踐的需要。
他反覆的和諸臣強調「夫法度者，朝廷所以治天下也」；就是要把法制當作朝廷用來治理國家的準則手段，而這一手段就是朱元璋「法治安天下」重法思想的體現，也是依法治國的中心思想。
其實，他一開始就在內心確立了「依法治國」的方針，這對一個少貧未讀，社會成才的農民皇帝來說，是非常的高瞻遠矚，深謀遠慮的。
為了推行自己依法治國的思想，朱元璋頒布命令，讓明朝的刑官公開講解律法，宣傳法治精神，並且規定每日不得少於20條的工作要求，取得了很好的宣傳和普法效果。
同時他自己也在日理萬機之中，還隨時抽空到皇宮西樓，召見諸位下臣，席坐論法，將自己的律法見解陳述，並與下屬討論，同時也聆聽群臣見解；這對一個開國皇帝來說，能不寵後宮而御西樓，實屬難得，足見其對法治之重視和執著。
隨著他「法治安天下」思想的成熟和體系化發展，便頌布了一系列律法，明朝在他依法治國引領的道路上闊步而行。
朱元璋畫像
03
朱元璋嚴修律例，健全法制，真正做到了有法可依
朱元璋知道治理國家，光有法治的思想來指導是不夠的。需要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律法規來作為具體的行事準則。這樣才可以充分發揮法律的「指引、評價、預測、強制、教育」作用，讓民眾知法而畏懼，犯法受強制處刑，才能取得法治的實踐效果。
所以，為了建立健全大明朝的法制體系，朱元璋早在建國前，就已經著手立法工作，積極組織人手對修訂的《大明律》等進行討論、評價，反覆修改，最終才頒布執行，《大明律》是當時和後世的一部集大成的律法，是明朝的主法典，也是「刑用重典」的完美詮釋，完成了許多朱元璋賦予它的使命。
隨著法律法規的健全完善，明朝的法治體系逐步完善起來，真正實現了有法可依。
同時，朱元璋自己步步把關，確保了立法工作充分實現他的法治思想，充分體現了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產物這一特性。值得一提的是，重刑主義在明朝運用到反貪汙腐敗上時，不僅對貪腐人員施以重刑，而且採用株連家族及親近人員的泛化手段，有力的打擊了貪腐行為，可以說明朝是中國古代反貪最嚴厲的朝代。
通過嚴厲的反腐敗和廉政建設，朱元璋不僅清除了朝廷異己，掃清了穩固障礙，還快速的加強了中央集權體制的建立，為後來的逐步取消宰相制度，讓軍政大權均集中於中央奠定了基礎。
04
朱元璋執法嚴明，貫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
朱元璋還在行軍打仗期間，就執法嚴明，令行必止，言出必行，很大程度體現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思想。
當時為了廣積糧，做好作戰準備，朱元璋明令禁酒，減少糧食的其他消耗。但是，驍勇善戰的胡大海的兒子胡三舍卻視而不見，知法犯法，公然與其他人私自釀酒，賣出賺錢。
朱元璋知道這件事後，便要下令斬殺胡三舍，有人便給他建議「胡大海正在攻打紹興的關鍵時刻，如果殺了胡三舍可能會引起謀反和消極作戰」，希望朱元璋看在大局上，赦免胡三舍死刑。但朱元璋聽後大發怒火，為了堅決嚴明軍紀和樹立威嚴，便自己親自動手殺死胡三舍。
建國初期，一些文武勳臣，居功自傲，無視法紀，直接危害了王朝的形象和威信。於是，在洪武六年的時候，便明文規定，凡公侯家人倚勢凌人，侵奪財物，田宅的人，一律處以死刑。
他唯一的女婿，安慶公主的丈夫，當時的駙馬都尉歐陽倫，就因安排家奴去販運私茶，還縱容農奴凌辱地方官員，案件發生後，朱元璋龍顏大怒，直接下令賜死了歐陽倫。
只要有犯法作案的情況，上至皇親，下至平民，他都一視同仁，真正做到平等適用法律，體現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有力的正統了綱紀，起到了嚴明法紀和模範適法的效果。
05
朱元璋注重法學研究和法學教育，為依法治國積累普法基礎
從中國流傳下來的法學著作中，明朝系統和集大成的較多，除流傳至今的《大明律》《明大誥》等法律法規彙編外，當世的律學著作還有百部之多流傳至今，具有典型的傳統法制意義；足以說明明朝當時的法治建設成果，和法學研究之盛況。
這些都與朱元璋重視法學教育有關，他不僅在皇都設立了專門的法律學校，還要求地方的官辦學校，民間籌辦的私學書院設立法律課程，讓學生可以從小、從早學習國家的法律，熟知國家的律令，為依法治國積累普法基礎。
當時的法律主要是「律、例、大詰及令和會典」，要求學生在考試中以這些為內容考點，培育有學、會考、能用的法治人才。於是才有歷史上「天下講讀《大誥》（大誥就是將當時典型的刑事案件案例彙編，向全天下進行誥示，以起警醒作用），師生來朝者十九萬餘人」的法治盛況。這對當時只有2000萬人左右的國家是何等的宣傳力度和普法效果。
這一切都是朱元璋個人人治理念上升到國家法治層面的實踐效果。
結語
朱元璋通過系列法律手段和普法傳播，基本構建了當時完善的法治體系，這一切都是在「明刑弼教」掩護下進行的「刑用重典」。
而重刑主義法律在當時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積極的治理作用；一定程度上清理了貪官和異己，也震懾了部分官員的貪腐行為。
公平和正義理念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到了民眾的擁護和認可，明太祖也造就了一個秉公辦案的公正形象，得到了百姓的擁護和好評！
但是，簡單的依靠嚴刑酷法來維持社會的公平和穩定，不足的是看似健全的法治，其實完全建立在他個人的治國思想下，造成了高度集權，讓明朝成為了封建專制的典型朝代。
當他逝去，其引以為傲的「重刑主義、株連主義」，更快的促進了封建制度走向衰落，儘管其子孫後代，也有幾個很有作為的皇帝，但因實行的重刑主義根本未予以改變，中間短暫的輝煌並不能阻止整個帝國衰落的到來，正所謂「成也重刑，亡也重刑」。
本文參考資料：
[1]《明史－刑法志》
[2]《明史－紀事本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