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個翻譯匠，要搞翻譯，又是個教書匠，要教翻譯。所以免不了看關於翻譯的書。但看這種書居然笑得肚子疼，有生以來還是頭一次。準確說來，是頭兩次。
一次是看余光中的《翻譯乃大道》，有一篇談他當年在加州大學講授中國文學時用的課本《中國文學選集》，談及《前赤壁賦》英譯的「大錯」：「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最後一句被譯為「一位寡婦在我們的孤舟上哭了起來」（awidowweptinourlonelyboat），哭得我大笑起來。餘氏評曰「試想蘇子與客泛舟，帶一位寡婦幹什麼？幾個男人和一位寡婦『相與枕藉乎舟中』，在北宋時代可能嗎？」
另一次也是看余光中。在《聽聽那冷雨》這本書中，餘氏認為「精確」固然是翻譯的一大美德，不過若以犧牲「通順」為代價，代價就太大了。如下面這句英文：Don’tcoughmorethanyoucanhelp.要保持「精確」，勢必譯成「不要比你能忍的咳得更多」，甚至「不要咳得多於你能不咳的」。可是這像話嗎？其實，「能不咳，就不咳」，足矣足矣。
無需說，前者是中文理解上的錯誤，英文本身沒問題；後者則相反，理解沒問題，問題出在表達——不像話，不像中文了。貌似「精確」，實則不倫不類，有話不好好說。餘氏為之困擾的，更是後者。的確，理解錯了，改過來就是。而若通篇有話不好好說，就成了語體、文體上的毛病，改起來活活要命。這玩藝兒我也改過，自然深有同感。
更讓我有同感的是，餘氏作為外文出身且身為外文教授，卻很少談論外文多麼重要，而是胳膊肘向外扭，總是強調中文何其了得。《聽聽那冷雨》有一篇題為《外文系這一行》，其中寫道：「文學批評如果是寫給本國人看的，評者的中文，不能文採斐然，至少也應該條理清暢。至於翻譯，那就更需要高水平的中文程度了。不幸中文和中國文學的修養，正是外文系普遍的弱點。我國批評文體的生硬，和翻譯文體的彆扭，可以說大半起因於外文這一行的食洋不化和中文不濟。」與此相關，餘氏還為翻譯和創作在外文系、中文系不算成果而鳴不平：「中文系如果擁有一位李白或曹霑，豈不比擁有一位許慎或鍾嶸更能激發學生的熱情？」關於外文系，餘氏表示：如果玄奘、鳩摩羅什、聖吉洛姆、馬丁·路德等譯家來求教授之職，「我會毫不考慮地優先錄用，而把可疑的二流學者壓在後面。」
余光中這話是二十多年前他當臺大外文系主任時說的。今天呢？怕也依然如故。在絕大多數系主任以至校長眼中，李白的「床前明月光」能比得上許慎的《說文解字》嗎？那可是文字學的開山之作啊！曹雪芹（曹霑）的《紅樓夢》能比得上鍾嶸的《詩品》嗎？那可是填補學術空白的詩論專著！至於躲進大雁塔悶頭搞佛經翻譯的玄奘，當教授更是比西天取經還難。即使同搞翻譯，「不要比你能忍的咳得更多」這種所謂學者型翻譯，也肯定比土裡土氣的「能不咳，就不咳」更入校方法眼。
影響所及，堂堂高等學府，不僅沒了李太白的鬥酒詩百篇，甚至劉姥姥自然而然的幽默感也沒了，以致十個教授有八個不會寫文章：「中文不濟」。而「中文不濟」造成譯文「不濟」，「不濟」的譯文又反過來導致原創中文「畸形歐化」。「畸形歐化」的文體對電視報紙等大眾媒體影響尤其顯而易見。余光中舉例說「進行」幾乎成了萬能動詞：「我們對國際貿易問題已經進行了研究/心理學家在老鼠的身上進行試驗」。餘氏質問，為什麼就不能說「詳加研究」和「用老鼠來做試驗」？
無獨有偶，日前用智慧型手機看某官方公號上面的一則報導，謂「近日中國C9高校校長專程到華為進行了參觀拜訪，任正非進行了熱情接待」。同樣，為什麼就不能說「到華為參觀訪問（拜訪亦欠妥）/任正非熱情接待」？餘氏當年感嘆：「這種不中不西不今不古的譯文體，如果不能及時遏止，總有一天會喧賓奪主，到那時，中國的文壇恐怕就沒有一寸淨土了。」
危言聳聽？不！餘氏如此感嘆的當年還沒有網絡沒有手機。而現在，網絡文體、手機文體正在大行其道，大耍威風，大舉進攻。說痛快些，中國人好像越來越不會說中國話了。謝天謝地，眼下還沒聽到有人說「不要比你能忍的咳得更多」……（林少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