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賽活動現場
我從小就挺傻的，我媽現在說起我小時候，印象最深的還是我和小夥伴打架的情景，她說：「你呀，就是那種被打不知道還手、被罵不知道還口的傻孩子。」
我承認，我是挺傻的。我羞怯膽小，不善言談，反應也不敏捷，所以父母對我一直的期望是當一名小學老師，而我卻意外地成了一名記者。這讓他們非常擔憂，「你怎麼能當記者？你吃得好這碗飯嗎？」有意思的是，到今天為止，我已經做了十年記者。在這十年當中，我見到了很多別人眼中稱之為「傻子」的人，而他們，不僅成了我筆下最生動、最豐富的新聞素材，也成了我新聞路上的引路人。接下來，我想和大家分享幾個「傻子」的故事。
認識王子慶是在2011年夏天。盛夏7月，這個年近七旬的老人頂著烈日，推著獨輪車，在沿街叫賣水果。他的聲音滄桑嘶啞，而他背後的故事更是讓人感動。
這是王子慶賣水果的第6年，他要用賣水果的錢，去償還一筆24萬元的債務。說到債務，又得從一座橋說起。王子慶的家鄉有一條河，幾十裡長的河卻沒有一座橋，兩岸19個村的群眾都只能涉水過河，每逢雨季，大家就只能望河興嘆。而建一座橋需要30多萬，修橋成了當地群眾的一個夢想。
這個夢想也在王子慶的心裡生了根發了芽。2005年冬天，他向子女籌資，又找銀行貸款，用艱難湊到的13萬元啟動了漫水橋的建設。半年年後，一座長145米、寬3.8米的漫水橋終於建成了，而他卻從此背上了24萬元的債務。
鄉親們受益，一個人舉債。也許你覺得他很傻，可是他說：在困難面前，總得有人去打頭陣，如果沒有別人，為什麼不能是我？
李子鵬和張尚軍，堅守在龍陽小學18年的教師「兄弟」。當時的龍陽村不僅偏遠，條件也非常艱苦，這裡只有一條簡易公路通往山外，就連吃水也要用油布水袋從山下運回來，沒有老師願意在這裡停留。
1998年，19歲的李子鵬和17歲的張尚軍來到這裡。最初他們也想離開，可龍陽村90%以上是留守兒童，「你們走了學校怎麼辦？龍陽的孩子們怎麼辦？」領導的話讓他們於心不忍。2003年夏天，張尚軍將寫好的電動申請交給鎮中學領導，卻被得知消息的村民攔下，孩子們拉著他的手哭喊「老師，別走！」那一夜，滴酒不沾的他喝了半斤酒，將自己醉得徹徹底底。從此以後，他再也沒有動過離開的念頭。
18年的苦，難以言說，僅僅是為了運水，倆人走過的路程就有上萬公裡。但18年的甜卻又清晰可見，因為有李老師和張老師在，龍陽的孩子一個都沒有少，哪怕是生活不能自理的特殊孩子。
慈利縣旱科所的李宏志，頭戴草帽，皮膚黝黑，如果不是鼻梁上架著一副眼鏡，我們很難將他與科研工作者聯繫在一起。
1983年，20歲的他被分配到慈利縣農業局，可他不坐辦公室，主動申請前往偏遠乾旱的旱科所，從此30多年以所為家。30多年裡，原來的同事或退休或調走，最終只有他一個人留了下來。儘管如此，該做的試驗和科研，他一個都不少，甚至越來越多，到後來每年僅玉米一項，他就承擔了1000多個品種的試驗任務。
採訪他，我跑了三次旱科所。我費盡心思，想從他身上得到一些關於他工作和思想上的細節，但他不善言談，我看到的，只是一摞榮譽證書，一堆發表過科研論文的雜誌刊物，還有滿架裝訂成冊的試驗數據。
這樣的「傻子」很多很多。因為他們，我開始懂得，「傻子」純粹，能夠把別人不敢想、不願做的事情扛在自己肩上；「傻子」執著，明知道千難萬險，卻還是會義無反顧。他們的故事常常提醒我：這個世界需要聰明人，更需要下笨功夫、用真感情的人。他們讓我明白了，如何成為一名好記者。
所以2013年，張家界日報在區縣設點時，我主動申請去了慈利縣，而這一去就是6年。6年裡，我一個人上下班，一個人約採訪，一個人穿行在慈利的每一個角落，我忽略了對家庭的關愛，錯過了孩子的成長，我把自己，也活成了別人眼中的「傻子」。
可是在慈利蹲點時我才發現，基層有那麼多我們在辦公室發現不了的好故事，有那麼多人懷著赤子之心在默默地發光、發亮，我懷著敬畏之心，將他們一一傳播出去，在成就他們的同時，也成就了新聞路上的我自己。
如果重新選擇，我還是會做一名紮根基層的記者。我願意在一線堅守，願意在基層尋找和挖掘平民英雄的故事；我願意繼續用我手中的筆，去放大、去謳歌普通人群中的真善美，願意把積極的、陽光的、充滿正能量的力量傳遞給讀者。我願意和他們一樣，做一個新時代的「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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