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9月25日至11月10日，我受中華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獎助，作為大陸地區研究生，為正在進行中的博士論文《上海糧食危機與國民黨政權的鬆動（1945—1949年）》，前往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作了為期一個半月的學術訪問。現將訪學期間的學術和生活概況向貴會報告如下：
一、學術活動概況
1、收集資料：
A、國立政治大學位於臺北城南的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錦美溪畔，背靠貓空山。在政大，我主要到三個地方尋找資料。其一是歷史系資料室：該室位於山腰季陶樓內，歷史系辦公室底下，約有200多個平方米。由學生自行管理，每天早上8時開，下午4時畢，中午不休息。各類藏書約有數萬冊，以新出的專著、資料書及歷年臺灣地區史學博碩士論文為主，1949年以前的出版物較少。大陸地區不太容易看到臺灣方面出的新書，該室提供給我一個「概覽」的機會。我先後前往閱書十餘次，逐頁翻閱了四五十年代的《自立晚報》和《聯合報》影印本，並複印了若干相關材料，如瞿韶華主編、國史館1992年印《糧政史料》第六冊，黨史會編《抗戰建國史料（糧食方面）》，廖風德著《學潮與戰後中國政治（1945—1949年）》，吳三連著《吳三連回憶錄》、吳鐵城著《吳鐵城回憶錄》等。其二是社資中心：該中心有三層，從早上8點開至晚上10點，裡面系統藏有臺灣地區各高校博碩士論文。我前往收資約有10次，複印了魏正嶽：《戰後臺灣糧政之研究——以李連春主持糧食時期為中心》，臺灣國立中興大學1999年碩士論文；侯坤宏：《抗戰時期糧食供求問題之研究》，臺灣國立政治大學1987年碩士論文；李文志：《美援來華（1946—1948年）之政治經濟分析——歷史結構的觀點》，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到1989年碩士論文；歐世華：《吳國楨與臺灣政局（1949—195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99年6月碩士論文；倪心正：《政治控制與新聞媒體之關係——上海《申報》社論研究（1931—1949年）》；周謀添：《抗戰勝利後中共的青年學生運動（一九四五——一九四九）》，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1979年6月；等等。該中心還有一個專門的剪報室，我在那裡也費時頗多。裡面有各種標題的剪報本二三百本，選取的報紙大多數為40年代以後，對專題研究極有幫助。我系統閱讀並複印了關鍵詞為「糧食」、「美援」、「糧政」、「外僑」、「農業」、「航空」等標題下的剪報本。其三是中正圖書館。該館即政大的校圖書館，位於山下，離社資中心及校門口均不遠。館藏1949年以前的原始出版物亦不多，這可能與政大建校較晚（1947年）又從南京遷至臺北有關。儘管如此，1949年以後及新出版物卻極為豐富，許多著名的期刊——在大陸均不易見到全本——如《自由中國》、《反攻》、《文星》、《中外雜誌》、《傳記文學》等，都能隨便覓取複印。在該館我系統翻閱了朱匯森主編、國史館印行《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1945年8月至1949年5月各期。
無論是社資中心還是中正圖書館，只需出示赴臺證或邀請信便可進入。裡面有許多複印機，只要購買全校通用的複印卡（每張卡100元新臺幣，相當於25元人民幣，可複印135張，每張無論大小），讀者就可自行複印，非常便利。唯一感到不便的是，由於大陸和臺灣的文字輸入法不同，利用電腦檢索文獻時，我頗感困難，有時不得不求助於在旁的臺灣同學。
B、國史館位於臺北城南的新店市北宜路二段64號，從政大出發，坐綠1公車至新店捷運站換650或綠5公車可達到，費時約40分種。查檔者每次均需在門衛處登記，要出示相關證件（我用的是赴臺證）。全館佔地不大，建築屋不多也不新，有志希樓、韶華樓和季陸樓等，均以前館長命名。閱檔處在季陸樓三樓，大約有數十平方米，地方不算寬暢，放置有六七臺電腦和一兩臺縮微閱讀機，另有專門為查檔者準備的六七張桌子。首次查檔時，工作人員會贈送《國史館現藏史料概述》、《國史館93年度出版品目錄》、《國史館簡介》等參考材料，來人須在國史館總統文物閱覽保證書上簽字。就硬體條件而言，國史館似乎比不上筆者經常前往的上海市檔案館，但其工作人員服務熱情，對來訪者能提供有價值的諮詢服務。國史館除藏有大陸時期國民政府中央各部委及遷臺後有關機關的一般檔案外，「蔣中正總統檔案」(俗稱「大溪檔案」)可謂是鎮館之寶，也往往是查檔者最感興趣的東西。它包括了1923至1971年間，蔣介石有關政治、軍事、財經、文教、社會、交通等各方面文件資料，共27萬件，分十大類：籌筆、革命文獻、特交文卷、特交文電、特交檔案、領袖家書、文物圖書、蔣氏宗譜、照片影輯、其他類。其中以籌筆、革命文獻為重頭。籌筆是蔣介石親書函電或諭令的手稿，其目錄已有專書出版，查檔者需通過裝有專門程序的館內電腦閱讀。革命文獻是依記事本末體編纂而成的重要文獻彙編，時間起自1923年，止於1952年2月。在文物圖書類中有一《事略稿本》特別引人注意，它是蔣介石的秘書參閱相關函電令告及節抄蔣介石日記，仿《春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的記述方式編撰而成，起自1927年，止於1949年，對於了解蔣介石的內心想法，擴大蔣介石研究的廣度深度，極具參考價值。《事略稿本》30年代以前的部分，國史館已付印出版，其後的業已製成光碟，查檔者可請工作人員調出，在現場電腦上閱讀抄錄。由於時間所限，為結合博士論文，我主要調閱了籌筆1945年8月抗戰勝利以後的內容，查到的下列檔案對我有較重要的意義，如15861「蔣中正電吳國楨凡有囤積糧食抬價投機等皆依軍法審判」（1946年6月12日）、15863「蔣中正電宣鐵吾嚴處上海長江公司三泰米行囤糧並沒收其財產」（1946年6月13日）、15892「蔣中正電宋子文八月後糧食公賣計劃務切組織如期實施」（1946年7月29日）、15922「 蔣中正電宋子文限十月起實施糧食公賣」（1946年8月29日）等。我還系統地閱讀了《事略稿本》抗戰勝利以後的部分，照抄了約1萬字。為了結合其他方面的研究，我又調閱有關戰後日僑、德僑遣返，民航等問題的文本檔案。國史館為保護檔案起見，要求讀者在閱讀原始的文本檔案時，須戴口罩和膠質手套。戴上後，我常常覺得有些透不過氣，手套內也都是汗水，幸好現在是秋天，若是夏天，肯定更難受了。查檔處有多臺複印機供讀者自行複印文本檔案，紙張無論大小，每張新臺幣2元。為了省錢，我常常選用A3紙，兩本檔案一起印，各佔半頁，回家後再裁開。比較而言，差不多要比上海市檔案館便宜10倍。據工作人員說，大陸研究民國史的學者如楊天石等，經常前來查檔，但我在場時，只見到了牛津大學的教授曾銳生、政治大學歷史系劉維開、北京大學歷史系的臺籍女博士生黃麗安等數人。國史館上午8點半開館，下午5點閉關，中間可調檔四次，時間分別為8點半、10點、13點半、15點。中午時分，查檔者可往國史館食堂用餐，一份約60—70元新臺幣，味道平平。我在查檔期間，國史館工作的新老朋友們還曾贈送了若干冊該館印製的書籍，如《蔣中正總統檔案——籌筆目錄》、《航空史料》、《役政史料》等等。
C、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位於臺北城東中正區中山南路與信義路交界口之國民黨中央黨部的7樓，面向凱達格蘭大道，與總統府相對。從政治大學出發，坐236公車或捷運均可至，費時約40分鐘。黨史館的收藏總數在300萬件以上，經60多年收集而成。按型式，可分為文獻、實物及圖片三種。按內容可分為一般性史料；黨務會議紀錄及組織專檔；圖書、報刊、視聽資料；實物（包括書畫墨跡、金石、衣物等）；照片等五大類。我曾前往三次，主要調閱摘抄了抗戰勝利後國民黨黨務會議的記錄。該館只有一個閱檔桌，但較大，可坐7至8個人。尚無計算機查詢檔案目錄，但可以通過卡片箱查尋，然後請工作人員調檔。與國史館不同的是，黨史會複印檔案有限制，複印頁數不得超過該檔總頁數的三分之一，而且一個檔案只限調一次，同一人以後不得重調。複印時也不得自行操作，須請工作人員代勞。複印費為每頁新臺幣2元，亦不論紙張大小。
D、中央研究院位於城西南港研究院路二段128號。從政大出發，坐236公車至捷運動物園站，再乘捷運木柵線至忠孝復興站轉板藍線在昆陽站下車，再轉乘270公車即可到，費時約一小時。我收資的主要場所是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郭廷以圖書館）和近代史所檔案館。兩者毗領近代史所辦公樓，各佔一幢樓。前者收藏有幾十萬冊各類藏書，後者以收藏的清末、民國時期外交檔及經濟部檔案為特色。兩地均有電腦可查目錄，購置複印卡可自行複印，每卡新臺幣100元，可印100張，無論紙張大小。我曾前往上述兩館各兩次，複印了若干書籍和檔案。查檔期間曾見到復旦大學歷史系的王立誠、中山大學歷史系的曹天忠和政治大學歷史系博士生應俊豪等。
E、國家圖書館原名中央圖書館，位於中山南路中正紀念堂對面，離黨史館不遠。內部有五六層，性質和上海圖書館及北京的國家圖書館相仿。我去了一次，走馬看花而已。
2、作學術報告
A、11月1日上午，我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遊鑑明的邀請，前往該所底樓會議室作了「論1948年上海舞潮案」的演講。這是我1999年至2002年所作的一項研究，已寫成書稿，但尚未正式出版。舞潮案的大致概況是：從1947年夏季起，南京政府以「為戡亂救國而節約」為名，醞釀在全國禁絕營業性舞廳。由於執意妄為，不顧各方的非議和呼聲，結果遭致強烈反擊！在失業和飢餓的威脅下，滬上數千名舞業人員憤恚難平，於1948年1月31日下午搗毀了位於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的市社會局大樓。並最終迫使當局收回成命。演講從10點開始，至12點結束，大致講了以下幾個部分：（1）舊上海舞廳業概況。（2）禁舞令的出臺。（3）禁舞與反禁舞的角逐。（4）結論。（5）我作口述採訪的情況。出席演講會的有近史所的研究人員遊鑑明、羅久蓉、巫仁恕、連玲玲、孫慧敏、張寧、李達嘉等等。我演講完畢，他們又向我提問，相互研討了半個多小時。總之，我的演講是比較成功的，博得了他們的好評。下午，我應邀參觀了近史所研究人員的辦公室，他們每人均有一間近20個平方米的房間，一面窗戶，一面門，另兩面書架，房內有電腦，又配有助理可以幫助查書，研究條件相當不錯。在張寧的辦公室內，我還與她就其正在撰寫的論文《上海跑馬廳收回運動，1946—1951年》作了長時間的討論。
B、11月3日上午，我應中正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楊維真的邀請，前往該校作題為「中國戰場是戰勝日本軍國主義的主戰場嗎？——與大陸傳統觀點商榷」。前來聽講的有四五十人，大多是該系的碩士生和本科生。我的演講脈落是：（1）按照大陸的傳統觀點，中國戰場在戰勝日本過程中起了「決定性」的、「第一位」的作用，其論據主要有四：中國作戰時間最長，犧牲最大，牽制了日本陸軍的主力，殲敵最多。（2）我認為上述論據本身存在著錯誤。退一步假使都能成立，也不能必然推出中國戰場是主戰場的結論。（3）主戰場應當是主要戰爭行為發生的地域，它應具備如下基本特徵：匯集了敵對雙方武裝力量的主力，一系列戰役直接反映了雙方最精銳力量的較量，其結果既能對輔助戰場產生影響力，同時有決定著整個聯盟戰爭的成敗。（4）在鑑定「日本武裝力量的主力」時，更應該將它現代化的海軍計算在內。（5）中國戰場只牽制了日本陸軍的一個部分，而太平洋戰場不僅殲滅了日本海軍，也重創了日本陸軍的另一部分，並直接迫使日本投降。（4）我的結論是：太平洋戰場是戰勝日本的主戰場。演講從10點20分開始，講至11點30分，講畢又留出20分鐘回答聽講者的提問。他們的熱烈鼓掌聲已充分反映了我的演講效果。
3、參與學術會議、報告會和聽課
A、10月29日至30日，我應邀到臺北市仁愛路四段五O五號國父紀念館「中山講堂」列席了「蔣中正先生與國民革命軍」國際學術討論會。該會由中正文教基金會主辦，中華民國婦女會、國父紀念館、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會主辦。總召集人秦孝儀，籌備委員李雲漢、陳鵬仁、呂芳上、喬寶泰、簡漢生、邵銘煌。與會中外學者共九十餘名，提交論文18篇。在開幕式上，前行政院長、國防部長郝伯村作了題為「我親身體認的國民革命軍」的主題演講。與會期間，我有三點印象最深：其一是郝柏村在發言和回答問題時多次強調，現在的臺灣軍隊已完全實現了國家化，擺脫了黨派控制和脫離了黨派紛爭，只忠誠於憲法及根據憲法選出的總統。其二是明德教育發展協會研究員容鑑光在會上提出，有些與會者在行文及發言時直呼「蔣介石」其名，實屬不敬！應該稱「先總統 蔣公」，至少也應稱「蔣中正先生」。他的發言隨即引起了鬨笑，並招致了某位青年學者的反駁。後者指出，名字就是供人叫的，何況現在舉行的是國際學術討論會，並不是什麼其他形式的會議。其三是與會的將軍和退休將軍多，包括郝伯村在內，應該有十數位。（我在大陸時只見過一個解放軍將軍）開句玩笑，這也許正印證了「國軍將官如麻」的傳言。
會議休息期間，我乘暇參觀了國父紀念館正在舉辦的「世紀蔣宋美齡——走過三個世紀傳奇」特展，這是為了紀念她逝世一周年而作的，展出了許多珍貴的文物與照片，特別是高貴典雅的旗袍、別具巧思的配件和她本人的書畫作品。
B、9月27日，即我到臺後的第三天上午，我到歷史系辦公室出席了歷史系博士研究生張菁華和應俊豪的論文報告會。前者就其博士論文《懲貪風而申國憲——乾隆懲治侵貪案件研究》提出了撰寫設想。後者的報告《打人的下場——中英李義元案與韋德比案（1924年）》是其博士論文的一部分。兩人的評介老師分別是楊瑞松和唐啟華，兩位老師的點評均很認真和精到。（比較而言，我所見的大陸老師要遜色不少）我也向兩位博士生提出了若干建議，對前者，我建議她要注意來華西方耶穌會傳教士所寫的見聞和報告。對後者，我建議要特別注意日籍朝鮮人、日籍臺灣人及英籍香港人在華的案件。
C、我此次訪學的指導老師是政大歷史系的劉維開副教授。9月30日和10月21日下午，我曾兩次聆聽了劉老師為該系碩士生開的中國現代史史料課。劉老師對學術信息極為熟悉，真是令我讚佩。他的課使我對臺灣學術界的狀況和治學方法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4、 對臺灣史學界的一般觀感
臺灣的史學圈不大，大多數「陣地」都在臺北，即使像中正大學、東華大學離臺北有相當距離，但由於交通便利，學者們又都會開車，所以以臺北為中心，進行的相互聯繫和切磋是相當密切的。而且各單位召開的學術會議很頻繁，常常是低頭不見抬頭見。看得出，他們之間的關係總體上是很融洽的。比較而言，大陸這邊的學者們，彼此間的個人接觸不算多，不要說不在同一座城市，即使都在上海，社科院和復旦，復旦和華師大，華師大和上師大之間，也是一年偶爾才能見上一兩面。
臺灣史學界發展得比較成熟，在各方面都很正規化。在大陸這邊，往往升職比較容易，許多很年輕的學者就已經是副教授乃至正教授了。反觀臺灣，即使是成果纍纍、刻苦鑽研的中老年學者，也不過是助教授或副教授。顯然，他們的升職要比我們嚴格得多。而且對學者的考核，無論在質量還是數量上都有很高標準。大陸這邊，發文章在很多情況下要靠人情網，但臺灣各刊物通常都已建立了審稿制度，無論你是什麼樣的人物，有什麼樣的關係，都須經過嚴格的匿名審核，寫得不好就篩下來，合格的才能發表。臺灣的史學期刊講究正規化，無論是論文提要、英文摘要、注釋、關鍵詞等都要求很嚴格。我曾受邀向政大歷史系的學生刊物《政大史粹》投稿，投的是《美援與上海計口授米（1947至1949年）》（我博士論文的一部分），光為規範注釋等輔助部分就搞了近一個星期。
此次訪學，我和政大歷史系學生有了許多接觸。政大的碩士生學制3年，也可讀4年。碩士論文通常很厚，許多相當於我們這邊的博士論文。政大歷史係為其中的優秀之作提供了及時出版的機會，因此許多在職的博士生都已經有了一部專著。博士生最長可讀9年，有充分的時間收資、撰寫和修改。要獲得學位，除了寫好學位論文外，還要經過一系列嚴格的考試。比較這邊，我們三年四年的「速成博士」，實在是有些粗製爛造。就我的初步感覺，無論是聊天還是談學術，政大歷史系的學生都很有邏輯，心氣比較平和，做學問也還紮實，不像這邊的許多學生那麼急功近利，這可能和學制長短有關。對於未來，他們有不同程度的憂慮，主要是擔心畢業後工作難找。據說為謀一個職務，常常有幾十個競爭者。另一個較深的印象是，學生們都很尊師重道，儘管我這次是以學生身份訪問政大，但鑑於我的職務，許多學生仍開口閉口稱我為老師，實際上我比他們歲數大不了多少，實在有些不好意思。
二、在臺生活概況
2003年3月28日至4月4日，我曾應國立國父紀念館之邀來臺出席了第六屆「孫中山和現代中國」國際學術討論會。那次是住賓館，坐大巴士，跟著領隊跑，只是看了一些旅遊地，對臺灣民眾的生活並沒有多少認識。這一次在政大訪學則不同，不僅長時間地呆在臺北，而且還去了南部的高雄和中部的嘉義，是真正地「生活」過了。以下我隨便談談感受。
1、住
政大歷史系安排我住在自強九舍的D234室，和政治系的一位一年級碩士生同住。房間大約有七八個平方米，有電扇、空調、書架、衣櫃、電話、寫字檯（底下有上網接口）和上下鋪。我睡的是上鋪。抵達時，歷史系已預先為我購置了一床鋪子和被子。臺灣的秋季並不涼，這些已經足夠蓋了。盥洗室相隔兩三間，24小時有熱水可供洗澡。裡面放置有洗衣機和烘乾機，只要投入10元硬幣，即可運轉，操作非常簡單。曬衣服可在盥洗室的側間，也可拿到陽臺上去。走廊上有垃圾分類箱，分紙張、鐵罐、塑料等類。每天晚上10點另有垃圾車開到底樓，供學生集中傾倒。房間內雖有電話，但只能接聽，不能打外線。要打外線，須購買電話卡，用底樓走廊上的電話機，這樣的電話機大約有10臺。底樓還有閱報區，每天都陳列最新的《聯合報》、《中國時報》、《經濟日報》等。每一層樓面各有兩間電視房，任何人都可以進去觀看。走廊上還有自動售貨機，投入硬幣後，即可取出所需的可樂、咖啡、方便麵等。這樣的售貨機，在臺灣公共場所隨處能見到，既為消費者提供了便利，又促進了銷售。在自強九舍附近還有一個「販賣部」，裡面生活用品俱全。在大陸，留學生和本國學生是分開住的，但在政大兩者都住在一起。我和同住的室友談話不多，但相處還算融洽，他有時候問我一些學術問題，我也問他一些臺灣的民情。為了不致相互影響，我們約定每晚1點熄燈睡覺。自強九舍在山上，海拔有幾十米高，附近有蔣介石騎馬像（蔣是該校的首任校長）。從宿舍到校門，就是下山，要走15分鐘。儘管有校車來回，但有時還是需步行，畢竟下山容易上山難，每次辦完事回學校，還要上山，就感覺特別累。在高雄時，我住的是親戚家。在嘉義，則住二階堂日式商務旅館。
2、吃
自強九舍的底樓有一個學生食堂，中、晚餐採用的是自助形式，自己選菜，然後秤份量。一般一頓要花六七十新臺幣。半夜還有夜點，三四十新臺幣可購面一碗。我在食堂用餐不多，大多是在販賣部吃盒飯，有時也在外面的店裡吃，價錢和食堂差不多，每份大約60元新臺幣。（臺灣一般食品的物價大約是上海的1至2倍。以一罐口樂為例，臺灣是15元新臺幣，即人民幣4元不到，而我們這邊是人民幣3元。一包長壽牌香菸售新臺幣40元，相當於人民幣10元，我們的紅雙喜牌在上海售人民幣10元，在臺灣則售新幣40元。一瓶金門高粱酒售新臺幣500多元。儘管臺灣的物價比上海高，但他們的收入更高，據說一個教授的月收入要達新臺幣8至10萬元。比較一下房價也很有意思，臺灣的房子以坪為單位計算，一坪差不多等於3個平方米，打聽下來，臺北的房價也大約是上海的三四倍）臺灣人對吃似乎已不太感興趣，無論是宴會還是平時，都吃得較為簡單，而且很少飲酒。臺灣的飯菜，口味和上海差不多，沒什麼不適應的。我在臺灣一個半月，也有不少人請吃飯，但喝酒只有二三次，而且都是點到為止。臺灣人保健意識強，抽菸的人不多，而且幾乎所有的室內都禁止抽菸，菸民也都能遵守。
3、行
此次在臺，我坐過公車、捷運（地鐵）、計程車、私家小汽車，也坐過火車和阿里山的小火車，臺灣的交通令我印象至深。臺北的公車就是公交車，線路極多，而且很空，一般情況下一半的座位都坐不滿，和上海的擁擠狀況相比，真有天壤之別。而且臺灣人似乎對座位並不太感興趣，許多人常常站著，也不去坐空座。公車通常有前後兩個門，一般情況下是前門上，前門下，有時司機也會開後門，方便乘客尤其是老年乘客上車。乘公車可投幣也可刷卡，有的是上車刷，有的是下車刷，每一段需15元，乘二段就需30元。新來者往往搞不清楚自己到底乘了一段還是二段，於是就得問司機。（這一點比不上上海方便，從頭到底無論長短，一律2元錢）臺北的公車許多是私營的，所以為了多攬客，線路往往彎彎曲曲，站與站的距離很短，有的連100米都不到。初到臺北時，感覺全城很大，實際上是在走彎路。公車沒有每站必停的規矩，等車的人須揚手，車上的人須按下車鈴，否則即使到站，車也是不停的。這一點和大陸有明顯不同。刷的卡叫悠悠卡，公車和捷運通用，可在捷徑站購買，卡價100元新臺幣，充值多少由乘客決定，可通過充值機，也可請工作人員代為充值。離開臺北時若未用完，可全數退款。臺北的捷運有五六條路線，最遠可通至淡水，我經常乘的是木柵線和板藍線。就地鐵而言，臺北沒有上海那麼新，有些線路像「老牛破車」。捷運裡的自動扶梯形成了乘客靠右站的習慣，可供趕急的人從左側快速通過。有一次在自動扶梯上有三個婦女（其中一個還抱著孩子）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往後倒，幸虧第四個人是我，我本能地頂住了，她們連聲道謝。計程車的起步價是新臺幣70元，可乘2公裡。我坐過3次，一次從市立動物園到政大95元，第二次從政大到中研院235元，第三次從政大到忠孝復興站是200元。（從忠孝復站可換乘機場大巴到中正機場，需150元新臺幣，需時40至60分鐘）。作為一個發達的社會，臺灣的私家計程車很多，會開車的人也很多。我在高雄的親戚一大家子小汽車就有10輛。儘管我沒坐過摩託車，但看得出臺北的摩託車已到了泛濫的程度，其數量類似於大陸這邊的自行車。有人抱怨說，這都是日本人不好，他們生產摩託車使勁往臺灣銷售，以致搞壞了臺灣的環境。自行車在臺灣很少見，我只見過我88歲的舅公因無法拿駕照，只能騎車。臺灣人一般都比較遵守交通，綠燈有顯示秒數的裝置，這種裝置我在南京等城市也見過，但上海沒有，我覺得它對行人過馬路是很有幫助的。10月15日我坐過從臺北到高雄的火車，11月2日和4日又坐了來回臺北和嘉義的火車。前者的票價是新臺幣820元，需時約4個多小時。後者來回價1080元，單程需時3個多小時。臺灣的火車很乾淨，秩序很好。從嘉義到阿里山的是日據時期造的窄軌小火車，大約需時3個多小時。由於是上山，一路上可以看到不同氣候帶的植物，從熱帶的闊葉林到寒帶的針葉林，真是別有意境。
4、對臺灣社會的一般觀感
儘管民進黨執政以來，政治、經濟狀況在不斷滑落，但社會秩序和運作依然井井有條，並沒有多少亂相。臺灣是發達社會，人的素質要比大陸高許多，儘管在電視裡經常能看到打打鬧鬧，但我一個半月的生活中，從未見到吵架、打架。這一點和大陸的情況正好相反。臺灣人大多很講禮貌，服務意識較強，尤其喜歡說「謝謝」。臺灣的各種場所以人性化服務為準則，殘疾人的專用設備很俱全，而且到處能看到「環保」和「逃生指示」標誌。比較而言，這些年來我們這邊的硬體是上去了，但國民素質真的還需認真反省，在軟體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臺北的街頭巷尾有許多地方和上海很像，但要比上海乾淨。由於發展得早，許多高樓大樓顯得老了，不如上海新奇。儘管臺灣人普遍認為大陸落後，但卻都看好上海，這自然和近年來上海的飛速發展和對外宣傳有關。當然，文化界流行的「老上海熱」也是個重要因素。
臺北的街頭，貓很少，但野狗家狗很多，幾乎是隨處可見。據說臺灣在法律上規定不許吃狗肉，再加臺灣的人性化已延及了狗，所以「狗權」很受尊重。那裡的狗真是悠哉悠哉！若在大陸，這些狗很可能冷不防一悶棍就被打死，拖回去煮著吃了。令我有些詫異的是，臺北的狗雖說長得很大，但不攻擊人，很安全的。要是在上海，再小的狗也可能很危險，最好避而遠之。
由於分隔了幾十年，臺灣人的詞彙和大陸已經有較大差別。有些詞意義相差很大，例如「工讀生」，大陸指的是犯了錯誤送到工讀學校的學生，而臺灣則指學習之外又打零工的學生。「販賣」在臺灣指的是出售、售貨的意思，在大陸則是指非法的轉手倒賣。我初到臺灣，甚至不敢隨便用詞，生怕會被誤會。
臺灣位於地震多發地帶，我在那裡的一個半月中，就發生了多次中強地震，我本人有明顯感覺的有兩次。一次是10月15日中午12時，當時我在臺北車站的小型超市，突然發現吊掛著的電視機在晃動，地板上也有些抖，便馬上懷疑這是一次地震，但看看周圍的人沒有什麼反應，我想這也許是火車通過的震動所致，因此沒有介意。事後得知，那果然是一次地震，震級在6級左右。另一次是11月8日午夜12點，我當時在寢室打電腦，突然感覺房屋顫動，排氣管道聲聲作響，我馬上來到走廊，學生們說這是一次地震。我隨即下樓跑到室外，呆了一會兒，看看周圍的人好像若無其事的樣子，也就上樓回房了。室友回來後說，這樣的地震在臺灣只能算是中等強度，早已習以為常。據第二天報導，這一次也有6.7級。這樣強度的地震，在上海大概十幾年才能遇到一次，在我的記憶中1983年有一次，1996年有一次。10月25日還有一次強颱風襲擊臺灣，暴風雨一整天，我整天呆在房內不敢外出，據說有許多樹被吹到了，損失嚴重，有兩個記者在採訪中被洪水捲走。
臺灣社會是多元的，淺藍、深藍、淺綠、深綠都有。我和年輕人交談，發現他們大多數人具有「臺獨」傾向，只是在方法、方式、時機上各有各的看法。我問他們如果「獨立」的話，你們如何處理與中國及中國文化的關係，他們的回答是「就和新加坡一樣」。老年人中深藍的比較多，有一次在馬路上一個老人發現我是大陸人，就對我說：「我是1944年當兵的，後來來了臺灣，兩個蔣總統真混，鄧小平偉大，在大陸推行國父的民生主義，共產黨還是早點打過來的好。」10月10日是中華民國國慶，我在凱達格蘭大道上看熱鬧，看到兩位老人舉著青天白日旗，大罵陳水扁政府是「偽政府」，「我們的國家不是臺灣，是中國，是中華民國。」臺灣的報紙政治傾向也很鮮明，《聯合報》是藍的，《自由時報》是綠的，訂閱什麼報紙就能看出這個人的政治傾向。
臺灣是「民主」社會，我在政治大學歷史系的一次學生大會上，便領略到了一次「民主」。上文講過，歷史系資料室屬學生自治性質，該校臺灣史研究所向其提出請求，希望能向臺史所的學生開放。為此，9月27日歷史系學生召開了一次會議，有提議，有附議，有辯論，有投票，活像一個「小議會」。像這樣「雞毛蒜皮」的小事，在大陸這邊，只需長官的一句話就決定了，根本不會花那麼多時間。看來，民主雖好，但也需成本。
總之，臺灣社會確實有許多東西值得我們大陸學習、借鑑。我個人認為，兩岸之間當前最重要、最緊迫的，不是別的什麼，而是進一步加強交流，加強彼此的了解，只有這樣才能促進相互進步，彰顯華人在世界上的地位。
此次訪臺，無論對我的生活還是學術都具有重要意義，必將成為我一生中最難忘的時光之一，令我受益無窮。今後，我將努力完成好博士論文，竭盡所能為兩岸的文化交流做出貢獻。
訪學期間，我得到了政治大學歷史系老師薛化元、劉維開、李素瓊及國史館協修吳淑鳳等人的多方照顧，尤其是李素瓊老師為我辦理了繁瑣的手續，她的勤勉和效率令我敬佩不已！
我還要向張正田、劉樹斌、崔光中、陳耀煌、張維屏、張曉威、許朝棟、應俊豪、王文隆等同學的關照表示謝意！
2004年11月18日
筆者在臺北凱達格蘭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