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光宇博士的《朝鮮王朝正祖時期的官方史學研究，1776-1800》即將出版，他希望我寫幾句話以作序言。回想他在南開四年博士期間，腳踏實地、勤奮學習之情景，如今畢業不到三年，就在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完善，刊出這部相當厚重的書稿，故責無旁貸，願意寫幾句話，以向學林推介。
碩士階段，光宇就讀於中國海洋大學，在他即將畢業之際，給我來信談及對中韓關係史的興趣，且說可以閱讀韓文論著，希望報考博士生。當時南開史學史專業正計劃發展中外史學比較方向，而我則考慮培養中韓史學比較方面的人才，既然興趣相投，自然他就成為門下第一位研究中韓史學比較方向的博士生。經過一年多的磨鍊，尤其是在跟我合作完成研究《史記英選》一文之後，光宇的學術研究能力漸漸顯露出來。他很快就選定博士論文題目，希望研究朝鮮正祖（1776-1800在位）一朝的官方史學。
南開有研究中國古代官方史學的傳統。儘管梁啓超、金毓黻等都注意到中國古代官方史學問題，而對此展開全面系統的研究，則主要是由南開諸位先生推進的。在先師楊翼驤先生指導下，喬治忠教授的博士論文《清代官方史學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4年）打開了這個領域的研究之門。隨之，楊先生關門弟子嶽純之的《唐代官方史學》（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喬先生指導的博士生王盛恩的《宋代官方史學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楊永康的《明代官方修史與朝廷政治》（人民出版社，2015年）等一系列成果相繼問世，在中國史學史界有相當的學術影響。最近這些年，喬先生一直在拓展中國古代官方史學的研究，從理論上加以闡述，在具體研究中加以深化。他特別指出，中國古代史學是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雙軌並行發展，中國古代官方史學的高度發達，正是中西史學根本的不同點。他總結出中國官方史學的五個重要特徵：「1.制度化、（官僚）組織化的記史和修史機構；2.官方切實控制和管理下的史籍編纂；3.擁有相當規模和數量的官方史料和官修史書；4.官方的歷史觀與史學思想；5.官方史學的政治作用和學術地位。」（《古代中國官方修史視角下的中外史學比較》，《史學理論研究》2009年第2期）給我們以很大的啟發。同時，他也關注到中國古代史學對周邊朝鮮與日本史學的影響。張光宇的選題正是延續了南開史學史這樣的傳統，將官方史學的研究拓展到朝鮮半島。
古代朝鮮半島歷代王朝，自從統一新羅開始，與唐朝建立穩定的宗藩關係以後，就一直是中原王朝的藩屬國。在一千多年的中朝宗藩關係中，儘管有過波折，但政治上的「事大」臣服，外交上的朝貢使行，思想上的「慕華」效仿，構成朝鮮半島對華關係的基本要素。高麗末期政治家與儒學家李穡（1328－1396）言：「惟我小東，世慕華風。」（《牧隱文稿》卷11《受命之頌》）故朱雲影指出朝鮮傳統的一切以中國文化為本位，是其文化的一大特色。作為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古代朝鮮史學，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史學傳統的分支，是中國古代史學傳統的演變與發展，但朝鮮古代史學在學習中有變異，在模仿中有創新。如果說中國古代史學是官、私史學雙軌並行發展，私家史學擔當創新與發展的話，朝鮮半島的史學則可以說是由官方直接主導，私家史學一直處於從屬與附庸的地位。而且越到後來，王朝對史學的控制愈加嚴格，甚至國王直接參與，親自主導，朝鮮正祖國王就是這樣一個典型個案。
本書《導論》和結論外，主體七章。首章介紹正祖時期的文化政策，將其政治文化背景加以介紹。接著依次介紹奎章閣的成立及其所編印的書籍；《日省錄》創製的原因、體例、內容與評價；正祖朝對《朝鮮英祖實錄》的纂修與《景宗實錄》的修正；《國朝寶鑑》的續補；「義理史書」的編纂；最後選取《宋史筌》《史記英選》《陸宣公奏議》為例，討論正祖君臣對中國史書的改撰；這些構成全書的主要內容。最後兩個附表，《朝鮮正祖時期奎章閣參編書籍情況簡表》和《正祖時期官方史學大事年表》，完整呈現了朝鮮正祖一朝官方史學的全貌和特徵。綜合而論，正祖朝官方史學的特點有三：
第一，如果說中國古代官方史學中的「官方」，僅指朝廷，還是一個相對模糊的概念，那么正祖朝的官方史學中的「官方」，則可以明確是指正祖國王本人。因為正祖國王直接主導，時常御撰，親自審查，正祖朝官方史學就是正祖國王個人政治思想的體現，是以他為主導的一系列官方史學活動。某種意義上說，如果離開了正祖國王本人，正祖朝的官方史學無從談起，這是毋容置疑的。
朝鮮王朝以儒學立國，在五百年的歷史之中，出現過數位對文化建設極為熱心的國王。朝鮮世宗國王（1418-1450年在位）喜讀詩書，指令鄭麟趾、申叔舟等創立諺文，親自頒布《訓民正音》；督令完成紀傳體《高麗史》的編纂。世宗時期朝鮮文化蓬勃發展，影響深遠。正祖也是一位世宗式的國王，他自幼好學，每日手不釋卷，竟有「讀書大王」的雅號。從王世孫時期開始，他就開始編書，當了國王以後，御製各類書籍甚多。正祖即位年（1776）九月，創立奎章閣，主導朝中藏書、編書、刊印書籍等事務，一大批「北學派」人士如樸趾源、樸齊家、李德懋、柳得恭、成海應等都任職於奎章閣，隨侍正祖左右。他們倡導「北學」，呼籲改革，既是朝鮮「實學」文化的倡導者與踐行者，也是官方史學的參與者與編纂者。
中國歷史上也出現過御撰史書，梁武帝曾主持編撰六百卷《通史》，「躬制贊序」；唐太宗也曾御撰《晉書》四篇論贊；乾隆皇帝也有過《御批通鑑輯覽》，但都只是偶爾為之。而正祖國王對於書籍編纂，則可以說是一生痴迷，貫徹始終。他廣涉經、史、子、集四部之學，留下了卷帙巨大的個人文集《弘齋全書》，不僅在朝鮮王朝是獨一無二的，在世界歷史上也是極為罕見的。他自編大量書籍，御製目錄書《群書標記》，按「御定」「命撰」等分類，收錄他參編的153部近四千卷的書籍；晚年成《四部手圈》，乃是他編選的若干部中國經典的結集。正祖朝幾乎每一部重要官修史書，都與國王分不開，很多史書正是因為正祖的倡議，才編刊出來。正祖就是當朝官方史學的主導者、組織者、編寫者和監督者，他是官方史學的核心。這是任何中國皇帝都無法比擬的，是絕無僅有的。
第二，正祖朝官方史學，並非純粹的史學活動，是正祖國王日常政事中極其重要的一部分，是他治國理政中的重要一環。正祖之所以如此看重修史活動，有一個很重要的政治原因，就是他對自己的處境，很有危機感。他十一歲時親見父親思悼世子餓死於木箱之中，此種強烈刺激，影響終身。朝鮮後期黨爭激烈，兩班政治相當黑暗，國王一直處於相對弱勢的地位，正祖的政敵隨時想加害於他。外戚金氏虎視眈眈，他在加強提防的同時，更要從思想上進行教育，以強化王權，這給他編史以強烈的動力。
朝鮮王朝英、正時期（1724-1800）被譽為「朝鮮後期的文藝復興時期」，他們二人都致力於文化事業的建設，推行蕩平政治，打破人才任用的門第觀念，重用下層中人。正祖深受英祖的影響，通過修史活動，親自主導對儒生、百姓的儒學教育，加強日漸式微的朱子學教育。英祖時期就編修了很多史書，正祖效仿之時，予以補充、修正，如修正《景宗實錄》，修訂《文獻備考》，續補《國朝寶鑑》，都是完成英祖未竟之業，所以正祖重視修史，某種意義上也是弘揚英祖以來的文化政策。
同時，在處理對清關係時，「尊王心法，列聖相傳」。尊周思明是朝鮮王朝臣服清朝以後，相當長時期內的基本國策。仁祖被迫臣服，孝宗倡導「北伐」，肅宗建造大報壇，英祖時期大量編修明史、宋史等中國史書。正祖時期則延續這樣的思想，儘管其對清意識已經改變，與清關係也日益融洽，「北學」思想也在流行，但祖宗之法不可變，於是就編修義理類史書，既保存列朝尊周史實，亦表明正祖時期繼續弘揚，故《國朝寶鑑別編》《尊周彙編》《明義錄》《莊陵配食錄》，一系列史書亦得以編纂，以表達其「尊明」義理。
第三，跟中國明、清官方史學相比，朝鮮史館機構更為健全，這給正祖朝官方史學以制度上的保證。明、清時期中國專職史館機構已經不存，被併入翰林院之中，或者設立臨時性的機構，朝鮮王朝則完全不同。春秋館、藝文館為專職史館，其他相關機構如承政院、備邊司、成均館、奎章閣等等，都有修史任務。朝中幾乎每個機構都有纂修本司職掌的義務，修史成為他們日常不可或缺的工作。朝中史官眾多，活動頻繁，這樣也就留下了數量龐大的各類史書，《時政記》《承政院日記》《備邊司謄錄》《日省錄》等等，都是朝鮮王朝相應機構所編。相比之下，《朝鮮王朝實錄》不像明清實錄那麼重要，因為在實錄編修之前，眾多原始史料都得以留存。加上還有臨時性編修的眾多官修史書，數量極為龐大，史料價值亦高，這是朝鮮私家史學無法比擬的，所以朝鮮私家史學只能是官方史學的附庸和補充。
這樣的特點，也就決定了正祖朝官方史學的獨特價值，受到韓國學術界多方重視，成果甚多，但全面系統的研究成果尚闕，中國學術界則幾乎是空白。本書在爬梳豐富的原始資料基礎上，又關注到中韓學術界的研究狀況，在中朝史學比較視野之下，並不拘泥於具體史實的陳述，也避免限於一國史研究的狹隘，展開相關論題的研究，因而提升了本書的價值。中國學術界對中朝史學比較與朝鮮史學史的研究，還處於起步階段，本書的出版，將極大推動這個領域的研究，由此也充分體現出本書的學術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