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7日，由中國政法大學比較法學研究院主辦的「法學知識的全球化——比較法傳承與發展」研討會在北京成功舉辦，本場研討會也是我院「比較法傳承與發展」暨建院十周年系列國際學術會議其中的一場。
來自中國政法大學、華東政法大學、清華大學、英國布裡斯託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西北政法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島大學、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深圳大學等國內外十餘所單位的20多名中外法學家參與了本次會議。本屆研討會的與會學者立足實踐、深耕理論，就法學知識的全球化進行了廣泛而深刻的討論。
開幕式由中國政法大學比較法學研究院朱明哲副教授主持。比較法學研究院院長解志勇教授發表致辭。解志勇教授回顧了比較法學院的十年奮鬥歷程，介紹了比較法學研究院的國際化建設，展望了比較法學研究院發展方向，對各位與會嘉賓的參與表達熱烈的歡迎。
華東政法大學教授、中國法學會比較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李秀清教授致辭。李秀清教授指出，法學知識的全球化是當前比較法學者、國際法學者、法理學學者與法制史學者非常關注的話題。無論是歷史還是當下，人與人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衝突的產生在於相互的誤解。本次研討會不僅可以加強與會學者相互的理解，也可以從古今中外知識傳播的過程了解法學知識全球化的過程。
本次研討會由「比較法與法學知識傳播」「歷史中的法學知識全球化」「國際法與法學知識的全球化」與圓桌會談等四個單元組成。
第一節研討由中國政法大學比較法學研究院王志華教授主持，圍繞比較法與法學知識的傳播展開討論。清華大學法學院魯楠副教授將法律移植放在全球化背景下進行了深刻的剖析。魯楠副教授在報告中主要討論了「一帶一路」倡議中的法律移植問題，分析了中美兩國在推進全球法律移植過程中存在的相似性與差異性，提出了中國在「一帶一路」戰略中的法律移植應當思考的五個核心問題與應當避免的五個觀念陷阱。
英國布裡斯託大學副教授Tomaso Ferrando對全球價值鏈時代的比較法進行主題發言。Ferrando副教授認為，構建比較法和全球價值鏈之間的交流，可以重新發現地方主義、地域性、文化主義和複合性的重要性；全球價值鏈對於「關係方法論」的看法與法律移植的動態理念相同。
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馬劍銀副教授對比較法中的同名異物與同物異名發表了自己的看法。馬劍銀副教授認為，除了共性研究，差異研究也應當是比較法研究的重點。差異未必能夠消弭，未必可以通過「共同性」來改變，而是需要「理解」與「包容」。法律趨同可以是一種結果，但不能是一個目標，以法律趨同為目標可能會引起新的分歧。
中國政法大學比較法學研究院李曉輝副教授以「知他者之法，方可知自身之法」為題，圍繞比較法中的「自我」與「他者」進行了辨析。跳出比較法方法論的窠臼、矯正對立的「自我/他者」關係，一方面要完善自身理論與制度的體系化，另一方面要經由法律比較，發展和構建自身話語體系和敘述方式，注重溝通和輸出，並為西方法發展提供某種反觀自身的參照。
在評議階段，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Assaf Likhovski教授提出了在21世紀，中國在建構完成自己的法律體系後將其移植到別國的可能性。Likhovski教授首先探討了美國、英國等國家向世界其他國家進行法律移植的實踐。他指出，美英等國主要採用了「軟」移植的方式，如派遣傳教士、在其領土之外設立大學等。其次，他認為，在法律移植的過程中，需要獲得著重強調的應當是法律體系背後的「價值」與「哲學」，而不是將目光僅僅投在如何「影響」別國之上。
西北政法大學講師王進博士認為，「一帶一路」戰略不僅是經濟戰略，而且是文化戰略、政治戰略；不要通過立法使法律移植過度政治形態化。對於全球價值鏈議題，當所有國家轉型設計者時，誰來承擔製造者的角色，全球價值鏈應當如何繼續完整化，這些值得繼續思考。自我認知是觀照他人發現不同時產生，差異本身與一般的概念同樣重要。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劉洋助理教授表示，在全球價值鏈語境下，要區分區域內與區域外關注的焦點。「一帶一路」過程中的法律移植不是經典的法律移植，但將法律移植變成廣義的法律移植，會包含不同的位階方法，法律移植本身會失去分析的力量。在法律東方主義下，「他者」由西方定義，「他者」的選擇本身是一種構建。
Ferrando副教授表示，從中國的視角來看待比較法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話題，因為很多世紀以來，中國一直與其他國家通過貿易等方式交流互動，與整個世界有著緊密聯繫。Ferrando副教授在評議中側重分析選擇(selection)與分配(distribution)這兩個方面。首先，他認為所有的學術作品都體現了選擇這個特點，我們選擇「自我」與「他者」、也選擇「法律」與「非法律」。其次，分配是一個具有政治意味的問題，他認為，人們總是忽略在不同地方的不同形式的法律的建構問題。因此，中國、歐洲和南美的法律體系的「價值鏈」問題並非僅僅與各國本身的法律有關，也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法律相關。
第二節研討由中國政法大學比較法學研究院李曉輝副教授主持，圍繞歷史中的法學知識全球化展開討論。華東政法大學李秀清教授對19世紀中國法的西方繹述進行主題發言。李秀清教授以《印中搜聞》、《中國叢報》與《中國評論》三份重要的西方漢學期刊為例，從側面探討、總結19世紀西方人看待中國法的視角、觀點，及其變化、傳播、影響。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孫家紅副教授對歐洲漢學家筆下的中國法律形象之轉換歷史進行介紹。從13世紀馬可波羅時代算起，中國法律文化在歐洲的傳播以及歐洲的中國法律形象的塑造，經歷了一次次從正面到反面，再經反轉回到正面的變換過程。歐洲啟蒙時代思想家對於中華帝國的負面描述和討論對後來中國法律的負面形象也未起到決定作用。鴉片戰爭以後，中華法律的負面形象樹立起來。二戰以後，歐洲漢學家對中國法律的歐洲「偏見」進行反思與檢討。
青島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陳霓珊博士以愛斯嘉拉對民國時期中國法的論述為切入點，討論了兩種類型的外國顧問。以愛斯嘉拉為了代表的「學者型」顧問認為，法律改革應當統籌考慮中國的過去與未來、法律與社會的關係；以寶道為代表的「應用型」顧問主張依照西方模板改革中國法制。他們提供了中國法律近代化所需的外國「先進「法律知識、通過翻譯和著書立說傳播中國法律。
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法學院Assaf Likhovski教授針對大英帝國在殖民地的「法律實驗室」進行報告。Likhovski教授從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印度法律教育史入手，隨後分析當時在印度出版的法理學教科書與20世紀初在印度出現的新類型著作——以西方法理學理論為基礎研究印度法律的著作。最後，Likhovski教授把這一發展路徑從印度擴展到埃及、巴勒斯坦等大英帝國的其他殖民區域。
在與談階段，清華大學法學院陳新宇副教授認為要通過動態與靜態結合的視角研究西方對中國法律的敘述話語。對西方漢學的研究，需要擺脫過度自卑或盲目自信的的心態，並且要注意動靜結合。陳新宇副教授贊同陳霓珊博士對於兩種顧問的分類，並且建議可以在中法語境與中日語境下進行比較研究。陳新宇副教授贊成「法律實驗室「的創新價值與其中的民族主義的作用，但仍要思考，用西方法律概念來描述本地法律時，研究的是「中國的法律史」還是「在中國的法律史」。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尤陳俊副教授認為，《印中搜聞》《中國叢報》與《中國評論》主要展示的是英美的視角而非歐陸視角，他們更多的是南方的親歷視角而非北方的傳聞視角。在研究西方漢學的過程中不僅要注意到中國的變化，也要注意到西方學術背景的變化。尤陳俊副教授認為，西方對於中國法律文化的態度並未反轉，而是對前輩漢學家的過於偏頗的表述進行反思。尤陳俊副教授建議，當研究愛斯嘉拉與寶道時，可以將龐德一起進行比較。
第三節研討由中國政法大學比較法學研究院比較法學研究所所長薄燕娜教授主持，圍繞國際法與法學知識的全球化展開討論。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劉洋助理教授認為，對於國際法可能失去普遍性的擔憂是一種錯覺，普遍性不等於共同。拯救國際法普遍性的關鍵在於通過對普遍性的重新理解來進行重新想像。
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講師車路遙博士介紹了評估法律全球化的三個分析維度：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論。不同於經濟發展的過程，法律全球化並非是線性的，而是螺旋式上升的。當本體論層面的發展遭到阻礙的時候，全球化進程可能會在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層面上被觀測到。
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Emanuel Castellarin教授就投資者-東道國區域性爭端解決機制全球化的可能性發表了見解。Castellarin教授分析了歐盟與中國爭端解決機制的具體實踐，並考察這些實踐能否以及如何在全球範圍內對投資者—東道國爭端解決機制改革和相關法律知識發展產生影響。
在評議階段，Ferrando副教授認為，當前的世界是在不斷變化中的，對於許多問題的共識與分歧也在不斷改變，我們看待問題的方式與觀點也因而需要改變。在國際貿易高速發展的今天，我們法律從業者面臨著如何應對變幻莫測的世界經濟形勢帶來的考驗。儘管有許多不確定因素存在，但可以確定的一點是，我們不能再使用唯一的標準、概念去解決以上問題，比如，在國際法上「和諧」的涵義仍有待商榷。
上海外國語大學法學院講師杜康平博士認為，當西方學者提出普遍性焦慮時，可能是對人類共同想像的缺失與難以達成共識的焦慮。評估法律全球化的三個分析維度為「一帶一路「遇到的問題提供合理化的解釋，」一帶一路「戰略有反覆但是仍在前進中。國際投資仲裁體系和環境體系共同生存、相互對話，在現在的國際投資仲裁領域中，意識形態體系與投資仲裁的交互變得越來越重要。
圓桌會談階段由李秀清教授主持。北京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羅帶由郭嵩燾及其使團入手，介紹郭嵩燾團隊對於西方公法的學習、對於西方法政的態度。王進博士認為，存在歧視與誤解是因為缺乏分享。宋旭光博士表示，法理學的研究也要像比較法研究一樣，關注對於實踐的研究；經濟反全球化時代下，仍然要重視法學知識的全球化。杜康平博士表示，比較法的視角對於國際法的研究是非常有益的擴充。孫海波副教授介紹特殊法理學與一般法理學的區別，分析了比較法哲學的研究背景，提出比較法的「法「的含義應當進一步予以討論。孫家紅副教授認為要從更長的時間維度入手研究西方對於中國法學的印象轉變。Castellarin教授強調，中歐投資爭端解決機制改革路徑本質上的共同之處在於，二者認可必須考慮發展中國家的狀況。車路遙博士就國際經濟法系統的一體化和趨同化進行進一步闡釋，跨國公司與國家共同推動全球化。劉洋博士認為，」他人與自我「，」共同與差別「，」中心和邊緣「是貫穿國際法與比較法研究的核心問題，但學者在學術研究中不可以被這三組概念困住。
研討會閉幕式由中國政法大學比較法學研究院朱明哲副教授主持。朱明哲副教授表達了對於與會嘉賓的感謝，各位與會嘉賓的積極參與及認真準備使本次會議超越了簡單化的思維模式，超越了國家與學科的邊界，超越民族國家的界限。
王志華教授在最後的會議總結中指出，經濟的發展來自於解放生產力，但法律方面的生產力尚未完全放開，精神尚未完全放開，期望我國的法學研究有更大的發展，中國比較法、法理學與國際法的未來寄托在在年輕學者身上。最後，本次研討會在與會嘉賓熱烈的掌聲中圓滿落幕。